马克思•韦伯的“价值无涉”强调学术研究的客观性与自律性,体现了在事实之真基础上对人性之真的启蒙性追求,启发文学理论在研究过程中避免外在价值评判对客观事实的扭曲与遮蔽,保持研究的科学性。同时,“价值有涉”是文学理论研究的必然导向,一方面,文学理论对文学对象的特性分析本身就包含着价值评价;另一方面,理论前瞻与实践引导的学科目标也使文学理论需要采用价值性视角。因此,“价值有涉”与“价值无涉”是文学理论发展的必然选择,双方都无法独自满足文学理论的发展诉求,如何实现二者的平衡成为文学理论的价值性难题,我国文学理论界对这一问题的讨论体现出对多元价值标准介入的忧虑。对此,“文学是人学”的观点启发文学理论以复归本真人性为尺度,规约多元价值标准对文学发展的评价,推动人性超越异化,在文学审美中实现升华,达成个人性与人民性的融合,最终实现价值性与科学性的平衡,为文学理论的价值性难题提供了解决方案。
汉魏是中国美学史、艺术史上一个独特的单元,乐论是展示这一时期美学风貌的重要窗口。从发生学的角度,“和”的重要源头是音乐,在先秦乐论中初步形成了天地之和、人性之和、社会之和的基本维度,并具有内在联系性。汉魏乐论一方面将具有巫性色彩的神秘之“和”向相对客观的“气和”方向发展,另一方面也促进了更具人间性和现实性的“美和”观念的产生。“气和”向“美和”演进的过程是中国艺术逐渐走向自觉的缩影。其后,伦理性、政治性乐论虽一直存在,且时有凸显,但“美和”所蕴含的“音和”与“器和”维度,则锻造了新的审美准则。历史地看,唐宋时代对“淡和”、明清时期对“感官之和”的推崇,以及整个社会对琴器的重视,都是汉魏审美品味的余续。
“经典”一词的泛用已经成为常态。在中西方古典时期,“经典”具有普遍性和权威性的本体论意涵。在现代性语境中,“经典化”的开展往往基于美学和史学两种途径,“传统”是文学作品成为经典的历史前提。在“后现代”的语境中,“去经典化”的倾向会通过揭示经典生成的审美效应和历史过程,对其背后可能存在的意识形态操作进行批判性审视。这种倾向使得“经典”概念日益失效,因此,有必要再度回到文明传统脉络以重启“经典”的活力。
中国音乐之所以具有“中国性”,离不开中华传统美学的滋养,中国音乐的传统美学基础主要体现在美学之元、技术之道与审美之境三个维度。声、音、乐是构成中国音乐的传统美学三元,而“乐”是在宇宙论和生存论中建构和发展的,使得中国音乐之“技术”既蕴含“形而上”——在理念层对音乐文化整体观的承载,也包含“形而下”——在经验层对音乐感性音响模态的把控手段和能力。“律—调—谱—器”建构了中国音乐理念层的音乐文化整体观,“字—腔—曲—韵”建构了中国乐派经验层的感性音响模态,中国传统音乐独特的技术美学蕴含着乐理和乐感,其艺术风格则外显于“声音”。中国音乐的审美之境是意象、意境与气韵的统一,中国音乐艺术实践应当传承“以象呈意”或“以象达意”的传统表现方式,从而更好地明确中国音乐的中国身份和发展道路。
跨媒介的中国传统艺术主题具有多样与稳定的特征,这意味着媒介形式差异与审美经验共通性之间存在“异”与“同”的张力。“艺格敷词”的意涵生成史为认识该问题提供了有益借鉴,但也暴露出西方思潮中媒介属性的固化与艺术门类分立的弊端。而“诗画一律”说使不同门类与媒介之间建立起了本质的联系,强调了人类感知经验的整体性与不可分割性。这种认识有其哲学渊源。经过王弼的阐发,魏晋时期的“言意之辨”将最高的审美理想赋予了艺术主题,媒介作为工具与手段有其明晰通路,即由“象”达“意”,从而引发了中国艺术批评史的广泛回应。知性的悬置超越了媒介的壁垒,为当代的媒介神话提供了反思的立场。
约翰•凯奇在1952年创作的《剧场片段1号》(被称为第一件“偶发艺术”作品)和《4分33秒》,代表了当代艺术“跨媒介”的两种创作方式:一是多种艺术媒介并置的、纷繁喧闹的“有的艺术”;二是完全取消传统艺术媒介的、“沉默”的“无的艺术”。通过回溯20世纪40年代至60年代欧美文化思潮(萨特、巴特、阿多诺、桑塔格)和同时代艺术现场(凯奇、劳申伯格、坎宁安、卡普罗)的互动,本文从三个层次剖析当代艺术的“跨媒介”本质:从艺术形式看,当代艺术的“跨媒介”是对现代形式主义的超越;从出发点看,是对“劣势”文化身份的超越;从落脚点看,是尝试跳出现实非此即彼的两难选择,探索重回自然本性的“第三条道路”。
作者不同的生命阶段和审美偏好,构成了中国传统诗话的生成语境。诗人在青春与老年时不同的生命气质,会形成不同的诗歌风格,也在诗话中生成了两种同时存在的审美趣味,并对应了诗话中旷达闲适与愤激叛逆两种角色定位。这温润的长者之风、锐利的少年之气,是传统诗话研究中富有生活情怀的独特问题。
孟启诗话视域下的人物风雅书写,可以归结为三点:一、人物“嘲戏”般的“幽默”建立在对人性底色的深切认知上,如颜延之的“嘲戏”,更能彰显不卑不亢的文人风雅;二、众美至情至性的背后,不得不面对命运被权力操控的无力感,正是这种无力感,才显得抗争更为可贵;三、孟启诗话品评的“平等”视域,更有助于呈现人物的风韵风雅。诗人、美人勇毅果敢的性情以及诗话品评者的“平等”视域,才是“本事批评”的特色,更是中国古典文评的景观
诗话中的“疏野”之境,是一种“天放”境界,与中华古典文化中“野”的概念发展紧密相关。在传统文化中,庄子、孟子、荀子以及《吕氏春秋》对“野”都有过阐释,嵇康、陶渊明、苏轼等在诗歌中对“野”趣都有过创作实践,这些都推动了“疏野”诗学的发展。晚唐诗论家司空图以人的生存状态来彰显“疏野”的诗学理念,将生存与疏野加以诗性融合,并影响到明清诗书画的艺术境界。
音乐与语言具有相通性,尤其在表情音调方面。但音乐具有自身的逻辑和表现性,因此不能仅仅在与语言比较的外部关系中描述音乐材料的特性,需要从音乐材料本身出发,对音乐表现作现象学研究,研究音乐表现中声音的功能和非语义性特征,才能完整地阐释音乐。
当下“人人都是批评家”的“狂欢式”批评背后隐藏着“圈层化”的危机。“圈层化”不仅是数字时代社会关系的基本特征,也是当前uedbet全球体育批评的主要问题。在由“学术圈”“自媒体圈”和“饭圈”构成的批评生态中,每个圈层都建构了一套具有独异性的“批评密码”。实际上,这种“圈层化”的痼疾既与数字资本、消费主义的扩张紧密相关,又与人文学术研究本身和现实问题的隔膜有关,体现了批评话语生成机制的异化,由此造成了数字时代uedbet全球体育批评的有限性融通和公共批评的丧失。为此,我们主张一种融合历史学与现象学、尊重文本经验与阐释批评、倡扬多样化与在场性的“新感受力批评”。它以更纯粹的姿态直面数字时代的uedbet全球体育现实,不仅为我们提供了一种数字时代恢复感知批评的新契机,也为未来uedbet全球体育批评的发展提供了有益的探索。
中国古典诗画关系有一种“诗本位”现象,即以诗为中心探讨诗画关系。从文化层面而言,诗是中国艺术的文化高位乃历史实然,“诗性”成为了中国艺术和文化的依归和标准,有时“诗性”甚至惯用为“情性”代名词,于是“诗性”就是主体维度的艺术本体论概念。从艺术层面而言,中国古典诗画关系是平等的,诗画艺术都在各自功能层面取长补短、相互借鉴,走向诗画融合,所以好的诗画作品兼具“写意和写实”“写景和抒情”等功能,无有遮蔽。“诗画一律”是中国古典诗画关系的核心观念,“诗本位”现象并不妨碍诗画在艺术层面的平等,并且自觉走向“诗画融合”的中国艺术史发展潮流。
比象思维作为中国古代的一种独特思维方式,非常注重以直观的方式把握天地万物,并且将人事与自然相关联,力图在对自然万物的观照中体认事物背后所蕴含的意义。受此影响,中国古代艺术非常注重对作为本源依据和最重要对象的天地之道的整体性直观,强调以审美的心胸去体证大道。而生生之谓道,道最根本的特质就是其生长化育的功能,这种功能彰显的是一种生命精神,而这种生命精神就体现于动态的结构和节奏之中,因此,中国古代艺术对道的比象,就是对生生之道的结构性比拟和节奏化模仿。这种比拟和模仿是通过观物取象创造出有意义的艺术形象来实现的,也即意象式比类,这一点多见于古人对艺术风格和优劣的品评之中,古人的品评多采用比喻、类比的方式,其中内含着古人对意义和价值的追寻和体认。这种追寻和体认,有赖于艺术主体性情的加持。艺术对道的比象,既是对大道的证悟和形象化表达,又是对主体性情的真实书写,也即在艺术中实现对天地之道的体悟和对主体艺术精神的抒发。
当代意识是指中华人民共和国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实践中形成的社会意识,是与革命文化、现代文化相关但又不同的时代精神。相比20世纪50年代创造“当代”文化、七八十年代之交重提“当代”,近些年在中国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和世界格局巨变的背景下出现了一种新当代意识。这表现在三个层面:一是重建传统与现代的连续性,如“国风”、古风等传统文化的兴起;二是弥合革命与现代的分殊,确立更具主体化的中国位置,如一些新主流商业电影反映中国式现代化的经验;三是改变中国落后于西方的现代焦虑感,讲述更平等、更多元的中国与世界的关系。这些新当代意识为呈现更有文化自觉的中国故事和世界故事提供了新的历史契机和可能性。
以人为核心、“成人”为目标的美育,对人的“全面发展”能力的关注,超越了对人的一般知识能力要求。艺术虽是一种通向“成人”目标的功能路径,但它并不天然地构成人的美育,艺术史更具有某种间接性。艺术、艺术史与美育发生具体关系的根本,在于能够超越一般知识构造的内化追求,在自身内部形成与美育“成人”目标的有效对接。在实践路径及手段层面体现美育育人的“化人”成效,是艺术、艺术史与美育关系建构的基本落脚点。
概念艺术作为一种艺术运动已经过去,但其留下的理论阐释空间还未充分展开。作为问题的概念主义,更新了艺术本体论的基本框架。勒维特和科苏斯的理论文本分别代表概念艺术两种基本理论形态。勒维特的两个理论文本《概念艺术断片》与《概念艺术语句》为概念艺术建立起了最初也是最重要的话语条件,科苏斯的《哲学之后的艺术》确立起了概念艺术的本体论。概念艺术虽然作为现代主义艺术的对立面出现,但却继承和发展了现代主义的自我批判能力,将艺术与哲学结盟,从而不断强化艺术的认知和批判功能。无论是过去还是现在的概念艺术,只有不断根据语境发挥批判功能,才能迎来生机和出路。在这个意义上,概念艺术乃是永远未完成的批判性的计划。
本文通过对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国文联十一大、中国作协十大开幕式上的讲话这一重要文本的系统梳理,阐释其中富有创见和深刻意蕴的新思想新论断新表述新要求,阐发马克思主义uedbet全球体育理论中国化时代化的重大开创性贡献和历史价值。
本雅明曾在《德意志悲苦剧的起源》中使用的讽喻概念,经过诸多学者的阐释后,在后现代艺术批评领域得到了进一步落实和发挥。彼得•比格尔在1974年的《前卫理论》中,开始把讽喻概念用来解释前卫艺术的美学特征,在接下来的十年,讽喻成为后现代艺术批评的关键概念之一,这个过程可以说是本雅明讽喻理论的视觉艺术转向过程,其中本雅明的理论也被后现代化了。彼得•比格尔建立了讽喻与蒙太奇之间的联系,建立了讽喻的视觉化和前卫艺术面孔;克雷格•欧文斯通过杂糅本雅明、保罗•德曼和罗兰•巴特的理论,建立起讽喻的解构主义面孔,并指出所有后现代主义艺术的特征即是讽喻;本雅明•布赫洛将讽喻概念与本雅明后期思想进行关联,对此概念进行了马克思主义的阐释,塑造了讽喻的政治化面孔。无论是欧文斯还是布赫洛,他们二人对讽喻的阐释最终都落实到对美国“图像一代”作品的阐释之中。讽喻成为确保“图像一代”作品具有文化意义的核心概念。
中国古代uedbet全球体育批评话语很早就与权力话语结缘,在汉魏之际成为清议运动的内容,当时uedbet全球体育批评的发达与人物批评有着直接的关系,成为一种人脉资源。在发展过程中,形成了多种形态,既有社会历史的因素,又有uedbet全球体育内在规律的涵濡,发挥了不同的功能与作用,需要仔细的分析。作为一种古典文化资源与话语形态,近现代以来,经过思想家们的改造,可以融入现代uedbet全球体育批评形态之中,推进现代文明的发展。
阐释行为的自由及其限度问题,是阐释学理论的核心问题之一,也是当前学界争论的焦点。相比于哲学、文学阐释学对此问题的广泛深入探讨,艺术尤其是图像阐释领域则鲜有作针对性的研究。英国艺术史学家贡布里希在其错觉主义观中深刻而辩证地认识到图像阐释的自主性和边界问题,于我们无疑具有借鉴和启发意义。因此,有必要再回到贡布里希,探究与图像阐释自由有关的先见、预测与投射等多元化视觉主动性,及与图像阐释限度相关的手段、传统与结构关系等图式制约性,并寻求图像阐释自主性和边界之间的张力和平衡,为读解恰当的图像意图和检验阐释的有效性提供理论和方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