魏晋时期,“身体”受到前所未有的关注,以往的身体观念被摒弃,新的身体观应时而现,《世说新语》是魏晋士人身体美学观的集中体现。魏晋士人将身体看作身心合一的结合体,进而思考身体如何与世界相处。在魏晋士人身体美学观念的背后,隐藏的实则是他们对于人生、世界和自我的思考,以及对于追求理想和回归现实的巧妙处理。魏晋士人的身体美学观不仅可以与西方身体美学观对话沟通,对中国当代身体美学观也具有一定的借鉴价值,它告诫人们缺乏感觉、单纯物质性的肉体并非真正的身体,人们应该通过身体体验身体自身的魅力和审美多样性,而不可仅使其成为一种获取超额利润的附庸和消费品。
“审美感通学批评”是一种立足于中国本土感通思想,以“审美感通”为始基,以“面向作品本身”为第一原则,以“再植灵根重续慧命”为基本意向,以探讨作品、作者“生命境界与内在智慧”为核心旨趣的新型审美批评。展开来说,其特质主要在于“感通”二字,其旨趣主要有二:一是探析作品中隐蕴的生命境界和人生智慧,并纵横勾连交互阐发,接通历史文化命脉;二是探讨作品中隐含的诗性智慧,建构文本诗学,丰富本土文论话语。这两种旨趣可融合为一,共同指向当代文化创造。审美感通学批评不仅是一种努力切近uedbet全球体育作品本体的批评方法,更是一项致力于“再植灵根重续慧命”的精神事业。
设计叙事主要有静态叙事、动态叙事以及静态和动态结合叙事三大门类,每个门类下又可区分为不同的叙事类别。静态叙事是指没有情节发展变化的设计叙事,所“叙”内容往往表现为一种“事理”“理念”。动态叙事是指具有情节发展变化的设计叙事,所“叙”的往往表现为一种“事件”“故事”。随着时代社会的发展、科学技术的进步,设计中的叙事也会发生变化,出现新的叙事类型,叙事的效能也大大提高。
纪录剧情片是纪录片与剧情片虚实相生、跨界融合的产物,它用讲故事的方式对来自真实生活的原始素材进行艺术化的处理,采用故事片的手法进行情景再现和叙事建构,以一种更加大众化、平民化、贴近性的精神面貌面向更多层次的观众群体。本文追溯纪录剧情片的历史渊源,对这一影视艺术形态的本体属性、建构框架和运作机制进行研究和分析,探讨纪录剧情片如何平衡纪实性内核与故事化创新之间的关系。
克里斯特娃是一位观点鲜明的理论家。她对西方传统符号学理论中的“文本”概念和理论作了继承和重新阐发,尤其凸显了主体依赖“诗性语言”不断参与并打破现象界符号系统的层面,开启了一种主体凭借原初力量自我生成的激进解放视野。克里斯特娃这种蕴含诗性主体的文本理论具有浪漫主义、表现主义的特征,其核心根基在于文本内在无限性中可能创造的主体的内在无限性,对于推进当下中国的uedbet全球体育理论研究具有借鉴意义。
当代中国的美学有三个资源,即古代美学、外国美学,以及20世纪以来形成的现代美学。这已经构成了我们的常识。本文所要强调的是,这个常识还有一个最重要的遗漏,即美学的发展还有面向未来的向度。我们用什么样的美学,服务当代,引领未来,以求在世界美学上占据一席位置?这应该成为我们关注的中心。我们要用这一向度,来激活传统,并寻找美学的新的生长点。
中国观众对喜剧电影有着强烈偏爱,近年来一些喜剧电影收获了较高票房,但这些作品的现实情怀、文化品格和喜剧精神都不够强,虽然看似现实题材,但和现实缺乏深层联系,倾向于以简单堆砌笑料的策略完成整部电影,只是迎合观众的娱乐性需求,缺乏从更高层面对社会现实的剖析和对观众需求的引领。电影创作者需要重视喜剧电影多样化的文化价值,更多从经典喜剧作品中汲取经验,把对社会现实的思考熔铸于作品当中,并进行符合喜剧艺术规律的表达。
杂技是我国历史最悠久的传统艺术之一,它伴随时代变迁而历久弥新。本文结合改革开放新时期以来杂技的创新创作,评说了杂技随着时代进步、社会发展所进行的艺术实践,并阐述其在不同时期呈现出的不同审美意蕴,进而阐明杂技创作的审美追求。
意境是中国艺术中一个非常古老的美学范畴,电影意境在继承和吸收意境理论精髓的基础上有所发展。根据电影技术的变化,电影意境可分成默片意境、声画意境、彩色意境和数字意境四个阶段。默片意境指电影开始运用蒙太奇手段创造性地融汇中国古典意境的优良传统;声画意境则指通过声画手段来创造声画同一的美学意境;彩色意境是指通过色彩的写实或写意,配合声画关系来创造电影意境;而到了数字意境,可以创造现实生活中没有的画面和声音,从而实现了电影无中生有、虚实相生的美学意境。
关于戏剧的起源和本质功能,历来有“仪式”说和“游戏”说之争,但纯粹的仪式或纯粹的游戏都不是艺术,只有当两者结合并上升到“审美”的高度时,戏剧的艺术地位才真正形成。无论西方戏剧的进程,还是中国戏曲与话剧的历史,都可以看到对仪式性或游戏性的不同侧重,而优秀的戏剧往往是两者平衡的结果。当代戏剧在后现代主义与大众文化思潮影响下的反仪式化和过度娱乐化倾向,应当引起足够的重视。
“意”作为审美范畴在传统审美体系建构中发挥着独特的作用。在整个传统审美体系中,“意”处于上承接“源”、下引领“流”的特殊地位,以“意”为枢纽的整个体系大致形成本源体系和流衍体系两个部分。本源体系构成整个审美范畴体系架构的哲学基础,亦构成人道与天道合一的逻辑支撑,这部分赋予了“意”作为审美范畴的道性特征,并确立了中国美学领域中哲学与审美的关联性;而流衍体系则构成了整个审美范畴体系架构的功用部分,是本源体系在审美领域的实现,亦是“意”的道性特征的实现。
美学一直为以同情为中心的人类叙事提供支持,而在后人类语境中,由于人类与他者交接的情境变得更为复杂和更具冲突性,需要构建能更好地直面残酷的美学。此工作的重心不是为美学寻找新的人性论前提,而是进入具体的后人类叙事,考察它们所包含的审美、政治、伦理等因素能否在新的语境中彼此融合、相互激发,在创造新的文学可能性的同时,构成富有现实感、挑战性和启发性的理论事件。
本文结合马克思主义关于现实主义的美学思想,探讨中国农村电影构建现实主义美学的症结和对策。文章分析了三方面的问题和出路,首先,现实主义反映的概念化和图解化问题突出,应按照农村现实的本来面貌反映现实;其次,现实主义的深度和力度不足,应积极介入农村社会历史发展的重大现场;再次,现实主义的审美理想存在式微倾向,应该以真诚和温暖的力量去引领生活。从现实主义美学的视角切入,深入把脉中国农村电影存在的问题和出路,对农村电影研究而言无疑是一种另辟蹊径的尝试与探究。
曲艺用民间语言动情地描述着中华大地的风土人情,述说着古往今来的故事传奇,代表着最广大群众的审美倾向与价值取向,也就更接近中华美学精神的基本色调。在艺术技巧上,曲艺的艺术技巧象征了中华美学精神的禅意与诗意外壳;在精神内核上,曲艺的现实主义精神彰显了中华美学精神的现世内核;在内容构成上,曲艺的丰富多样蕴含了中华美学精神的丰富内涵。因此,中华曲艺就成为了一把理解中华美学精神的金钥匙。
“形体行动方法”是斯坦尼斯拉夫斯基建立的戏剧体系中最为核心的理论,遗憾的是,这一经典的角色创作方法是一个未完成的课题。斯坦尼斯拉夫斯基在有生之年并没将自己的新发现和新思想全面地构建出来,因此时至今日我们仍很难清晰地看到“方法”的真实全貌。本文首先对形体行动方法的要义做了解读,其次对“方法”遵循的创作原则、形体行动在角色创作中发挥的作用等关键问题作了剖析,揭示出形体行动方法由“行动分析方法”和“行动综合方法”两部分构成,并对其现实意义作了探讨。
作为当代中国的主导性文化形态之一,大众文化的表意实践过程不仅越来越依赖于视觉形象符号,而且推动了一种带有典型社会转型意味的“镜像化”视觉主体的形成。这一主体形态作为反思中国当代社会转型问题的落脚点之一,又与现代人格建构构成了一种互为表里、相互作用的逻辑关系。从这一维度出发,当代中国人的现代人格建构不仅深受大众文化表意实践的影响,又可以通过“传统与现代”“中国与西方”以及“虚构与现实”三重张力关系得到更为明确的揭示。无论大众文化视觉主体及其现代人格建构,还是当代中国社会转型及其现实问题,均可由此得到批判性与建设性并重的说明。
民间性是曲艺的“根”和“魂”。曲艺民间性的生成源自广大人民劳动、生活的民间厚土孕育,是劳动人民表现社会实践内容、思想愿望、情感需求引发的信息交流活动催生的。语言信息传播功能的实现,需要曲艺表演者在进行信息传递时尽其所能被受众接受,这是曲艺民间性生成的决定因素。曲艺民间性呈现出平视性、大众性、开放性、时代性、地域性的特点。随着曲艺文人化趋势的呈现,民间性演进为深入骨髓的“艺术基因”激荡着曲艺生命,接地气、人民性、亲民性、服务观众的理念是曲艺民间性现代意义的科学表述,是原有概念内涵的拓展与演进。民间性可维系现代曲艺的正确发展轨道,避免文人化的矫枉过正,突出时代性、地域性,争取观众数量的最大多数,平衡作品的雅与俗。
西方艺术表现在其不同的历史阶段有着不同的主题和特点,呈现出一个完整连续的演进轨迹,即:从古希腊罗马的着眼于形体外貌,追求形体表现的逼真和艺术形象的静穆、安详,到17至19世纪的注重由外见内,通过形体外貌的描绘来展示对象的性格、气质、精神等内在品格,再到20世纪艺术进入潜意识深处,致力于用抽象、变形、拼接、分解等手法表现非理性、无逻辑的艺术意象,体现出西方艺术表现的由表入里、由浅入深、由现象到本质的演进过程。这一过程同西方文化中原子组合型自然观相吻合,与西方科学的偏重分析、通过对对象的层层“展开”来探寻事物内在奥秘的冲动亦相一致。
诗人、艺术家感性的高度发展促进了艺术典范的出现。伟大艺术的示范既推动了后来艺术家的创作,提高了整个艺术发展的水平,但又以其崇高地位阻碍了异于典范的新艺术形式的探索。崇高而统一的艺术形式往往忽略个体的感性经验,而感性经验正是个体艺术创作能够面对的最基本的现实。个体化时代的到来,需要创造新感性与新形式融合的艺术。艺术的多元化是这种新艺术发展的基本前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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