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音乐、舞蹈、绘画、雕刻、建筑及戏剧等基础门类间的统一性问题构成艺术学的学科基石。处在西方艺术学科史的早期，柏拉图关于艺术的论说覆盖了几乎所有现代的“美的艺术”门类，而在“剧场政制”语境下，柏拉图将各门艺术集结在由戏剧所承载的制度理想中，提出了政治、哲学和知识承载等原则，贯穿在其关于诸门艺术的论断中。柏拉图的多样原则虽未直接形成艺术体系或现代“美的艺术”概念，但它们以严密的逻辑勾联、支持并凸显了诸门艺术的内在统一性和理论化特性，为后世西方艺术理论的体系化、学科化发展奠定了思想基石。

在中国诗学批评史上，匠作之喻已然成为中国诗学批评的普遍经验。从工匠范式向诗学批评的理论跨越，匠作之喻创生了镜像、参照、模范、介导等工作模式,将工匠范式转换为普遍的诗学批评理论。工匠范式在诗学批评中既能承担发现理论与经验转换的概念角色，又能形成彼此沟通与譬喻的阐释机制。匠作之喻不仅能对诗学批评的理论范式做出自我筛选，还具有分解与切换诗学批评话语的书写方式，彰显出中国诗学批评话语体系的本土化与生活化特色，或成为古代诗学批评的基本工作路径。澄明此论，有益于当代中国特色文学批评话语体系和理论体系的建构。

在中国戏剧界，“传统戏”是一个外延丰富且具有历史差异化显现的关键词；作为一个特定的名称，“传统戏”出现于20世纪60年代，特指与现代戏、新编历史剧共存的新中国成立之前留下的各传统剧种的保留剧目。近代以来，“传统戏”在审美接受上经历过从被批判、价值重估到理性认知的复杂演进过程。写意性、歌舞性和程式化是“传统戏”在戏剧整体观念和戏剧表现上分别呈现出来的主要审美特征，无论是写意性的整体性审美追求，还是歌舞性、程式化的具体审美依凭，均因其能够在“隔”的艺术表现中抵达“不隔”的境界，从而让观众领略到特殊的艺术魅力；并因其丰厚的精神蕴藏和审美积淀，深刻地影响着中国人的审美趣味。

中国油画在发展中不断注入民族文化精神和审美理想，始终与社会现实同频共振，成为社会现实和时代精神的视觉展现，不但形成了以现实主义创作方法为主的多样化风格面貌，而且在表现中始终追求真善美的统一和绘画性的拓展，并在中国化的审美品格和风格实践中，从民族艺术和西方优秀艺术中兼收并蓄，不断拓展油画的本体语言，体现出当代性特征。

街舞正逐渐从20世纪西方文化影响下的流行文化，走向今日中国的流行舞蹈样式。在舞蹈界广泛使用的“街舞”概念实为中国创造，在“街舞”概念之下涵盖了Popping、 Locking、breaking、wacking、hip-hop、house、Jazz、urban dance 等不同舞蹈样式。街舞现行研究存在着概念使用混乱，现象描述多，深层原因剖析不足；散论较多，系统研究不足；宏观与微观研究不平衡，交叉学科融合不足，舞蹈理论研究滞后于街舞实践等问题。未来的街舞研究应厘清概念，并将街舞研究纳入中国舞蹈学学科理论体系中，注重对街舞现象的规律性研究，关注街舞群体及街舞产业化与街舞的中国化发展研究，构建具有中国特色的街舞理论体系。

陈寅恪是学者，也是诗人。夕阳黄昏是陈寅恪诗中的经典意象，《陈寅恪诗集》收录陈寅恪诗作三百六十多首，其中有六十多首写到黄昏日落。意象常常是诗人心态的典型反映，夕阳黄昏表现了陈寅恪故国山河之思、家世沉浮之感、个人遭际之悲和文化沉沦之叹。夕阳黄昏里的陈寅恪很少开怀地大笑，而有一种沉重的心灵忧伤。夕阳黄昏辉映着陈寅恪孤高耿介的人格精神，展现着他落寞无依的精神世界和敏感细腻的审美感受。

模仿论认为模仿不只是对自然外表的形态模仿，还包括对以人为中心的社会活动以及人的行为、性格和情感等活生生的现象进行模仿；此外，模仿应该赋予模仿对象以新的意蕴，包括被模仿对象内在的逻辑关系和深层的意义。音乐的模仿可以分为对声音形态、声音属性以及声音的进行过程的模仿，对人的情感状态和情感内容的模仿，以及对模仿对象的意蕴和逻辑关系的寓意的模仿。从形态层面上看，音乐通过声音属性的模拟，来达到模仿的目的；从情感层面上看，音乐通过音结构的变化模仿各种不同的有关情感的心理形态；从逻辑层面上来看，音乐可以直接通过音与音之间的关系模仿各种逻辑样式并展示出音乐美的本质。

作为传统舞台艺术代表的戏曲深受意象理论的影响。戏曲舞台意象丰富而繁杂，但以身体拟象、以身体立象来表情达意的表演是戏曲艺术的审美要义。戏曲以身体为基础的技巧表演不是简单的炫技和无意义的展示，它通过虚拟、象征、高度凝练的程式性动作来呈现美。在戏曲表演中，剧情故事、人物性格情感，甚至舞台环境等都通过身体的立象表意来完成。戏曲以身体表演为中心，身体表演又以立象表意为极高境界。京剧表演艺术家们都是以身造象、以象表意的集大成者，其表演艺术成就集中体现在对身体意象的继承与创造。

曹雪芹在《红楼梦》创作中，融入佛家色空观与道家逍遥境，别开生面地创造了“情僧”真言、正邪二赋“合气说”，形成了亦幻亦真、亦奇亦正的艺术风格，表达了抱朴守真、心灵自由的美学追求，塑造了梦醒时分、石归大荒的悲剧结局，开拓了古典小说的现实主义风格，提升了作品的思想意蕴。

“电影工业美学”争鸣是中国电影学派理论建构中的重要内容，凝聚了中国电影学人的集体智慧。这一理论观点的提出，在方法上，从宏大理论转向更为实证的“中间层面”；在范式上，呼应了西方学界从理论到“后理论”的转向；在知识生产上，实现了从电影研究向跨学科研究的衍进。“电影工业美学”争鸣是中国电影学界一次认真的学理性讨论，是学界与业界之间的一次难得的有效沟通。这种真诚的反思、批评与回应凸显了当代中国电影学人务实的学术品格，展示了学术共同体良好的学风以及较为开阔的“知识再生产”意向，也为当代中国电影理论的创新发展提供了一种可持续发展的例证。

新时期以来，长篇小说的结构形态在社会政治、经济、文化、历史以及文学自身发展等多重因素的影响下，大致呈现出由简单到繁杂、平面到立体、平行到交错、单一到多元的发展趋势。本文采用宏观归纳与微观分析的方法，以社会文化学及文体学视角考察结构类型的发展及变化流脉，为长篇小说的文体研究及当代作家的写作提供一定的参照。

我国网络文学历经二十多年的发展，已经成为颇具规模的文化产业，成为新时代中国uedbet全球体育事业的重要组成部分，海峡两岸网络文学日益增多的交流活动则为网络文学的蓬勃发展提供了强大动力。

本文从城市第三空间的审美特性、他者化倾向、扩散性特征等角度，重点考察了中国城市文学对都市社会性、历史性和空间性的独特审美观照。城市书写不仅描绘着空间沿革的进程，而且其中绵密的生活叙事与城市第三空间保持着密切的同构关系，承载着重构城市立体空间的文化意义。城市文学中书写的“第三化”空间，也被作者赋予了自行解码和编码的能力，具备阅知时空、历史、社会、生活、精神、观念的潜力。辩证的审视第三空间理论，可以进一步充实城市文学的空间内涵，重构一个扩散型的都市审美空间。

新型冠状病毒的肆虐，给人类带来了巨大灾难，广大uedbet全球体育工作者积极投身战“疫”uedbet全球体育作品创作，体现了责任意识和使命担当。但有的作品也暴露出创作者在uedbet全球体育观方面存在值得注意的问题。战“疫”uedbet全球体育应以人民为中心，树立抗击疫情是非常时期uedbet全球体育创作主题的观念，实现创作动机与效果相统一，精准运用艺术表达方式，为抗击疫情提供重要的精神支撑。

本文以历史发展的线性视角，针对改革开放以来艺术学理论及学科发展中的交叉、融合路径展开探讨。尤其是针对2011年艺术学升格为学科门类之后，作为一级学科的艺术学理论所面临的诸多焦点问题，通过对其学术思想和学科建设的多重梳理，揭示其发展过程中由于不断交叉与融合而形成的聚合力，拓展出艺术学理论及学科认知的新界域，并在史、论、评的基础理论之上，酝酿出艺术人类学、艺术考古学、艺术管理学，乃至文化产业及文化遗产保护等新的学科研究方向，丰富艺术学理论及学科的内涵与外延，凸显建构具有中国特色艺术学理论体系及学科体系的重要价值。

玛克辛•格林的审美教育思想以育人为核心，鼓励学生参与和感知真实的世界与社会，培养学生的移情和感受力，打破理所应当的态度；引导学生通过主动参与和反思艺术构建与世界的联系，从全人发展的角度帮助学生拓展其自身的经验，成为更加完整的人。她的思想对新时代我国美育建设与发展的启示在于：在美育的定位上切实由“育技”转向“育人”；在美育实施方法上重视在人与艺术的主动相遇中实现价值意义的生成；强调在实践中通过美育培育学生的社会责任感与使命感，构建富有活力的社会。

当代艺术学理论的学科生成，与艺术图像研究迅速形成有机契合。将图像研究引入艺术学理论领域，是该学科不断走向成熟的体现。艺术图像呈现出多样性审美特征，主要表现为纪实性与审美性的并行，瞬间性与恒久性的统一，虚拟性与真实性的重合，韵律美与造型美的互化，情感性与义理性的相融，地域性与世界性的交响。当下，人们对艺术图像研究的探索呈现为多维路径，包括历史图像与现代图像的相互参照，文学图像与视觉图像的有机融合，艺术图像与社会生活图像的跨界对比，科技制作的图像与现实艺术图像的相融相长等，共同促进了艺术学理论学科体系的发展。

芬兰学者埃罗•塔拉斯蒂在符号学、音乐学、哲学等领域均颇有建树。本文将塔拉斯蒂在符号学视域下对音乐本体的独特认识和解读进行梳理，并围绕音乐话语、音乐叙事性、音乐真实性三个主要问题进行讨论。塔拉斯蒂不仅阐释了音乐符号所涉及的音乐话语、叙事、意义生成等问题，还分析了更深层次的符号形体背后所蕴涵的意图，从而用符号学理论重新看待音乐的整体活动和行为，为我们认识音乐提供了独特的视角与逻辑。

科学技术的发展，为艺术家找寻新的创作媒介和拓宽创作观念提供了可能。新媒体艺术也正因其与时俱进的艺术手段和艺术观念，在当代艺术中日渐占据重要的地位。本文以英国“特纳奖”为考察起点，探索新媒体艺术在当今时代的发展趋势。在分析新媒体艺术在当代社会背景下的特征的基础上，对其在当代艺术语境下的合理性进行阐述，从而分析说明新媒体艺术的发展趋势。

艺术与科技往往被认为是具有较大差异的“两种文化”，但像塞缪尔•摩斯这样的案例则打开了另一种看待两种文化的视角：从个体层面来看待艺术与科技融合的可能，并由此反思我们在创造、教育与研究中如何促进两者的融合，从而实现新型“全才”的可能。尤其是数字技术与生成艺术的出现为思考艺术与科技的未来提供了一种新的思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