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上海交通大学城市科学研究院院长、首席专家，光明日报城乡调查研究中心副主任 刘士林

　　这几天看李世石和“阿尔法”的围棋大战，忽忆起一篇讨论“电脑”与“人脑”的旧作。该文写于2001年秋冬之际的南京，后收入我的论文集《新道德主义》(百花洲uedbet全球体育出版社2003年版，责编为洪亮先生)。当时写作此文，已是对大学时代的精神追忆。今之视昔，百感交集。对过于思辨的文字略加梳理，删除部分晦涩的哲学分析段落，重新刊布，以飨读者。作者谨识，2016年3月14日。

　　一

　　在十余年前，还在大学时代的我，和当时的朋友们围绕“电脑”和“人脑”，曾有一场持续时间长达数月的激辩和讨论。

　　在那个因思想解放而激动人心的年代，与其说它是一种摈弃了主观性的学术对话，毋宁说是带有相当宗教激情的不同信仰在相互碰撞。没有什么层次和语境考虑，逻辑结构十分简单明了。其中一方可归类于科学主义一路，他们乐观地宣称“电脑优于人脑”，前者对后者的取代“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由此推导出一切“思想者”走向终结的历史悲剧命运。另一方来源于人本主义哲学，一般都相当愤怒地反击这种肤浅的科学主义论调，并痛苦地坚信无论“电脑”在现实世界中怎样发展，由于在逻辑上不可能超越它的“机器本质”，所以永远不可能僭越那个创造了它、作为它的“母体”或“原本”、具有“永恒魅力”的“人脑”。

　　当然，和那个时代大多数的讨论一样，这个具有浓郁现代主义“年代语音”的对话，不可能有什么最终的结果。随着时光的流逝，这种典型的“青春”话题甚至仅仅是一种“少年意气”，在我们这一代人的精神生活中也一去不复返。但由于它们分别代表着科学主义和人本主义，因而也可以说，这些表面上“幽灵化”的声音并未真正地远行，仍会不时地游荡和徘徊在我们的笔下和心底。

　　二

　　即使不去翻阅当年的日记本，我依然很容易回忆起那些激动人心的场面。当时的我，是一个坚定的人本主义者，为搞清楚自己的内心世界或希望把自己的“真理”昭示于人，和那个时代对知识渴望到贪婪的很多同龄人一样，我们不分昼夜地饕餮着所有可以到手的哲学、美学、伦理学、历史学、社会学、生命科学、科学技术史，甚至包括“新三论”和“老三论”。

　　转眼十余年过去，人生最大的悖论就在于，百年太短而十年有时又过于漫长。这是古代诗人经常发出的“年命之嗟”：“十年一觉扬州梦”(杜牧);“十年生死两茫茫”(苏轼);“世态十年看烂熟”(陆游);“十年依旧一头陀”(杨万里);“去国十年老尽少年心”(黄庭坚)，甚至仅仅是“十年孤负好春光”(陈寅恪)，总之，从20世纪80年代到90年代，当年校园里的年轻人和他们的生活理想，已“面目不可复识矣”。这种时代的沧桑，在剧烈地改变着自己青年时代人生信仰的同时，也督促我禁不住要一次次地反省那犹在耳际的“纸上谈兵”。

　　如今看来，无论是我的朋友们还是激烈批评他们的我，都犯了在那个充满现代主义气息的时代年轻人不可能避免的“语法”错误：我们都使用现代主义者特有的宏大叙事，并醉心于要在正命题和反命题同时成立的“二律背反”选择其一，因而那种被我们热切期待的“愈辩愈明”的“真理”，如果不是“在逻辑上不可能的”，就一定是“实践中的独断论”。也就是说，无论是“电脑优于人脑”，或相反强调“人脑的不可复制性”，都只能在某个有限的语境中才是正确的，所以这个问题也就永远不可能有最终的答案。如果说我这十年在思想上有什么进境，也就是多了一点点这样的“自知之明”。

　　三

　　“十年踪迹走红尘”。当年的朋友都已经劳燕分飞，在一个人想到这件事情的时候，我都会不由自主地反省和自我批评，当年，为什么要那样固执地把一孔之见强加于人呢?

　　其实，在某种特定的语境中，“电脑优于人脑”论完全可以成立。一方面，只要“电脑”这种“人工智能”进化到和“人脑”一模一样，甚至更上一层，和原本截然对立的“脑机制”不再有任何的区别，这就从“正”的一面论证了朋友们的理论假设。另一方面，即使生命科学技术不能甚至永不能复制出和“人脑”无差别的“人工智能”组织——这一点是我当年批驳友人们时最重要的“思辨式”撒手锏，但如今看来，其实也不是真正捍卫精神生命的“国之利器”。因为还有一条途径是，只要借助电子传播技术这种最权威的后现代文化工具，在人的精神再生产中消解“人脑”和“电脑”的对立，具体说来，就是通过大众文化提供的各种“工业文化幻像”，使“人脑”中固有的思想、意志和情感永不再见天日，“虽有脑子，无所用之”，就同样从“反”的一面证明了朋友们当年那些“庸俗观点”是多么地远见卓识。如果说，对前者我们还可以有幻想和侥幸，那么，后者则是任何人本主义者都不得不面对的痛苦现实。因为当今世界的消费意识形态，就是这样再生产“人脑”的。最后的结果很可能是，大家的脑子都是一个东西，他们的思想、意志和情感，都是按照电视片复制的。

　　但这只代表了二律背反的一方面，在逻辑上仍然存在相反的可能性。这不仅可以通过是否会有和“人脑”完全一样的“电脑”——这种经验方式证明，更重要的是，电子化和数码化的“人脑”，也不可能真正等同于人类在轴心时代(公元前8-2世纪)生成的“人脑”。如果说，“人脑”的生产方式是不断地再生产出不同于自然的知识、不同于禽兽的伦理及不同于“异化的人的机器机能”的“自由生命的审美机能”，那么也可以说，依附于“电脑”的全部“仿生”活动，永远是对“人脑”中特有的三种精神生命机能，即康德所说的纯粹理性(知识能力)、实践理性(伦理能力)和判断力(审美机能)的纯粹复制，或者说是恶性损耗。也就是说，无论是“电脑”怎样发达，它的思考、决断和情感都不可能直接来自它的机器“天性”，而只能从“人脑”这个“本源”、“母体”和“第一手数据”中模仿、克隆和复制得来，这就决定了它们在逻辑上不可能超越尼采所说的“模仿的语言”和“模仿的热情”。从这个角度，我当年那种固执的想法和信仰依然没有“随风而逝”。不仅过去如此，未来也应如是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