鲁迅不仅强调了国人自当直面时代潮流，努力变革重生的重要性和紧迫感;而且指出了在此过程中，“明哲之士”所应当遵循的基本原则和达到的最终目的：兼顾“思潮”之世界性与“血脉”之民族性，在双向鉴别、扬弃与整合的基础上，在“取今”之创造性和“复古”之根基性的动态过程中，建设具有崭新质地与沛然活力的国家文化与民族风貌，进而屹立于世界东方。这种立足现代、超越中西的文化主张，贯穿了鲁迅一生。

　　从鲁迅提出“立人”迄今，一个多世纪过去了。这期间，中国的历史条件和社会性质不断发生着巨大而深刻的变化，只是所有这些，都不曾消解或减弱“立人”的声音;相反，它凭借自身特有的丰腴而旷远的思想内涵，通过与不同历史语境的对话或潜对话，实现着意义的深化与增值，进而成为一个历久弥新的“说不尽的”话题，值得我们深入思考和深切体悟。

　　一

　　20世纪20年代前期至中期，随着“五四”新文化运动的退潮和《新青年》团体的分化，鲁迅的内心又一次被无量的寂寞、悲哀、迷惘、犹疑等负面情绪所袭扰、所纠缠。对此，鲁迅并不讳言，而是将其真实而坦诚地披露于笔端。在完成于1924年9月24日的《野草·影的告别》里，作家就让自己的深层意念化作“影”子，留下了痛苦的告白： “我将向黑暗里彷徨于无地。你还想我的赠品。我能献你什么呢?无已，则仍是黑暗和虚空而已。 ”而在这一天夜间，鲁迅给自己的学生李秉中写去一信，其中同样表达了深切的自忧：

　　我自己总觉得我的灵魂里有毒气和鬼气，我极憎恶他，想除去他，而不能。我虽然竭力遮蔽着，总还恐怕传染给别人，我之所以对于和我往来较多的人有时不免觉得悲哀者以此。

　　诸如此类的思绪和言说，在鲁迅这一时期的著作，如《彷徨》 《野草》和《两地书》中不时出现。可以这样说， “黑暗和虚空” “毒气和鬼气”一度构成鲁迅极为重要的心灵色调。

　　然而，鲁迅同时又意识到，无论“黑暗、虚无” ，还是“毒气、鬼气” ，毕竟只是个人内心的一种感受和体验，它终究无法获得生活客体的验证，即所谓：“我终于不能证实：惟黑暗与虚无乃是实有。 ” ( 《两地书·四》 )正因为如此，这黑暗和虚无也就可以被质疑、被诘问、被反驳。也正是沿着这样的思路，一向关注生命奥义和精神质量的鲁迅，毅然选择了向黑暗和虚无“作绝望的抗战” ——他正视黑暗的存在，却执意“与黑暗捣乱” ;他承认绝望的深重，却硬是要“反抗绝望” 。这时，一度“彷徨于无地”的鲁迅，便重新置身于现实的大地和苦难的人间，他依旧是以笔为旗，同时又是“抉心自食”的精神界之战士。

　　应当看到，鲁迅进行的“绝望的抗战” ，承载着异常丰富的精神密码和情感内涵。一方面，鲁迅的反抗绝望是以自身为战场、为武器，即所谓：“我只得由我来肉薄这空虚中的暗夜了，纵使寻不到身体之外的青春，也总得自己来一掷我身中的迟暮” 。 ( 《野草·希望》 )因此，鲁迅的抗战回荡着“我独自远行” ，“只有我被黑暗沉没”的果决与悲壮，呈现出一种以血肉之躯，拼光虚无、耗尽暗夜，不惜与之同归于尽的献身气概;一种“自己背着因袭的重担，肩扛了黑暗的闸门，放他们到宽阔光明的地方去” ( 《我们现在怎样做父亲》 )的牺牲精神。另一方面，面对黑暗与绝望，鲁迅之所以能够实施“予及汝偕亡”式的反抗，是因为在他的内心深处，还有一种比黑暗和绝望更为强大的精神力量，这就是至迟在1906年再度赴日时即已形成，继而在“五四”运动中强力喷发，后来虽然被黑暗和绝望所压抑，但依旧不曾泯灭的对中国的希望。正所谓：“绝望之为虚妄，正与希望相同。 ”( 《野草·希望》 )而这种对中国的希望，也就是属于鲁迅的中国梦。正因为如此，我们可以说：是作为鲁迅精神底色的对中国的梦想，支撑了他与黑暗和绝望的殊死搏战。

　　二

　　既然对未来中国的梦想是鲁迅的精神柱石，那么，鲁迅的这种梦想又包括哪些内容?或者说在鲁迅的心目中，未来的、理想的中国应该是个什么样子?关于这点，鲁迅虽然没有进行专门的、集中的阐述，但在一些作品中，还是留下了若干重要的、精辟的、且不乏内在联系的观点或意见，值得我们作细致梳理和深入考察。

　　首先，在鲁迅看来，中华民族虽有过昔日的雄大与辉煌，但近代以降却陷入了落后和怯弱的窘境。在这种情况下， “中国人”要想不被从“世界人”中挤出，就必须绝地奋发，实施变革与图强。在写于1917年的《文化偏至论》中，鲁迅明言：

　　此所为明哲之士，必洞达世界之大势，权衡校量，去其偏颇，得其神明，施之国中，翕合无间。外之既不后于世界之思潮，内之仍弗失固有之血脉，取今复古，别立新宗，人生意义，致之深邃，则国人之自觉至，个性张，沙聚之邦，由是转为人国。

　　这里，鲁迅不仅强调了国人自当直面时代潮流，努力变革重生的重要性和紧迫感;而且指出了在此过程中， “明哲之士”所应当遵循的基本原则和达到的最终目的：兼顾“思潮”之世界性与“血脉”之民族性，在双向鉴别、扬弃与整合的基础上，在“取今”之创造性和“复古”之根基性的动态过程中，建设具有崭新质地与沛然活力的国家文化与民族风貌，进而屹立于世界东方。这种立足现代、超越中西的文化主张，贯穿了鲁迅一生。1927年，他曾将这一主张化作对美术家陶元庆的评价： “他并非‘之乎者也’ ，因为用的是新的形和新的色;而又不是‘Yes’‘No’ ，因为他究竟是中国人。所以，用密达尺来量，是不对的，但也不能用什么汉朝的虑傂尺或清朝的营造尺，因为他又已经是现今的人。 ” ( 《当陶元庆君的绘画展览时》 )五年后，鲁迅为一位青年作家的论著撰写题记，又将这一主张概括表述为：“纵观古今，横览欧亚，撷华夏之古言，取英美之新说” ( 《题记一篇》 )。应当承认，鲁迅对国家变革的疾声呼唤，以及就此提出的中西合璧、复合鼎新的设想与主张，不仅超越了那个时代所流行的体用之学，构成了一种真正的精英意识，即使在全球化愈演愈烈的当下，仍然不乏显见的启示意义和借鉴价值。

　　在描绘国家和民族变革之路与未来前景的同时，鲁迅启动中国传统文化一向阙如的“个”与“己”的观念，就个体生命该怎样活着的问题，也发表了重要看法。在写于1918年的《我之节烈观》中，鲁迅先是无情鞭挞了那些“古人模模糊糊传下来的道理”和“无主名无意识的杀人团” ，然后一再发愿：

　　要自己和别人，都纯洁聪明勇猛向上。要除去虚伪的脸谱。要除去世上害己害人的昏迷和强暴。

　　要除去于人生毫无意义的苦痛。要除去制造并赏玩别人苦痛的昏迷和强暴。

　　要人类都受正当的幸福。

　　而在稍后的《我们现在怎样做父亲》中，鲁迅更是将自己发愿的内容，概括为具有精神本原意味的生命箴言。这就是： “幸福的度日，合理的做人。 ”

　　那么， “做人”怎样才算“合理” ?对此，鲁迅同样以作家特有的话语方式，留下了一系列不是诠释的诠释。即所谓：中国人“在现今的世界上，协同生长，挣一地位，即须有相当的进步的智识，道德，品格，思想，才能够站得住脚。 ” ( 《随感录三十六》 )亦所谓： “今之所贵所望，在有不和众嚣，独具我见之士，洞瞩幽隐，评骘文明，弗与妄惑者同其是非，惟向所信是诣。 ” ( 《破恶声论》 )又所谓： “盖惟声发自心，朕归于我，而人始自有己;人各有己，而群之大觉近矣。 ” (同上)又所谓：人生在世应有从容玩味的“余裕心”和“格外的兴趣” ，因为“人们到了失去余裕心，或不自觉地满抱了不留余地心时，这民族的将来恐怕就可虑”( 《忽然想到·二》 )云云。若将所有这些换一种要而言之或笼而统之的说法，庶几就是鲁迅所倡言的：人要有“天马行空似的大精神” ( 《苦闷的象征·引言》 ) ，要“致人性于全，不使之偏倚” ( 《科学史教篇》 ) 。显然，鲁迅对个体生命的理解、设计与期盼，包含了鲜明而充分的现代元素，具有很强的前瞻性与穿越性，因而足以成为国人常读常新的精神资源。

　　三

　　1926年，鲁迅出版小说集《彷徨》 。在该书的扉页，鲁迅引录了屈原的诗句“路漫漫其修远兮，吾将上下而求索” ，以此表达自己不避险远、寻路前行的心志。对于这一举动，天性幽默放达的鲁迅，后来虽曾以“这大口竟夸得无影无踪” ( 《自选集·自序》 )加以自嘲，然而事实上，编织着心中的梦想，呼唤着“你来你来!明白的梦” ( 《梦》 ) ，朝着于“蒙眬中”看见的“好的故事” ，即自己认定的理想境界执著迈进、顽强跋涉，确实构成了鲁迅最重要和最持久的生命线索。这当中不是没有“梦醒了无路可以走”的痛苦与焦虑，但在摆脱这些之后，他的选择仍然是“梦着将来，而致力于达到这一种将来的现在” 。( 《听说梦》 )这就是说，立足当下、走向未来，是鲁迅最基本的人生姿态。

　　既然是朝着未来和梦想前行，那么便必须解决路径或方略问题。正是在这一维度上，鲁迅提出了影响深远的由“立人”而“立国”的主张。还是在《文化偏至论》里，鲁迅一再申明：

　　诚若为今立计，所当稽求既往，相度方来，掊物质而张灵明，任个人而排众数。人既发扬踔厉矣，则邦国亦以兴起。

　　是故将生存两间，角逐列国是务，其首在立人，人立而后凡事举;若其道术，乃必尊个性而张精神。

　　从鲁迅提出“立人”迄今，一个多世纪过去了。这期间，中国的历史条件和社会性质不断发生着巨大而深刻的变化，只是所有这些，都不曾消解或减弱“立人”的声音;相反，它凭借自身特有的丰腴而旷远的思想内涵，通过与不同历史语境的对话或潜对话，实现着意义的深化与增值，进而成为一个历久弥新的“说不尽的”话题，值得我们深入思考和深切体悟：

　　第一，鲁迅所说的“立人” ，强调人格的独立自主和全面发展，反对人性的萎靡、扭曲与异化，体现了对理想人性和强健人格的文化关怀。中国传统的儒家文化一向注重“学以成人” ，一部《论语》就是一部“成人”之书。然而，儒家的“成人”贯穿的是“仁学”思路，即所谓“克己复礼为仁” 。这种以“希贤希圣” ，培养君子为目标的“成人”思路，当然具有修身养气、见贤思齐、净化人心的道德力量。然而，一种根本上的“吾从周” 、向后看的姿态，以及由此衍生的“三纲”云云，又决定了它必然包含观念上的封闭性、保守性、等级性和强制性，以致难免酿出抹杀个性、扭曲人性的苦果。鲁迅的“立人”与之迥然不同。它立足全新的历史条件，直面剧变的时代潮流，倡导国人在珍视个体生命价值的基础上，破除一切陈旧落后的观念束缚，以坚毅和热情的态度，谋求生存权利，注重生命质量，“能做事的做事，能发声的发声。有一分热，发一分光” ，在“只是向上走”的过程中，实现健康人性的自由发展。正所谓“一要生存，二要温饱，三要发展。有敢来阻碍这三事者，无论是谁，我们都反抗他，扑灭他! ” ( 《北京通信》 )而在生命前进的过程中，国人又要保持清醒头脑，把握适度原则，警惕生命异化。即所谓： “所谓生存，并不是苟活;所谓温饱，并不是奢侈;所谓发展，也不是放纵。 ”这样的立人主张对于正在经历着多重挑战的现代人来说，无疑仍有显见的精神鉴照意义。

　　第二，鲁迅所说的“立人” ，包含了改造与重构国民性的意愿，这一意愿迄今尚不能说完全实现，因此“立人”的主张仍有现实意义。1925年3月31日，鲁迅在致许广平的信中写道： “说起民元的事来，那时确是光明得多……一到二年二次革命失败之后，即渐渐坏下去，坏而又坏，遂成了现在的情形……使奴才主持家政，那里会有好样子。最初的革命是排满，容易做到的，其次的改革是要国民革自己的坏根性，于是就不肯了。所以此后最要紧的是改革国民性，否则，无论是专制，是共和，是什么什么，招牌虽换，货色照旧，全不行的。 ” ( 《两地书·八》 )这段话告诉我们，当年鲁迅之所以主张“首在立人” ，是因为他发现，国民身上存在的一些陈腐恶劣的根性，已成为社会变革与进步的严重障碍和深层阻力。如不加以改造， “立国”便没有希望。从那时到现在，时光走过一百多年。随着国家强大和国运昌盛，国人的精神面貌无疑发生了深刻变化，但改造国民性中负面因素的任务，却很难说已经完成。君不见，这些年来社会上每见的物质主义、享乐主义、官僚主义、犬儒主义以及精神涣散、道德滑坡等等，大都与本民族由来已久的精神病灶相关联，而一些人在日常生活和公共领域表现出的行为举止的种种不堪，更是直接暴露出国人尚未彻底摆脱的思想与文化贫困。在这种情境下，鲁迅的“立人”主张，便呈现出跨越时空的针对性和生命力，进而成为当代人与时俱进的生命实践。

　　第三，鲁迅所说的“立人” ，着眼于绝大多数人的精神质变与人格提升，着眼于民魂的淬炼与群声的大觉，实际上是抓住了社会发展的核心元素和历史前行的根本动力。尽管鲁迅不满于当时的国民精神现状，忧患于“庸众”的昏聩与落后，但他并没有因此而陷入思想上的悲观主义和虚无主义，相反，在同无边黑暗的持久搏战中，他越来越意识到民众的力量以及其推动历史前进的重要作用。正所谓：“多数的力量是伟大，要紧的，有志于改革者倘不深知民众的心，设法利导，改进，则无论怎样的高文宏议，浪漫古典，都和他们无干，仅止于几个人在书房中互相赞赏，得些自己满足。 ” ( 《习惯与改革》 )而他所主张的“立人”恰恰是要关注“多数的力量”和“民众的心” 。也就是说，要从整体上改变国人的精神，重铸民族的灵魂。这当中包含的积极意义，正如王富仁的精辟阐释：“当时中国是四亿五千万人的大国，政府官僚和精英知识分子最多也只有几万、几十万，那么，剩下的那四亿四千多万的民众就与中国现当代历史的发展无关了吗?就只能消极地跟着这些政府官僚和少数精英知识分子跑了吗?这些政府官僚和少数精英知识分子就一定能够将他们带到光明的地方去吗?如果万一没有将他们带到那样的地方去，怎么办呢?……只要意识到这一点，我们就不难理解，为什么青年鲁迅并不满足于当时洋务派富国强兵的计划和改良派、革命派革新政治制度的主张，而另外强调‘立人’的重要性了。 ” ( 《中国需要鲁迅》 )由此可见，鲁迅倡导的“立人” ，说到底是为了让“沉默的大多数”在实现了精神质变之后，自觉参与国家的建设和社会的改造，进而成为历史的主人。必须看到，鲁迅的构想和期待，实际上体现了人与历史共同发展的大目标和大向度。

　　四

　　有一种观点认为：鲁迅极度憎恶、也极度失望于自身所处的社会政治状况，这导致了他对社会政治体制和权力关系抱有很深的怀疑和成见，同时也决定了他在朝着自己认定的国家和民族梦想探索前行时，很自然地放弃了革新政治制度的路径，而选择了思想文化批判与改造的向度。这样的说法看似有些道理，但一旦对照鲁迅的整体人生，即可发现它的以偏概全。

　　诚然，作为作家和学人的鲁迅，在敞开自己的国家情怀时，确实把思想文化的批判与改造放在了首位，然而，这并不意味着他会因此而否定社会变革中的政治因素。事实上，鲁迅明确意识到，在当时的历史和国情条件下，要实现社会变革，政治的力量不可或缺;而作为极致性政治手段的革命战争，对于推动社会变革更是具有最直接和最有效的作用。惟其如此，他在题为《革命时代的文学》的演讲中明言：“中国现在的社会情状，只有实地革命战争，一首诗吓不走孙传芳，一炮就把孙传芳轰走了。 ”与此同时，鲁迅还认为，即使做学问，搞研究，也不能说和政治无关。在1926年10月20日致许广平的信里，鲁迅写道：“现在我最恨什么‘学者只讲学问，不问派别’这些话，假如研究造炮的学者，将不问是蒋介石，是吴佩孚，都为之造么? ”显然，在鲁迅眼里，学者从事研究工作，同样无法摆脱政治立场的潜在制约，因此，也应当考虑社会的正义与进步。尽管这封信在《两地书》正式出版时，被鲁迅抽掉了，但它传递的鲁迅的思想观点却不会有错。

　　正因为鲁迅意识到政治因素对于社会变革的重要作用，所以，在大革命失败后，他就开始重新打量中国社会的政治格局与政治力量。这时，国民党集团的疯狂杀人，把鲁迅的同情推到了被屠杀的共产党人一边;而“革命文学家”极左性质的围攻，又促使鲁迅开始认真阅读马克思主义uedbet全球体育理论著作，即“从别国里窃得火来……煮自己的肉” 。接下来，在反抗黑暗、呼唤光明的文化斗争中，鲁迅被尊为左翼作家的领袖和旗帜;而同党的文化工作领导者如瞿秋白、冯雪峰的亲密交往，又使鲁迅收获了友谊的浸润与人格的激赏。还有来自十月革命后俄国的信息，如“煤油和麦子的输出，竟弄得资本主义文明国的人们那么骇怕” ，“几万万的群众自己做了支配自己命运的人” ，以及苏维埃领袖多次声明，愿意放弃沙俄时代的在华特权等等，更是让鲁迅看到了人类社会的另一番风景，斯时的鲁迅，已自觉汇入了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人民民主革命的洪流。

　　毋庸讳言，对于鲁迅晚年的选择，近年来不时有批评和否定的声音出现。我尊重这些学人的见解，但又发现，这些产生于后革命时代的见解，在谈论鲁迅革命时代的政治态度时，常常因为语境的隔膜或观念的错位，而难免陷入或主观妄断或郢书燕说的误区，以致扭曲和遮蔽了历史的本真。而要避免这种情况，切实做到正确理解和评价鲁迅晚年的选择，一条有效的路径应当是：以唯物史观为引领，重返八十多年前的民国现场，看看鲁迅究竟是依据什么而站到了中国共产党人一边。而在这一维度上，至少有三点显而易见：

　　第一，与“立人”的主张相联系，中年之后的鲁迅越发关注大多数普通民众的社会境遇和精神生态，正如他在生命最后时段所重申的：“外面进行着的夜，无穷的远方，无数的人们，都和我有关” 。 ( 《 “这也是生活” ……》 )为此，他一面倾听地火的奔突，一面呼唤那些埋头苦干、拼命硬干、为民请命的“民族的脊梁” 。而这在当时的中国，更多集中于共产党人身上。于是，鲁迅将共产党人—— “那切切实实，足踏在地上，为着现在中国人的生存而流血奋斗者……引为同志” ( 《答托洛斯基派的信》 ) 。

　　第二， “风雨如磐黯故园” ， “雾塞苍天百卉殚” (鲁迅诗句) ，对于中国社会存在的种种黑暗，鲁迅自有深刻的体认和强烈的忧患。从这种体认和忧患出发，鲁迅一生不但同黑暗展开了坚决而持久的斗争，而且把如何对待这黑暗，当成衡量一切政治力量进步与反动的重要尺度，进而决定自己是拥护或反对。据许寿裳回忆，鲁迅生前曾多次表达过这样的意见：“我所抨击的是社会上的种种黑暗，不是专对国民党，这黑暗的根源，有远在一二千年前的，也有在几百年，几十年前的，不过国民党执政以来，还没有把它根绝罢了。现在他们不许我开口，好像他们决计要包庇上下几千年一切黑暗了。 ” ( 《亡友鲁迅印象记》 )沿着这样的逻辑推理，鲁迅抨击大革命之后的国民党政权，而认同当时正在与黑暗肉搏的中国共产党人，实在是情理之中的事情。

　　第三，鲁迅所处的时代是黑暗的，然而，黑暗中的鲁迅却执著于光明的寻找。他由衷希望美好的人和事不断出现，热切期盼“一个簇新的、真正空前的社会制度从地狱里涌现而出” 。而斯时，能够让鲁迅感到欣慰的，恐怕还是中国共产党人的浴血奋斗，以及由俄国十月革命所展现的未来社会的另一种可能。尽管鲁迅的欣慰中也掺杂着一些由负面信息和不快感受所带来的忧虑不解，但他最终还是庄严声明： “惟新兴的无产者才有将来” ( 《答托洛斯基派的信》 )，从而站到了新兴的无产者一边。

　　显然，鲁迅晚年的选择，拥有他那个时代难能可贵的精神依据。我们今天加以评价，应当着重体味其中包含的正义和崇高，而不宜用历史的曲折和局限去苛求前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