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抗战历史的文学书写在当代中国有着特别的复杂性。在有关抗战的文学书写中，中国女性同样没有得到深入的认识。在抗战题材作品中很难发现女性的主体性，甚或在对抗战进行直接书写的文学作品中，都很少有女性身份的主人公。这与在抗战这一轰轰烈烈的伟大事件中女性的英雄表现是极不相称的。抗战题材作品虽然并不缺乏女性人物形象，但往往是模式化、符号化和功能性的。在抗战题材的文学作品中，真实的女性身份远未得到充分体认。

　　在关于抗战的文学叙事中，抗日战争首先是一个反侵略、反殖民的正义战争，除了国土沦陷和国人的惨遭屠杀，侵略者的暴行也被表述为中国女性的身体创伤——日军对中国妇女的身体侵犯，女性惨烈的身体创伤成为有效召唤国人反抗侵略意志的动力。在这个话语系统里，物化了的女性一方面丧失了自身的生命特征，成为空洞的符码;另一方面，作为被动的物质性存在，她们需要强大的男性力量的保护和拯救。这种“侵害/拯救”模式显示出它内在的矛盾：受到伤害的女性缺少自己性别主体的发声者，她们活在他者的话语叙述中。男性有着属于自己的一套顽强的叙事逻辑，被叙述的女性只是其中的被言说者，她们真实的生命苦难处于遮蔽之中。丁玲《我在霞村的时候》中的女性拒绝了这种所谓的男性拯救，贞贞最终没有答应昔日恋人的求婚，因为她分明意识到这种拯救的虚妄与空洞。

　　在抗战题材的文学作品中，除了被日军强暴的沉默的女性，更多的是温良恭俭、忍辱负重的女性形象，如《四世同堂》中的韵梅、《寒夜》中的曾树生、《荷花淀》中的水生女人、《东藏记》中的吕碧初等。她们更多契合了男性文化传统对女性的要求和想象，并深刻依附于以她们的丈夫为表征的男性世界。《荷花淀》和《白洋淀》中的女人虽然清新美好，但她们的男人才是在外征战的英雄。《寒夜》中的曾树生虽然最终离开了汪文宣，也只是投奔另一个男人而已。

　　在抗战特别的时代语境下，温良隐忍的依附型女性形象在性别心理需求方面有着隐秘的功能性作用，她能够向战火纷飞、颠沛流离的乱世中的男性提供特别的心理安全感。《我在霞村的时候》中已表露出文化传统对于“失贞”女性的厌弃与惊恐，而温良女性也便契合了“忠贞”的文化要求，抚慰着抗战背景下男性的挫败与失势。

　　抗战题材作品中的“女英雄”形象并不具有鲜明的性别特征，她们的抗日英雄行为是对男性身份的模拟和效仿，如《沙家浜》中的阿庆嫂、《苦菜花》中的娟子等都是如此。与“失贞”型和“忠贞”型人物有别，女英雄形象更多的是一种非性别化的存在。她们以对自己女性身份的置换完成了英雄形象的身份建构，背后的价值趋向依然是男性身份认同，如阿庆嫂的江湖气息，娟子的“带男音的声音”，《八月的乡村》中的李七嫂“穿起了男人的衣服”等，都有这样的特点。

　　在抗战爆发及其后很长一段历史时期内，抗战题材的文学作品中对女性的书写，本质上是一种“去主体化”叙述。对被侵犯的身体的描写，以及关于传统美德和女英雄类型的话语叙述，重复的只是男性的性别优势与性别要求，女性生命存在的丰富性和特殊性被抽象成缺乏所指的空洞。如何深入挖掘抗战期间真实历史语境中女性的深刻内涵，对于更充分地认识她们在民族救亡和民族精神重建方面的重要作用，以及女性自身在抵御外族入侵的血与火的历炼中的生命重构和升华，这是今后应该努力的方向。

　　(作者单位：安徽大学文学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