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容摘要：川剧《挂印知县》的独特之处，在于塑造了一个主动挂印还乡却仍然真诚地想方设法为民众办点事的平民化君子的形象。编导不希望自己笔下的正面人物成为强迫观众盲目追捧、崇拜的偶像，更不能成为至高至洁、完美无瑕的英雄，因而采取了一种非偶像化的审美视角。这是对中国戏曲史上清官戏、公案戏创作中存在的偶像化倾向进行审视或反思的结果。此剧从细节处理、场面烘染等方面着重对主要人物的平民化表现，努力适应现代观众对反腐倡廉题材剧目的新要求，用另一种样态的戏剧人物表达了一种艺术主张，即平治之世我们更需要喻秉渊这种务实低调的循吏良臣。

　　关 键 词：挂印知县 非偶像化视角 平民化表现

　　小地方有大风景。

　　恩阳，大巴山深处的一个无名小镇。这里不仅风景秀丽，而且文采斑斓。2016年的夏天，巴中市恩阳区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中心原创的大幕戏《挂印知县》进京演出，引起了戏曲界的广泛关注。

　　戏中的挂印知县实有其人，他就是光绪年间的恩阳人喻秉渊。这位经大挑出任云南沾益州保山知县的前清举人，至今活在民众的口碑中。当他变形为“近史而悠谬”的川剧人物时，其独特之处让人眼前一亮。

　　与一般历史题材廉政戏中所表现的人物均为在职官员不同，这个戏里的喻秉渊是已经致仕的平头老百姓。致者，尽也，绝也。对喻秉渊来说，官宦之路已经走到头了——曾经的保山知县已挂印还乡，此乃独特处之一。一般人挂印基本是被动的：或是贬黜，或是退休。而喻秉渊是主动的：因妻弟受贿，自觉有碍清誉，主动摘下官帽子。这正是：常遇漏夜赶考者，难逢自觉辞官人，此乃独特处之二。按照常理，“不在其位，不谋其政”，可这个喻秉渊一反此道，偏要咸(闲)吃萝卜淡操心，想方设法为民众办点事儿，此乃独特处之三。这般奇人，令观众不得不刮目相看。

　　这是一个有个性的典型。这个性，首先体现在他的平实。剧中的喻秉渊不是一个叱咤风云的角色。他的身份、修养和为人处世的风格，决定了他的勤谨、细致、坦诚。他帮乡民争取官府减免税赋，他帮乡民修葺学堂，他苦口婆心劝解巴州知县雷梦初改邪归正，他严于自律要求家人自守清廉……凡此种种，务实而低调，处处显出一个平民化的君子气质。这个性，还体现在他的机智和率真。戏开场不久，面对集聚在衙门前的众百姓与知县雷梦初等人的对峙，不请自来的喻秉渊抓住雷梦初好大喜功、追求官声的心理，代雷作出减免税赋的承诺，既巧妙地为老百姓解了难，又将这位爱面子的县大老爷倒逼至有口难言的尴尬境地。戏发展到后面，喻秉渊不惮当众将家人受贿的实例和盘托出，自揭其短，用以警戒巴州知县雷梦初。透过这些又机智又真诚的举止，可以看到喻秉渊的政治智慧和洞察力，没有长期的生活历练和从政打磨，他是不可能对雷梦初的内心世界有如此准确的把握并采取针对性的措施的。正是在这些点点滴滴的言行之中，喻秉渊那“喻某只能挂印辞官以赎教导不严之过也”和“我今虽已把官辞，君子节操岂等闲”的复杂的内心世界，逐渐变得清晰起来。

　　这出戏还有一个比较独特的地方，它创造了一个转变中的人物——巴州知县雷梦初。估计这位虚构的历史人物会引起争议。俗话说，天下乌鸦一般黑，已经有了劣迹的小贪官雷梦初能变好吗?带着同样的疑问，我在看完演出之后又反复读了剧本，觉得剧中雷梦初的转变还是基本可信的。此人饱读诗书，志在经国济世，然命蹇事乖，外放巴州，郁郁而不得志，这是他与一般脑满肠肥、尸位素餐的庸碌之辈的一点区别。此人在任上基本上当的甩手掌柜，更说不上工作细致、作风深入，因而事无巨细均交给工于心计的贪佞之徒蓝师爷具体打理，往往是糊涂官办糊涂案，被蓝师爷所利用。这是他与一般心狠手辣又世故圆滑的歹毒之辈的又一点区别。此人虽说意志消沉却又将民众对自己的反映即官声看得比较重，无论其动机如何，这一点又使他与一般只求巴结上峰而置百姓死活于不顾的丧心病狂之辈区别开来。看来，苦海无边的结果在等待着他的同时，回头是岸的机会也不是绝对地对他关上了大门。自然，在短短的一个多小时的时间里令人信服地表现出人物思想对比鲜明的变化，对于任何一位戏剧编导来说都是一道顶尖的难题。但要看到此戏走向结尾处刚刚才是雷知县改过自新的起步时，这个过程还长，留给观众去联想去琢磨的还有很多。

　　如果把雷梦初形象视为喻秉渊形象的映衬和补充，也不是不可以，甚至在某种程度上是一种必需。这两个人物之间有联系又有区别，一个挂了印，一个正当时，对县令这一职位的体认是他们主要的、基本的区别和联系。联系自不必言，区别则更要紧。而根本的区别在于喻秉渊的所想所说所做，是既为官声更为百姓，而雷梦初的思想和言行顶多只是为了自己的官声。在那个时代，喻秉渊为什么会有为老百姓尽心尽力做事的想法?这个戏作了平实的交代：此人出身贫寒，靠乡亲们资助和自己苦读才得以做官，对民众如此大恩大德他没齿不忘，于是为民众办事一直尽心尽力。喻秉渊的言行，无形之中成为了包括雷梦初在内的所有公职人员的有亲近感的榜样。

　　显而易见，《挂印知县》的编导在人物塑造方面确有自己的不从众随俗的想法。这些想法归结到一点，就是不愿意自己笔下的正面人物成为强迫人们盲目追捧崇拜的偶像，更不能成为至高至洁、完美无瑕的英雄，为此，他们采取了一种非偶像化的审美视角。喻秉渊正是这种视角的艺术产物。这种视角不仅应当予以肯定，而且值得深入研究。

　　非偶像化视角是对偶像化倾向进行审视和反思的结果。在中国戏曲史上，歌颂清官、表彰廉政的戏不在少数。人们对清官的呼唤和对廉政的渴望，使得自元曲始到京剧止的舞台上，清官戏、公案戏成了传统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在这个过程中，戏曲不断接受道德至上、教化为本的意识形态影响，逐渐形成了忠奸判然、善恶分明的致思路径和判断原则。用前人的话说，就是：“公忠者雕以正貌，奸邪者刻以丑行，盖亦寓褒贬于其间耳。”[1]更有甚者，将公忠或奸邪分别推向极端，于是出现了个性被共性淹没的类型化的戏曲人物。这种人物好则好到十全十美，坏则坏得无以复加。比如明人李玉《清忠谱》里的“清中之清，忠中之忠”的周顺昌。这种人物，刚则刚矣，廉则廉矣，却难以让人产生一种亲近感，只是一些人盲目崇拜的偶像。这样的戏剧人物多起来后，便形成了一种偶像化倾向。时至今日，这种倾向还在或隐或显地影响着中国戏曲的发展。

　　试图在久远的传统中找到回声的优秀现代戏剧编导们，都在不同程度上注意到了这种倾向，并对它保持了不同程度的警惕。改革开放以来涌现出一些新编戏曲作品如豫剧《七品芝麻官》、京剧《徐九经升官记》，乃至前不久问世的话剧《大清相国》都以清官为表现对象，但都抹去了主要人物头顶上人为的光环，让他们作为普通人出现在舞台上，这是对古老传统的一种批判性继承。正如作家王跃文在谈话剧《大清相国》时所说的，“我们过去写历史人物多习惯写轰轰烈烈的英雄，这似乎成为了中国人潜意识里的历史观。但是，平治之世，我们更需要像陈廷敬这种务实低调的循吏良臣。轰轰烈烈的英雄们其功在于摧枯拉朽，而更多庸常的岁月里需要大量陈廷敬这样的官员。”[2]上述这几部作品的编导都不约而同地采取了非偶像化的视角，王跃文的这段话在一定程度上可以代表他们的心声。我把《挂印知县》看作是从大巴山深处传来的对这种心声的呼应。

　　让我们回到《挂印知县》。当编导以非偶像化视角将审美的目光投向传说中的喻秉渊，“平民化”三个字，便在他们的脑海中凸显了出来。不仅要在人物基本气度、风貌，以及与人物密切相关的主要情节结构上体现平民化，而且要在细节上注重平民化，这是他们对自己也是对演出团队的要求。细节，往往是创作的起步处，甚至是作品的支撑点。《挂印知县》中，喻秉渊的出场给人留下了难忘的印象，而这个出场就是建立在一个精彩的细节之上。开场不久喻秉渊的儿子喻恩因带领百姓到县衙请愿，与雷梦初的人发生冲突，蓝师爷命令手下对喻恩掌嘴，扬言：“是别人掌嘴三个，是喻秉渊的儿子，掌嘴六个——给他老子带三个回去!”就在这时，喻秉渊匆匆赶来，听见了这句话。于是，他大喊一声：“不用带，喻秉渊来也!”大步流星上场。紧接着，他便向雷梦初讨要带给自己的礼物——三个耳光，弄得雷梦初一时语塞。这一细节可谓一箭双雕，一方面暴露了蓝师爷等人的骄横，另一方面显示了喻秉渊的智慧，更重要的是告诉观众，喻秉渊不是靠位高权重而是凭正气良知在反腐。

　　平民化还体现在一些场面的烘染。平民喻秉渊与老百姓的关系，早已不是官与民的关系，而是所谓“远亲不如近邻”的乡里乡亲的关系。当年乡亲们东拼西凑一些银两助喻秉渊读书、赶考，为了不因此而给喻家带来心理负担，乡亲们还假称这些白银是上天所赐。喻秉渊返乡时，从云南带回了老鹰茶树、蔷薇花种分发给乡亲们栽种，让他们换些钱财补贴家用。平日里无论哪家有难事，都找喻秉渊帮忙，喻秉渊也一秉至诚、热心相助、乐此不疲。剧中“农事”一场，就用农忙时节乡亲们主动到喻家秧田里帮忙薅秧的场景，生动地表现了这种关系。质朴的山歌、火热的民俗通过适当的穿插透出泥土的芬芳，这些都传达并烘托了喻秉渊“看不厌家山锦绣，说不完古道热肠”的心情。

　　其实，所谓非偶像化视角，说到底就是现代观众的视角。戏剧的终极目标，无疑是观众——演给观众欣赏，激起观众共鸣，启发观众思考。社会在发展，观众在变化，由偶像化倾向进入非偶像化视角，反腐倡廉题材戏剧创作领域中的这种变化正是社会和观众变化的折射。经过了三十多年的改革开放，中国社会发生的变化真是要用月甚至用天来计算和考量。诸般变化之中最重要、最根本的变化，是人的观念(包含审美观念)的变化，人对人本身的认知的变化。如果说过去习惯于在封闭的环境中以简单二元对立的思维方式和所谓阶级分析的方法接近人、了解人、认识人，那么21世纪以来的多数中国人基本上已经将这种方式抛进了历史的垃圾堆。

　　坐在剧场里的多数观众，不会再用好人还是坏人的浅表判断来对待剧中人物的多样的生活态度和各种生存选择，也不再会以停滞的、孤立的眼光去评价戏剧中人物的复杂多变的内心世界。比较起前几十年的观众，今天的人们多了一些包容、怜悯，多了一些独立的思索和自主的选择。从《挂印知县》里，我隐约地感觉到编导似乎认识到了这一点。剧中有一处富于川剧特色的处理可以为证。“守节”那一场，听完喻秉渊语重心长的劝导之后，女儿喻阳亢奋地唱了一句：“朱门酒肉算个啥?清汤寡水也乐开花。” 喻秉渊听到反问一句:“嗯，什么话?”这时喻阳恍然悟到：“哦，帮腔的，重新帮过。”于是帮腔在幕后以一句“清白人生可传家”结束了这段小插曲。插曲虽小，意味深长。这个细节用地道的川剧味儿表现了可贵的分寸感——以贪腐为耻，不等于以贫穷为荣，酒池肉林不是正常的幸福生活，清汤寡水也不是平民对生活的向往。说话，做事，演戏都要讲究合适、恰当，不能过头，过犹不及。乍一看这仿佛是编导的安排，细细想，这难道不是现代观众的愿望?

　　好戏多磨，川剧《挂印知县》还有打磨的余地，提升的空间。喻秉渊身上如果再多一些动人的细节，雷梦初的转变如果处理得再细腻一些，无疑都将使这个戏更加生气灌注，鲜活动人。目前，蓝师爷这个人物从剧本到表演都有些脸谱化的痕迹，“农事”一场也稍觉冗长了一些，这是可以在今后的演出中不断修改、完善的。

　　*廖全京：四川省戏剧家协会名誉主席、研究员

　　*责任编辑：陶璐

　　[1] 吴自牧：《梦粱录》卷二十《百戏伎艺》。

　　[2]　王跃文：《平治之世，更需务实低调的“陈廷敬”》，《文学报》2016年7月14日，第4版。

2017年第5期 总第20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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