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容摘要：自传体小说不宜过度经营，否则伤其本真。黄永玉在《无愁河的浪荡汉子》里把这种经营转化到意旨层面，文本的沉淀层很厚，有很多伏笔，信息密度大，意旨深，审美要素丰富。继“朱雀城”之后，“八年”背景更为复杂，他浸泡在闽南的人文风俗和新式教育中，同时也在战地服务团经历了严酷的抗日战争。他通过自传体小说，从世俗生活中提炼深度，通过生活中的逻辑来塑造自己、反叛自己，最后建立一种自在人格。

　　关键词：自传体小说 黄永玉 无愁河 木刻 藏书家 精神现象史

      脂砚斋对《红楼梦》有“伏脉千里，横云断岭，不写之写”的评语。《无愁河的浪荡汉子·八年》[1]也有类似手法。这种写法的好处是可以让文本沉淀层很厚，读者能够打捞出意想不到的东西，还能在不断重复阅读中带来惊喜。这类文本读者看好几遍，还会有很多地方漏掉，因为信息密度大，意旨深，审美要素丰富，不断有新东西冒出来。它既是情节和结构上的伏笔，也是一种观念的隐藏，却又不是刻意地要把“意义”隐藏起来。有时候看起来是随随便便地处理，实际上需要很深的功底。因为这种美的结构需要师法自然，无为而治。

　　《无愁河的浪荡汉子》的这种隐藏在情节上并不多，主要是意旨层面。最表层，也就是第一眼能看到和能最先理解的，是好看的故事，各式各样的妙人，古旧的事物，传奇，风土人情，有趣的轶事，表面已经非常精彩了。再往深层，有一个理和气在里头，用现代术语表达就是整体的逻辑贯通。一部如此宏大的小说，如果完全是片段式、散点式的东西，不可能这么精彩。这种贯通建立在事物之间内在的联系上，有历史的必然性和偶然性，事物对事物之间逻辑的贯通不需要用表面的结构去经营，它是一种情绪的自然流淌，是老子讲的“道”。无论从《收获》连载的单篇看，还是从已经出版的单行本看，都非常容易体会到这种贯通，它自动形成一种气场，不自觉地把人带进去。更深的层次，那就是情怀，这个“八年”，既是在闽南的八年，更主要的是八年抗战[2]。这是最大的主题，压倒一切。所有事情都是根据国破家亡这个前题走，包括他的家信，关注点，同学朋友之间的交往，师生之间的情谊，以及他后来学木刻、留级、结识藏书家、失业、吃苦。总之，他的肉身和精神的所有聚焦点，都在这样一个大的家国情怀里头，他无法从这个前提里跳出来为个人想些什么事情。更广大更深层次的意旨，也是作者关心的最核心问题，就是人之为人的根本性问题，在这方面他有思考，在文章里也有回答。

　　这部小说本质上是一本自传体小说，书中人物都是真实的，事件也是真实发生过的，通过资料、文献、口述等可以得到证实。在体裁上也只能勉强算在小说之列，因为这部作品文风极其特别，民国文人那种雅洁的语言与生猛的方言(包括粗话)揉捏在一起，古典高贵的书面语与人民群众喜闻乐见的大白话同台演出，宋词元曲的柔美韵味与木刻线条般的铿锵节奏混搭。他还以画家的职业习惯把人物以国画手法简练与形象化，绝少用长句，拒绝四字成语。也并不是说这部小说就是一个后现代的混合体，在小说体裁的变化和革新上，兼具散文的去结构化，又特别注重小说艺术的诗学价值，文人笔记小说的传奇本事，也有章回小说的整体性和连贯性，还有戏剧的悬念和高潮。最为核心的是把一种信念贯注在整个文本中，无论外表如何捉摸不透，它有一个内在整体性和一致性。他打破了一些旧的框框，同时也建立了一些新方法。

　　《无愁河的浪荡汉子》是黄永玉一个人的“精神现象史”，体现了个体从教养、知性到理性的成长过程。他在国事、家事、个人的苦难和矛盾中成长，苦中作乐，这段精神史在顺境与逆境中螺旋递进升华。在中国新旧教育交替之时，他的版画、文学、诗词等uedbet全球体育启蒙教育，他的格调、品味、审美趣味，变得更加美善和厚重。小说表面写经验到的事实，内在旨趣却转向了无形的大道。

　　一、从湘西到厦门和泉州：教养的形成

　　自然界只有空间，时间是静止的，只有人类有时间，时间这个环节不可逆转，它是人从孩童、成人到老人构成的。教养就是在实体生活中经过反思的生活。自传小说看起来是一本流水账，它实际上是人的生活的反思链。自传体小说不能过度经营，否则失其本真。黄永玉先生处理这部作品是非常高明的，他把自己囫囵丢进现场，以心观物，以心聚焦。王阳明说：“凡事由心，无心则无物。”“你未看此花时，此花与汝心同归于寂。你来看此花时，则此花颜色一时明白起来。”[3]黄永玉走到哪里，哪里人物和场景便明艳动人，一片繁花似锦、一团和熙的场面。他的深厚的学养和浩荡的才情，在《无愁河的浪荡汉子·八年》展示出道之广大、德之渊博、美之璀璨。这部小说主人公少年张序子的原型，便是黄永玉本人。他极有定见，从不会为时风众势所左右。情感发挥得恰到好处，疏密浓淡之间也拿捏得非常到位。他也有执念，但心性洁净。黄永玉凤凰老家隔壁有一座准提庵，“凡夫以菩提为烦恼，而菩萨以烦恼为菩提”。他很早悟得真谛，他的心灵道路出发点与别人不一样，少年序子便有不移的慈悲，大胸怀和大悲悯，这是很难得的。人在强大的欲望和执念之下，容易聚积仇恨，表现傲慢，充满偏见，对善恶世情缺乏识别能力。邪恶和暴虐也是一种活力——一种负面的能量，像癌细胞“分蘗”。湘西山区，素来民风剽悍，一不小心就会走偏。他的亲人、朋友圈、成长环境，给了他活生生的教材，从心底里长出来一股善的力量，这力量随着年龄和身体越长越强大，并且感染着身边所有的人。

　　人需要从世俗生活中提炼一种深度。通过生活中的逻辑来塑造自己、反叛自己，最后建立一种自在人格。张序子离开朱雀城还是一个十二三岁的孩子。十几岁，是个体人格形成的重要时期。他1937年到达厦门。从朱雀城出发那一天起，他的人生像一条清澈的涓涓小溪汇成一条大河，这条河，清亮、激越、涉过无数险滩、边走边升华，最后汇成浩浩荡荡一条大河。闽南这八年，是人格塑造的重要时期，他有在老家积攒的传统文化底蕴，集美中学的世界性思维使他在视野和格局上有巨大的提升和扩展。在闽南结交了很多有意思的朋友，学会了刻木刻，读了很多好书，懂得家国和人生要义的大道理。这些要素实际上改变了他的人生走向。

　　这个从湘西大山走来的小乡巴佬，初到厦门感觉真是遍地锦绣、满眼珍宝。那么精彩的世界，那么多有意思的人，一个洋气、温和、敞亮的好地方。厦门的文明程度完全超出了序子的想象，咖喱饭那么黄，可以染布。人都很悠闲，坐在窗外可以见海的房子里弹琴唱歌，一对一对的男女合着拍子跳舞。穿着五颜六色花衣服的男人在大庭广众之下扭着腰杆，看上去像流氓、坏人。走路的男女也微笑地跟着拍子，都融在音乐里。“看卓别林的戏，多么祥和、信任，培养出来的融洽之气，稍一疏忽就错过了，细腻而珍贵。这条街一下子变得让人难忘。”[4]厦门的市井也是蔚蓝色的温和与称心，“随街今古书店，大清早可以看到爱娇的老太婆买香花插在发髻上”。

　　泉州又与厦门不同，泉州人工作余暇一齐坐下来呷袋(喝茶)聊天，知识广博，文化深厚，相互间开着恰到好处的玩笑，斟酌着自古相传的各色谚语，品味当今风云人物的善言雅行。

　　“不过这类感觉用打听的方式是得不到的。如果是个有心人，稍许注意一下眼前你站立的地方，脚底下踩着的通下水道的葫芦眼很可能就是唐朝宋朝留下的古物。……你坐在随便哪块大石头上都是只蚂蚁。你也只能以蚂蚁的心面对眼前的景致。你头顶上是几十米高的大榕树群，晚上运气好有机会让你看到树顶上黄豆大的月亮。”

　　泉州的市井文化令他迷恋不已。闽南人自古喜欢为乡邦做些大事情，造塔修庙，用奇特的营造法式建造联接海湾两岸伟大的洛阳桥、几十里外就能望得见的东西塔。他还在这里邂逅弘一法师。法师给他告诫并留字，似乎有神秘的因缘。

　　成长经历和文化熏陶对一个人特别重要，序子自身所具备的良善的自然人性，经过磨炼和升华，欲望转化变成了肯定性的智慧。正是一个人的精神现象史，从知觉、知性到自我意识再到理性的成长过程。

　　长白的文雅举止再一次刷新了序子对人的认识。他的纯洁深深地感动着序子，他没有一点防护的能力，他的城墙是纸糊的，无处不可以攻克。序子由此感叹，世界上的好人都有点傻，万一碰见坏人怎么办啊，应该训练他们辨别好坏的能力，告诉他们打拳。柯远芬与剽悍的湘西汉子相比又不同，是另外一种坚硬，“棕色皮肤，眼睛从额底深处看人，身材矮小而匀称，肌肉结实，处处看出严格训练的威严规致。他和地方老军人派头完全不同，是蒋委员长新熬出来的一种冷钢”。集美创建者陈嘉庚先生是他仰望的人，“他不太像个有钱人，只有三套衣服，一套白帆布西装，一件冬天穿的灰灰麻麻的毛质西装上衣。长白告诉他，老人家一生都施舍在教育上，他的快乐和世界上庸俗的快乐不一样，是一种稀有的崇高”。除了尤贤的率性、长白的节制、蔡金火的狂放、柯远芬的冷峻、陈嘉庚的善德，序子还感染到另一种综合性人格，虾姑的勤劳、善良、快乐、隐忍和坚持。序子在与各种人的交往中，感性、教养、知性一点点发生改变。真理有时候是在错误中开辟道路，把握住了自己便赢得了真理。他既懂得人情世故，又能从里头走出来，正视自己的否定，达到更高层次。小说中还有一个神秘而稀薄的背景，若有若无地铺展，共产党员徐曼亚、朱先生，不动声色地影响着他，这种影响顽强地跟着序子，序子走到哪里，它跟到哪里。这条“草蛇灰线”一直延展下去，直到作者计划的《无愁河的浪荡汉子》第三部。

　　二、学艺人生：知性的提炼

　　如果不在乎情节，对《无愁河的浪荡汉子》这样的书可以进行一种有趣的阅读，随便翻到哪一段话，都可以感受到作者宽广知识的涉猎和极高的审美修养，无论是对艺术还是人物的品鉴，还是对宇宙人生的思考，都独特而有深意。每个小故事都是一篇优秀的短篇小说、微型小说。人们通常认为感性是最丰富、最具体的，实际上感性是最抽象的，它如烟如尘，留不住，无法用概念规定它。作家通过这种意识的流动到达一种内在的肯定性，然后又不断地否定、升级，变成一种存在。通过力和反作用力到达知性，构成一条运动着的超感官的河流。因此，《无愁河的浪荡汉子·八年》人物众多，闪电般出场，还没混熟又迅速撤退。地点也很分散，从湖南到福建，途经六个省，尤其到闽南后大大小小无数个市县镇乡，语言风俗、风物掌故都是uedbet全球体育。长期以来，人们习惯了文章必须讲法度，遵循某种形式。然而黄永玉这种无法无天、天马行空的写法，却能够很自然地把才气、学识、道义完美地体现出来，形成一种独特的“无愁河体”。当一个作家根本不在乎形式的规约，只在乎心灵的流畅时，他便得到某种解放。郭绍虞先生在论述古文论家侯方域、魏禧、汪琬三人在才与法度方面的表现时说：“侯氏才气卓荦，以才为法;魏氏学问坚实，故以理为法;汪氏才学均逊，故又只能以古人之法度为法。” [5]古法枷锁太重，后代文人总是在遵守与挣脱两种境遇中选择，虽然都意识到了创新才是正道，但并不是每个人都能做到。《无愁河的浪荡汉子》不仅是体裁的不讲章法，也全不顾及文章风格上的忌讳，古人作文讲求“雅不主浮艳，洁不主奇险”，他都不管，他的文字清雅中兼有明艳、叙事节制而又奔放。真性情从肺腑中流出，这种心灵的自由建立在庞大坚实的思想体系和丰富的人生经验之上。

　　上个世纪二三十年代，鲁迅倡导的“木刻讲习会”拉开全国规模的新兴木刻运动。这一场运动激荡着年轻人的心灵。通过一场艺术启蒙提升国人的教养和知性。对于年少的黄永玉来说，启蒙不是一场运动，只是生活方式。他在集美学会了木刻，他很用心地把这一段经历用小说的形式呈现，甚至可以单独出一本书，其中的苦难和升华能够激励世人。序子在朱雀城时还没有什么美术功底，看侯哑子画风筝，看爸爸画通草画，对诗词歌赋倒是有超过常人的造诣。黄永玉本是诗人，曾获国家级诗歌大奖[6]，他在小说中借四舅之手做了一阕词《临江仙·雪湿梦》[7]。序子过洞庭时想到袁子才的诗《汉江遇风》，“少年何事便离乡”，这个时候还是愁满江河。但没想到在集美拐了一个弯，父亲送他去了厦门集美中学，此后人生开启了新模式，千古文章之事从未忘记。

　　序子现代绘画艺术观念上的启蒙是集美美术馆馆长郭应麟先生，郭先生在法国国家美术学院留过学，也教高中、高师的美术。序子那时只是美术爱好者，第一次见识油画，“盘子里的水果就像真的一样，要用手摸才明白那是假的”。还有太阳底下老远的人和跑来跑去的马娘和马崽也是用笔尖的颜色随便带出来的。他也知道这种“随便”的功夫十分了得。那么，“老头子的红鼻子是怎么搞的?”光是那点意思恐怕要想三年。二楼的国画、书法是他熟悉的套路，他只佩服油画。

　　日本飞机轰炸厦门，集美中学内迁到安溪。“一个小小安溪城，居然容得下集美学校的大文庙”，小小安溪城，盖这么巍巍乎哉的堂皇大文庙做什么?农林和商科在别的县城。图书馆临时安置在文庙的走廊，只带来部分图书，已经是又高又大一长排，规模很大了。这以后便是序子待得最多的地方。“代数讨厌，几何可爱”，“国文课本实在太浅”。把高中的国文、历史、地理借来看，也就是外国历史“是个新鲜东西”。英文勉强凑合。国文课常常变成他和李扬镳老师的专场讨论，当老师念到“鲁有兀者王骀，从之游者与仲尼相若”时，序子提醒他那是《庄子·德充符》的首句、集美高二课本的内容，他们的第四课应该是柳宗元的《酬曹侍御过象县见寄》，令李扬镳老师十分惊奇。

　　在意识的经验科学里，知性是一个运动的过程，也是不断升级的过程。黄永玉的禀赋是禅宗所说的“上根利器”，具有如此根性的人，愈艰难愈能快速塑造把握世界的能力。集美校报《血花日报》改变了序子的人生方向。“编辑部像个蜂房，整个晚上都在哄哄然的忙。收电报的，翻译英文稿的，收广播的。”序子临时帮忙画些小头花，在这里开始了美术实践。报纸出版了，序子觉得又精彩又新鲜。黄新波的木刻，梁白波的“西北人物”写生，教务处吴廷标的四幅人物漫画像，震撼了序子，“每像不超过简简十笔，勾出了他们的魂魄，连索索的呼吸都听得见”。这种灵动和神奇，看得他心里打战。也就是这位吴先生把序子带入了木刻艺术之中。他先是教剪影，在纸上先剪一个三角缺口下巴，然后鼻子、眼窝、睫毛、额头、脑门比着往后剪，序子三分钟就学会了。“剪影的世态炎凉跟刻图章一样，开始买石头刻图章送人人还不要，刻得有道理出了名，人家买石头反过来求你。”这门手艺日后帮他渡过无数难关。序子一再向吴先生表态，喜欢画画，吴先生就给他泼冷水，打预防针：“学画画很难。走一步学一点，像唐三藏西天取经……”按说音乐对他的熏陶更凶猛，他吹小号还比画画先学会，爸爸又是教音乐的，弹得一手好风琴。在厦门也参观了乐器店。铁哥们儿蔡金火是器乐方面的专家，集美中学三天两头有各种各样的音乐活动。到后垵野营，同学曾凤相随身带着根“佩可乐”(高音笛)，黄川海带着小单音手风琴，陈允文负责校音。序子的小号却忘了带。

　　序子曾经喜欢临摹水浒人物，这个爱好在集美派上了用场，他临摹了一张木刻家新波的《寒光照铁衣》，被《血花日报》刊用。但他不知道木刻是怎么回事。因为新波的这幅画是在黑纸上用白广告颜料描出来的。这时朱成淦先生出现了。朱成淦是岭南画派高剑父、高奇峰的学生。他给序子看珂罗版[8]印刷的两位师父的画册，序子觉得不怎么好，浓墨徒徒的。朱先生说你觉得不好是因为你不懂。朱先生有一天画了一幅红头发的贝多芬，也就是那天他告诉序子木刻是怎么回事，刀具、板子、油墨，像刻图章一样很费事。当时有一批大名鼎鼎的木刻家，李桦、野夫、陈新桥、新波、金逢孙，组织了一个“木刻协会”[9]，每年春秋两季有木刻作品展览，出画册。听说木刻家宋秉恒在永安办了个《大众木刻》，集聚了耳氏、荒烟等木刻家。序子一听就心痒痒，想学木刻，却又为这些材料发愁。

　　“‘浙江金华东南木刻协会’入会费，三角;木刻刀六把一盒，二元二角(邮费在内)。《怎样学习木刻》，野夫著，六角。一共三元一角。”那么，问题来了，这么大笔钱从哪里来?他找到沉迷于做永动机的林振成，林家在安溪当地算得上土豪，这点钱如人身上拔一根毫毛。作者顺便插入两个屎壳郎的故事，把序子比作居心叵测的虫乙，“虫乙”的伎俩被虫甲林振成识破。这时候正好到二叔家吃饭，他不敢动向二叔开口借钱的心思，二叔却揭穿了他“眼前有点为难事”，他以为是指穿破洞的袜子，心里不安却故意装成若无其事，其实，“我眼前一片绝望的情绪，所有起立坐卧之思，全由于木刻刀泡影于眼前而引起。像那个倒霉透顶的林冲，站在大马路上，拍着胸脯来那一句无比苍凉的话：‘愧—杀—英—雄—也!’”他靠着龙眼树给东南木刻协会写了一封长信，介绍自己很不幸的家庭情况，偏科很厉害的学习情况，对木刻的无比向往，诅咒日本人的作恶，都是倒苦水，整个信笼罩着悲情和无奈。最后，他打听木刻协会的财力是否足够承受一次赊欠，比如一次入会费，一盒木刻刀，一本书。这三元一角钱日后肯定是能够还上的，当然，把这种不靠谱的赊欠看成一场骗局也是有道理的。他信誓旦旦一辈子认准了木刻，请他们放宽心。这位连木刻见都没见过的人，对木刻如此痴迷、心醉，也是少见。

　　这是他的旨趣上形成的手法，也是苦难和矛盾的高潮部分。国事、家事、个人前途在这个地方重叠在一起，打了一个结。所有的倒霉汇聚到一起，爸爸从长沙到浦市再到沅陵，到处漂零找不到工作，一二八师的同乡在嘉善之战与日本兵同归于尽，九孃孃又疯了，12岁的二弟到“江防队”做事，妈妈带着三个年幼的弟弟到沅陵“难童收容所”里头混口稀饭吃，婆(湘西称祖母为“婆”，称曾祖母为“太婆”)一个人在家不晓得怎么过的。“序子这天收到家信，吃中饭滴了好多眼泪在碗里，静静地吃了。”这是1937年12月的事。作者少年时期经历过多少眼泪泡饭吃的苦日子!

　　黄永玉在这部小说里很少倒苦水，或者是他善于苦中作乐，如后来在不透风的墙上画一幅有大花园的窗户，“猫头鹰事件”被批斗后画满池生气勃勃的荷花。总之，他是愈艰难愈勇猛。一个人的精神史常常是在顺境与逆境中螺旋递进。他能在逆境中让自己升华，而不是异化。艰难、穷困，并不是无路可走。他有很多机会给人做女婿，当儿子，变成店铺老板、大地主。也有好几次生死劫难，失业是常态。一个人背着包袱坐在礁石上看着太阳落进海里，他明白自己在追寻一个“大东西”，小富小贵的普通人生不是他的追求。正如庄子所说，有大智慧的人，“观于远近，故小而不寡，大而不多，知量无穷”。[10]幸亏他总是遇到好人，序子的人生变得越来越开阔。

　　三、读书与藏书家：理性之门

　　人的理性意识通过人自身的活动才能实现，伦理的直向运动与道德的反向运动形成力与力的交互作用。黑格尔说：“对于苦恼的意识来说，自在的存在乃是它自己的彼岸。”[11]理性的确定性和真理性，它的范畴、特征和规定性都需借助知识来固定。黄永玉出生的年代，正是中国新旧教育交替之时，启蒙教育引进大量西方模式，传统的四书五经也保留了一部分。黄永玉的绘画，经常有别致新颖的序和跋，在家乡小学时就打下了扎实的古诗文功底，格调、品味、审美趣味，骨子里古典文人的气质都是那时候培养的。

　　《无愁河的浪荡汉子·八年》看起来很杂很广，却是有焦点的。他的焦点，一是读书人和藏书家，一是有意思的人物。藏书家放在首位。序子12岁的弱小身子背着小小包袱，离开朱雀，打开一本大书，经历了长沙、武汉的繁华。从长沙到上海，爸爸与序子有次长谈。谈到青红帮，序子撺掇爸爸加入，好处是“全国自由通行，走到哪里呷到哪里，冇人敢欺侮，屋里人再也不会挨冻受饿”。爸爸告诉他，入帮以后，有时候还要杀自己不愿杀的人，违规了就要砍手杆脚杆。听了这话他又有些怕了，但对帮会的向往并没有完全消除。后来在闽南，接二连三发生打架斗狠，见不平之事正面刚上去，把人干翻，不计后果，但风格与湘西还是有所不同了，点到为止。闽南人是爱拼的，与湘西比，色泽要淡一些，柔和一些，是那种海蓝色。湘西山里生活底色都很浓烈，石头般的粗粝和钢色。闽南的风气正好符合他的脾胃，所以他做不了毛润之、黄克强，虽然他很欣赏玉公(陈渠珍)、得豫表叔、幺舅、田三大这样的人物。这些人对他的影响，形成人格中另一种坚硬的东西。刚到安溪时受了很多苦，虐疾、疥疮、跳蚤、毒虫、拔虎牙。但实际上在学校也没有把心思全部放在读“正经书”上头。那些外国小说、科技类、趣味类，涉猎很广，并不是传统知识分子心目中真正意义上的正经书。既看严复、鲁迅、李光地、李贽的书，也看《肌肉发达法》《普通地质学》《警犬培养和训练》，也有世界眼光，看《爱弥儿》《进化论》。

　　从学校图书馆到他认识的几位闽南大藏书家，他的人生在这一次次跟书的交往中变得厚重。人与人之间的交往总有一种相互吸引的气质，序子爱跟藏书家做朋友。最先遇到的是苏景漾。闽南的藏书家都是怪人，序子善于跟怪人打交道，因为某种程度上他自己也是个怪人。湘西也有藏书家，但那时序子小，不懂其价值和意义，只关注自己喜欢的志人志怪、传奇、武侠小说，崇拜平江不肖生(本名向恺然)的《江湖奇侠传》。到闽南洪赖，苏景漾的出现刷新了他对书籍和藏书家的认识。苏景漾带他参观藏书楼，楼上一柜子都是李卓吾的原版，李卓吾的版本数他藏书最齐，家产全荡在里头了。德化文人对苏景漾有一段评价。“刀子搁在颈项，也不让人看，孤寒之极。省吃省穿，一到泉州总吃我们的。写的文章从不公开，也不刻版，一肚子文章怕要埋进黄土。无儿无女。怪也是怪，他怎么喜欢你这个湖南娃娃?嗯，你运气……老头说。”第二个藏书家是人稀。他的藏书分三大类。第一类是各种辞典，第二类是诸子百家，第三类是中国现代文学和翻译名著。序子对藏书也不是盲目崇拜，他点评了一下南宋徐钧的《史咏集》，还有，“《古逸民先生集》，据说‘藏书界所罕’，看诗、看文、看附录杂件都很平庸，值不得用那个‘罕’字，大概都是因为宋朝人的缘故。”在这方面他俨然已经是大学问家的鉴赏水平了。古籍、外国名著，拉下来一个长长的书单。第三个人是德化民教馆的秦秀臣先生。序子在德化做了一阵黑窑工，差点饿死在山里，流落到德化县城，徐曼亚先生带他认识德化文人，他特别关注藏书家秦秀臣。序子走到哪里都遇到好老师。跟德化文人见面的场面，让读者不禁联想到序子的父辈朱雀文人相聚的光景。这么个外地来的小孩子，大家爱他，尊敬他，器重他。让人感叹德化这个地方，温馨啊，真风雅啊!秦先生是藏书家、文献学家、品评家，他还是大孝子，自己七十多岁了，背100岁的老母亲散步。他同序子有过一场启蒙式的对话。

　　“你读过《诗经》吗?”

　　“读过一点。”序子回答。

　　“什么叫做‘一点’?这不是读书人的口气!”秦先生说，“饭，你可以说吃过‘一点’，一个人的肚量有限，那‘一点’，人即能得之于大约。书，浩瀚无边，你之‘一点’未必彼之‘一点’，这种回答，是在冷淡人。”

　　黄永玉曾经把文学分为两大类，一类是有意思的文学，一类是好玩的文学。他更偏爱好玩的文学。闽南藏书家的书单，很多孤本善本，他都记得书名。

　　黄永玉以他近一个世纪的人生经历洞悉了这个世界，他突破小说家们很在乎的常规套路，疱丁解牛，游走于无形之中，从人生的诸多小事件扩展到天地宇宙的大问题。“猫走了，笑还在”，有点存在主义的味道。他表面上写经验到的事实，内在的旨趣却转向了虚，转向无形的大道。他呈现给读者的这条“无愁河”，既是一条事实的河流，也是一条意识的河流，用美和善构筑起来的无数精彩细节，浩浩荡荡奔涌而来。艺术的本质是用牺牲普遍性来保全它自身，它本来就是一个生命体。他的发展过程其实也是一个“意识的经验科学”，只不过是用文学的方式书写而成的“精神现象史”。

　　*卓今：湖南省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研究员

　　*责任编辑：何美

　　[1] 人民文学出版社2016年1月出版了《无愁河的浪荡汉子·八年》(上)，2016年10月出版了《无愁河的浪荡汉子·八年》(中)，下册即将完稿。在《无愁河的浪荡汉子·八年》之前，人民文学出版社2013年8月已经出齐《无愁河的浪荡汉子·朱雀城》(上、中、下)。

　　[2] 责编注：据报道，根据教育部关于在中小学地方课程教材中全面落实“十四年抗战”概念的精神，2017年春季各级各类教材中全面落实将“八年抗战”字样改为“十四年抗战”。此前“八年抗战”的说法是指从1937年“七七事变”中日战争全面爆发算起，至1945年8月15日日本天皇宣布无条件投降的八年时间。“十四年抗战”的说法是指从1931年“九一八”事变算起至日本无条件投降。

　　[3] 王阳明：《传习录》，叶圣陶点校，北京时代华文书局，2014年，第233页。

　　[4] 本文引用的句子皆出自黄永玉：《无愁河的浪荡汉子·八年》(上)，人民文学出版社，2016年;《无愁河的浪荡汉子·八年》(中)，人民文学出版社，2016年。

　　[5] 郭绍虞，《中国文学批评史》(下)商务印书馆，2010年，第352页。

　　[6] 黄永玉的诗歌曾获中国作家协会第一届全国优秀新诗(诗集)奖(1979～1982)，同时获奖的诗人还有艾青、李瑛、公刘、邵燕祥、流沙河、舒婷等。

　　[7] 见《无愁河的浪荡汉子·朱雀城》上册，人民文学出版社，2013年。

　　[8] 珂罗版复制法，即珂罗版印刷，又称玻璃版印刷，它是照相平版印刷工艺的一种，1852年英国科学家塔尔博特发现经过铬酸盐处理的明胶膜层曝光后表面会发生硬化的现象。

　　[9] 此处应该指的是“现代版画研究会”，该研究会是广州市的进步美术团体，1935年由市立美术学校进步教师、著名版画家李桦发起创办，骨干成员有赖少其、唐英伟、陈仲纲、张在民、潘业、刘兴宪、潘昭、胡其藻等。其宗旨是探索木刻艺术，通过版画创作活动，进行反帝反封建反黑暗统治的斗争。

　　[10] 《庄子》，杨柳桥译注，上海古籍出版社，2012年，第152页。

　　[11] [德]黑格尔：《精神现象学》(上)，贺麟、王玖兴译，第215页，上海人民出版社，2013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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