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容摘要：本文从编导、音乐和表演等方面评析了歌剧《这里的黎明静悄悄》的编导、音乐及表演值得重视的创造和突破。编导充分把握了歌剧艺术的特性，从视听两个层面采用了适合于歌剧的独特视角和处理手法，突出了自然之情与平凡人性的神圣显现，突出了人物纯洁神圣的灵魂之美，实现了戏剧性和抒情性的统一。演出立足于营造人物的心灵世界，注重歌剧结构的完整性、音乐的形象性、内在的抒情性，在突出地呈现俄罗斯浪漫主义时代的音乐气质的同时，也自觉地呈现了中国艺术家的人文情怀和审美追求，确立了中国歌剧演出艺术的一个新的美学高度。

　　关键词：原创歌剧 人文精神 审美意象 美感的神圣性

　　由唐建平作曲，万方编剧，王晓鹰导演，吕嘉指挥的歌剧《这里的黎明静悄悄》经过一年多时间的调整和复排，在国家大剧院成功演出。这出改编自前苏联作家鲍里斯·瓦西里耶夫的同名小说的舞台作品，显示了中国当代歌剧艺术原创的活力和实力。

　　《这里的黎明静悄悄》是一部具备世界性意义的反法西斯题材的经典之作，先后有电影和话剧问世，尤其是同名电影，曾以独特的艺术视角，讴歌战争中的神圣爱情，表现崇高牺牲的悲美情怀，影响过几代人，在国人的记忆中留下过深刻的印象。剧中在苏联卫国战争中英勇牺牲的五位女兵的艺术形象，唤起过人们对于神圣战争[1]的追忆以及对于战争中牺牲的青春生命的缅怀。

　　歌剧分为上下两幕，第一幕主要渲染“情的留恋”，第二幕主要表现“爱的牺牲”。在音乐的主导和推进下，第一幕着重渲染了死亡到来之前，五位女兵对于昔日美好的生活和爱的追忆。班长丽达回忆对德作战中牺牲的恋人，牵挂着自己年迈的母亲和未成年的孩子;丽莎偷偷地憧憬着尚未到来的爱情，遗憾这一生还没有来得及品尝爱的甘醇;大学生索妮娅则迷恋着普希金诗歌中的连斯基;嘉丽娅是一个孤儿，她习惯于编织那些美好的关于父母和初恋的谎言，以此掩盖自己不幸的童年;美女冉卡的灵魂上系着一个沉重的秘密，她曾经与一位有妇之夫相爱，她将怀着这样无望的爱奔向死亡……作为女人，她们有各自不同的生活和经历，在她们身上集中体现了战前俄罗斯普通人的生活、烦恼和憧憬，以及俄罗斯民族的性格、精神和文化。

　　歌剧《这里的黎明静悄悄》的成功，首先在于演出总体上把握了歌剧艺术最基本的美学特性，实现了音乐和戏剧的统一。电影叙事因其媒介的特点，强于处理戏剧性和动作性的场面，而作为舞台艺术的歌剧则强于人物心理的刻画与呈现。歌剧演出在文本、音乐和舞台呈现等几个方面，从电影和话剧的叙事、结构和表现手法中超越出来，把握和突出了全剧的音乐性、演唱性、抒情性和戏剧性的高度融合。音乐、表演、歌唱和戏剧性叙事在舞台导演的把握中，完整地创造了整体诗化的审美意象。无论是音乐的整体感，音乐形象的刻画，咏叹调的处理，人物性格和心理的刻画，以及编导对于“被战火吞没的灿烂青春”这一主旨的揭示，均达到了高度的和谐。

　　巴扬的独奏和那一望无际的浓密的白桦林，从演出开始就把观众带入了俄罗斯特定的自然环境和历史情境。音乐的风格不仅把握了俄罗斯浪漫主义时代的音乐气质，同时也自觉地呈现了中国作曲家的人文情怀和歌剧艺术的审美追求。浪漫主义音乐的精神传统，乐队所营造的雄浑豪迈的史诗性的英雄交响，沉郁悠远的抒情性间奏所带来的俄罗斯乡间自然的想象，刚柔相济的音乐风格所传达的歌剧内在丰富的情感张力，无不深化着这样一种审美追求。音乐内在的情感来自于对侵略者、对战争的痛恨以及对民族和土地的挚爱，犹如普希金庄严的诗歌和库因芝深情宁谧的绘画的最完美的融合，共同构成一种精神的底色，一种情绪和色彩的张力。在整体性的音乐结构中，在连续性的大段咏叹调的处理中，通过人物对于生活和爱的追忆，一方面彰显了残酷战争对于人的存在意义的追问，另一方面彰显了戏剧内在深刻的悲剧性。

　　本剧围绕剧中人物的性格、心理和各自的憧憬谱写了令人印象深刻的咏叹调。准尉回忆牺牲战友的“你们可听到我的呼唤”;丽达的三段咏叹调“穿过寂静的树林”“我满怀喜悦”“黎明就要来了”淋漓尽致地刻画了战争时代作为母亲、女儿和妻子的女性心理;嘉丽娅的花腔女高音以跳跃的歌唱旋律和灵活的花腔技巧演唱了“我知道爱情是什么”;冉卡的“我们必须分离”展现了火一样的热情和爱情所带来的生命困惑，她注定在世俗的压力和无望的爱情中走向死亡，剧终时她高唱着“喀秋莎”引开敌人慷慨赴死的那一刻把全剧推向了高潮;丽莎在被沼泽吞没的最后时刻，依然满怀希望地对准尉唱起了“我要对你说我爱你”，以少女最美好纯净的爱的觉醒反衬了战争的无情和死亡的残酷，令人动容。有关战争中的女性和人性，战争中的亲情和爱情，战争中的爱、勇气和牺牲等一系列深刻的问题，凭借着五位女兵的咏叹调被一一清晰地呈现出来。此外，作曲家为全剧谱写的17首合唱，有意识地在音乐中融入俄罗斯民族音乐以及苏联卫国战争时期家喻户晓的歌曲。作曲家所创作的那一首带着鲜明的卫国战争歌曲曲风的无伴奏合唱“俄罗斯，我的故乡”，以及前苏联歌曲“小路”及其变奏的出现，无不唤起了中国观众对俄罗斯最为亲切的历史和文化的记忆。

　　其次，歌剧对于这一题材的悲剧性的挖掘和揭示，从视听两个层面采用了适合于歌剧的独特视角和处理手法，实现了戏剧性和抒情性的统一。在整体呈现抒情性歌剧特点的基础上，有效地实现了情节中戏剧性的张力，营造了自然真实的舞台生活。

　　全剧并不直接展现与德军遭遇战的激烈场面，也并不刻意用音乐的语言或者形象的类型化拔高所谓的战争英雄，而是注重表现真实情境中人物的心灵世界和情感世界。正如屠格涅夫所说：“爱比死，比死所带来的恐惧还更强有力。因为有爱，只因为有爱，生命才能支撑住，才能进行。”也正如李斯托威尔所说：“爱是这样一种冲动，它驱使我们永恒向前，去实现人类崇高的命运;它不断地把真正人性的东西，从我们天性中的那些粗野世俗的东西拯救出来;它把我们燃烧着的对于精神上的完满的追求，世世代代地保持下去;同时，它又把我们内心经验深处的那种对于宗教、神圣和艺术的珍贵而又深挚的感情保持下去。的确，就是这样一种奇异的创造性力量，把人生神圣化、理想化”。[2]

　　正是源于作者把一种最为真实的人的处境置于战火和死亡出现前的黎明，才强烈而又深刻地触及了一种更为深刻的思想。不去刻意塑造英雄人物和英雄气质，而是展现战争对于平凡生活的毁灭，对于平凡人性的戕害，这种对平凡的戕害和杀戮，美好的青春生命在黎明到来之前悄无声息地逝去，就是歌剧所要渲染的悲剧之悲。“被战火吞噬的灿烂青春”的审美意象被音乐的动机和编导的理念反复强调，最普通与最平凡的生活就是最神圣的生活，捍卫最普通与最平凡的生活就是捍卫人类最神圣的尊严。

　　为了突出这种最普通和最平凡的生活，编导在第一幕中有意识地展现兵营中的女性最日常的生活场景。人物以自然活泼的宣叙调呈现了女性爱美、爱幻想、叽叽喳喳、吵吵闹闹，她们需要洗澡，打扮，晾晒内衣，而这一切让准尉一次次遭遇难堪和尴尬;她们各自的回忆中那些最美好最无法忘怀的依然是最平凡的人间之爱，是俄罗斯土地上的丰收庆典，是宇宙间亘古不变的自然法则，是古老的白桦林的白天与黑夜，黎明与傍晚。在那静寂的黎明时刻，蕴藏着大自然的规律，四季中最平静的花开花落，春去秋来，历史的过去、今天和未来……于是“被战火吞噬的灿烂青春”的意象由此进一步深化，被推向另一种更为深刻的忧思：“如何在战争的阴霾中，保留那最后的生机和希望，并将之归还给自然和人类”。于是，当牺牲到来的时刻，牺牲者就成为人群中最平凡的，也是最真实的一员，她们不再被当作英雄那样供奉，而是被当作我们自己的同伴，人群中最普通的一员加以关切，她们平凡的生活和希望、歌唱和死亡才可以最大程度地激起观众的共鸣。

　　再次，歌剧演出的成功和导演对舞台综合艺术的调度和处理密切相关。导演对于演出整体意象的把握继续延续着他自觉的中国美学精神的传承。虽然表现的题材是俄罗斯民族的，但是体现在舞台演出中的艺术精神和手法是完全中国的。在人类精神黑暗的时刻和灾难到来的前夕，在一个充满未知和险恶的密林中，舞台叙事没有刻意营造战争的、动作的场面和冲突，而是着眼于人的情感世界和心灵世界在场呈现。这是符合歌剧艺术特性并能呈现中国美学特点的艺术和手法。导演创构了一系列推进整体审美意象完成的诗意场面，比如贯穿始终的“白桦有灵”的精神性背景，比如在“营地洗澡”和“游泳惑敌”的两个场面中以芭蕾形象外化的“水之精灵”的舞蹈。对那象征着黑暗与邪恶力量的“沼泽”，导演也给予了拟人化的处理，“沼泽魅影”以爬行、扭动、贪婪和狰狞的面目出现在舞台上，把很难处理的丽莎被沼泽吞没的场面形象直观地呈现在观众面前，大大强化了丽莎死亡前的悲剧力量。

　　以往对白桦林这一蕴含着俄罗斯自然和民族特性的审美意象的刻画，几乎成了处理俄罗斯题材的普遍范型。王晓鹰导演如何突破这一约定俗成的形式符号呢?我以为导演在创构“白桦林”的审美意象中最值得关注的并不是大屏幕和两侧高达天幕的镜面对于白桦林所造成的幻觉性的空间扩展。逼真的树林子和幻觉性的舞台场景是歌剧艺术常见的空间形态，我们甚至认为剧中幻觉性的空间处理过满，过于复杂，或许可以适度地加以简化。“白桦林”意象的处理真正富有创造性的舞台手法在于，导演把静止的自然状态的白桦林的意象做了最自由和大胆的艺术想象，妥善处理了“白桦有灵”和最后一场“草木皆兵”。“白桦有灵”是导演让合唱队成员扮演白桦树，“真树”和“人树”共同生成白桦林的意象，一方面把物理性的背景转换成精神性的背景，另一方面又充分地扩展和充实了合唱队的编制，在美学意义和音乐功能两方面实现了统一。更为重要的是可以让“有灵的树”作为角色，见证战争和人物的命运，“有灵的树”代表着永恒的时光中自然和历史的目光。因为有灵，所以草木可以皆兵。“草木皆兵”的场面出现在五位女兵相继牺牲之后，由人扮演的白桦林中的每一棵树都举起了捍卫正义的枪，他们高唱正义的凯歌宣告了俄罗斯以及一切正义的力量必将胜利。如果说“冉卡的死”是一个情节性、情感性的巅峰，那么“草木皆兵”就是全剧一个精神性、思想性的巅峰。

　　在这里，作为物质性的白桦林在艺术中得以实现它的“精神显现”，而作为精神性的“审美意象”也得以获得最人性的“自然显现”，同时也预言了宇宙正义在黎明到来之前的“神圣显现”，这种显现创造出一种类似宗教的神圣感和崇高感，令我们生发出一种无限的心酸和解脱之感，这种情感把人类为了正义和和平所付出的青春和生命的个体推向了永恒不死，推向了生生不息，推向了与山河日月同在的意义高度。这是诗学的提升，也是哲学的提升，这也就是我们所说的深刻的理性和灿烂的感性的结合，是戏剧最难能可贵的审美意象完全意义上的呈现。

　　相较于以往中国的原创歌剧而言，《这里的黎明静悄悄》还有很多值得我们重视的创造和突破。演出显示了当代中国歌剧艺术完全可以突破以往三个悬而未决的老问题，从而到达一个新的高度。第一是音乐和戏剧的分裂;第二是歌剧演员不会表演，不会塑造人物;第三是作曲、编剧、导演、表演不能形成合力，不能在艺术上形成一种共同的美学追求和精神追求。《这里的黎明静悄悄》歌剧结构的完整性、音乐的形象性、内在的抒情性在导演对于音乐的阐释以及对于舞台的总体把握中达到了一种理想的综合，和声、配器、旋律以及节奏的处理和戏剧本身的内在精神、情感基调达到了高度的和谐。在我们欣赏演出的时候，音乐始终存在并主导剧情发展，但是我们几乎觉察不到音乐的存在，不是戏剧遮蔽了音乐，而是音乐和戏剧融为一体，音乐是作为塑造歌剧整体形象而存在的。因此，观众完全沉浸在对于剧情和人物命运的关注中，观众被引导进入人物的心灵和情感的表达，而不是仅仅被音乐本身所主宰或打动。这就说明在这出歌剧中，一方面音乐和戏剧，演唱和表演在导演和乐队指挥的整体处理中趋于浑然统一，观众浸润在角色的内心世界和情感世界，进入了戏剧深层的思想和精神层面，音乐没有造成对戏剧的干扰，而是推升了观众的戏剧体验，这是歌剧艺术的较高的境界。

　　编导充分地把握了歌剧艺术的特性，立足于营造人物的心灵世界，对整体节奏、人物形象、舞台歌队的把握比较得当。演出还体现了当代中国歌剧演员艺术素养和形象塑造能力的整体性提升。以往中国的歌剧演员有的会唱不会演，或者会演不会唱，会演会唱的又时常游离出角色的心理和性格，甚至过分追求属于个人而非人物性格的展示。《这里的黎明静悄悄》中扮演准尉和五位女兵的演员们能够完全进入角色的世界，从心理到行动均能准确地思考、体验并创造出一种属于艺术形象的，自然的、生活化的、性格化的表演和歌唱。歌剧演员的表演确立了他们内外统一的角色的心理和性格特点，无论是思考、表情、行动还是演唱自然地呈现为最独特的个体，在歌唱中达到自然和生活化的表演，在自然和生活化的表演中又有音乐的内在节奏，他们的行动在歌唱中是自如的，他们在角色的世界里创造出了有机和谐的行动和生活，而不是摆摆架势，做出几个机械的动作，这是极有难度并且非常难能可贵的。歌剧《这里的黎明静悄悄》所塑造的这些艺术形象，我相信一定会为中国歌剧史增添重要的一笔。

　　国家大剧院的原创歌剧《这里的黎明静悄悄》确立了中国歌剧艺术的一个新的美学高度，其构思、编剧、音乐、导演和表演艺术也都达到了一个新的历史高度。这部经典小说也因为歌剧艺术的再创造，更好地突出了自然之情与平凡人性的神圣显现，突出了人物纯洁神圣的灵魂之美。这种纯粹的精神之美和灵魂之美，令我们感受到强烈震撼，内心充满了神圣感，这种神圣感正是艺术之所以可以超越平庸和渺小，把人类的精神世界提升到一个新的高度的力量所在。

　　*本文系2015年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人文学导论》(项目编号15ZDB021)的阶段成果。

　　*顾春芳：北京大学艺术学院教授

　　*责任编辑：胡一峰

　　[1] 《神圣的战争》是上世纪40年代第二次世界大战时苏联的卫国歌曲。

　　[2] 李斯托威尔：《近代美学史评述》，转引自叶朗《美学原理》，北京大学出版社，2010年，第334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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