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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喜剧谐趣中感受生活温度——评湖南花鼓戏《桃花烟雨》(郑荣健)

  内容摘要:本文以花鼓戏《桃花烟雨》为个案,从它生活化的喜剧样式、散文化的结构特点、角色反差的喜剧技巧、回归本体的民间趣味出发,分析了戏曲地方剧种发展的喜剧路径,认为化合剧种特点、地域特色和生活趣味,对探索现代戏发展有着重要启示。

  关 键 词:戏曲本体 喜剧叙事 民间趣味 花鼓戏 《桃花烟雨》

 

  湘西苗岭,烟雨桃花,大概是最经得住热情的。这里山水如画,男女对歌择偶,热情来得神秘,来得野性,却有极其本真的生活向往;但贫穷造成了老大难问题,桃花寨的汉子,在一年一度的花山节上,没有被姑娘们相中,连寨中的自由婚恋也遭遇了考验。湖南花鼓戏剧院推出的花鼓戏《桃花烟雨》(曹宪成编剧,何艺光导演),把故事锚定在“精准扶贫”的时代题旨上,用极其散文化、生活化的笔墨与呈现,围绕种植能手石青峰回乡扶贫和与妻子龙妮珍的婚姻风波,塑造了一系列可叹可喜、可怜可爱的人物形象。全剧接地气,生活味浓,花鼓戏的特色腔调和演员的谐趣表演相得益彰。

 

  关注恒常的生活喜剧样式

  《桃花烟雨》是一部民族化、本土化的轻喜剧。它没有严酷批判、尖锐讽刺,而是把幽默与谐趣建立在人道关怀的层面上,其态度充满了同情、怜悯和自嘲。桃花寨的汉子讨不上老婆、隆富平的焦虑、石青峰出去打工、龙妮珍的家庭“小算盘”……一切都能够逻辑自洽,最终形成人物的喜剧个性,并通过特色唱腔、身段表演和生活化的语言,给观众带来喜剧的满足。

  在这里,亚里士多德有关喜剧的论断似乎是失效的。他说:“喜剧总是摹仿比我们今天的人坏的人。”但花鼓戏《桃花烟雨》中的各色人物其实很难称得上“坏”,即便是龙妮珍这个全剧最大的“坏人”,也不过是自私一点、泼辣一点而已。倘若往更深层挖掘,如马克思讲喜剧是让“人类能够愉快地和自己的过去诀别”,扶贫脱贫背后需要“诀别”的内容本是很重要的能量所在——诸如观念的落后、品性的懒惰,等等,但这些也被空置了。在花鼓戏《桃花烟雨》中,生活是没有本质的,它本身就是真相,平面地、散点地展开,遵循的是老百姓居家过日子的逻辑。从中我们可以看到,阻挠婚恋的阻力,不过是小伙子多吃了几碗饭、孩子上学缺学费这样的琐事。

  对剧中的人物,创作者始终抱着一种可贵的善意,用一种契合于环境及生活的恒常去触摸底层的生活。如果回顾如诗如画的题材环境、仍保留“对歌择偶”风俗的淳朴民风,或许能够理解,这是合乎逻辑的。不过也给创作者带来了难题——当全剧旨趣并不落在尖锐冲突或奔涌潜流,而是落到恒常生活中的喜剧趣味,就需要非常丰富扎实的生活素材和语言来支撑和组织。什么是恒常的趣味?对生老病死、男欢女爱的达观任运就是,麻长贵和麻丽花“锄头耙头本是伴”的自觉就是,阿雀和阿牛吃饭打赌索亲昵的情趣就是。称之为“生活喜剧样式”,就是因为它背反于冲突的、扬弃的、讽刺的观念,而呈现出一种平面的、本色的、活泼的趣味,表现出对人物生活状态、生活情趣的高度认同。这一刻,再也没有高高在上的作者视角,所有的视角都融入了剧情和人物,用他们的语言,表达他们的喜怒哀乐。

 

  形散而神不散的结构布局

  由于创作者极为熟悉生活、熟悉剧种,那苗岭风情的男女婚恋和家庭风波,就万物生长般趋着光亮而去,显得生趣盎然:一条主线,扶贫队长隆富平挽留、说服石青峰回乡扶贫,致使石青峰遭遇婚姻离合;隆富平挽留得狡猾又真诚,龙妮珍撒泼得假意却真情,一切不过是为过好日子而心系公私的错位,留给石青峰的选项无非是大我与小我的挣扎。两条副线,一是麻长贵和麻丽花,光棍与寡妇在封闭环境中囿于观念习俗而展开的试探与挣扎;二是阿雀和阿牛,一对情投意合的青年男女却因贫穷而面临“被安排”的命运。

  严格来讲,主线与副线并不存在太多的关联,在戏曲创作“一人一事”的规范里,甚至有点犯忌;但这个戏的精彩之处,恰在于散点多线的编织规避了概念化的推进,而它的底色和神韵就在恒常的语境和趣味上。某种意义上,正因剧中人物对生活依然葆有某种热情,他们的贫困才值得同情;又因为这不是突兀的生死考验而是恒常的、本色的生活,那环境与观念的封闭膺习才构成诠释贫困的隐然深刻。如果再联系太奶奶、毛伢子这两个形象在戏剧结构中的功能——带着恒常意味、寓言色彩的隐喻,这一点就更加清晰了。日子总归是要过的,于是才会有隆富平欲留石青峰支援扶贫的“大算盘”,才会有龙妮珍要石青峰去打工拿高薪过家庭日子的“小算盘”,也才有了这部戏的活泼趣味。

  剧中,隆富平为了说服石青峰回乡,那农民式的朴实里透着狡猾,看相印堂发亮是得“人和”,跺脚是接地气得“地利”,吼一嗓子是一呼百应得“人和”,简直是不辞觍颜地溜须拍马,然而他的目的是为了“扶贫”,你不觉得他面目可鄙,反而觉得此人可爱至极;麻长贵和麻丽花,孤男寡女相互试探,一个得寸进尺,一个欲迎还休,他们用的是民歌式的赋比兴唱词,反映出千百年来的民间智慧,因此你也不觉得污,而有一种为之莞尔的会心;阿牛和阿雀,一个投机使坏,一个窃喜佯羞,在吃饭打赌的游戏中,却透着一种青春明朗的活泼气息,盛饭的人心甘情愿喜气洋洋,吃饭的人此役必胜狼吞虎咽,端的是喜上眉头。

  石青峰和隆富平、龙妮珍的戏,是全剧的主干,石青峰居中而由着两人撕扯,也构成了他自己的内心冲突与行动选择。多条线索的展开,表面看是散的;而借助人物在恒常趣味中的性格交织,渐渐地就发现了它们共同的趋向——无论是隆富平的“蔫儿坏”、龙妮珍的“泼赖爱”,还是石青峰的招架无措,无非都是为了让日子过得更好一点。

 

  角色反差的抑扬技巧

  在喜剧叙事当中,情节的误会、角色的反差、转折的抑扬等是比较常见的手法。花鼓戏《桃花烟雨》最突出的特色是让人物的个性、品格与他们实际的行动形成强烈的反差,从而制造冲突、形成趣味,最后在突转中达到消解、抑扬的效果。剧中的隆富平和龙妮珍,一个目标正大,却表现猥琐;一个内心善良,却自私短视,就是比较典型的“反差”人物。

  隆富平一出场,先是一番天时地利人和“忽悠”石青峰,继而套口风似的问工资、夸能耐,一步一步把石青峰引得豪气陡壮;这蔫而谄的劲儿,哪里看得出是堂堂的扶贫队长?然而,这“蔫儿坏”的背后,却充满了对事业的真诚。在他拿出合同、拿出盖了无数印章的文件时,那满满的干事的心劲儿,让人看到了这个男子汉的果断与刚迈。这里有一段两人跪跌地上手捧文件的精彩表演,石青峰是满怀狐疑,隆富平是呕心倾诉,两人无有一言,全靠手上的动作表演出隆富平为办各种手续跑断了腿、求遍了人的悲苦心酸。看到这里,不由得人不感动,也深深共鸣于村官难当、基层办事难的现实,生把一条汉子磨成了“男妇女主任”。

  再说龙妮珍。她是一个什么样的人呢?一个真心爱着但跟不上石青峰步伐又有家庭私心的农村女人。谁料想,夫妻的小船说翻就翻了,原本“枇杷树上牵牛花,牵牛缠树往上爬”的神往遭遇迎头风,她是缺乏办法的,或者说她想到的办法很直接很村野貌似很有杀伤力,却是经不住“四两拨千斤”的。她内心里还切实爱着丈夫、爱着孩子和这个家庭,这是她和石青峰的冲突得以回旋的支点。她来势汹汹,一会儿打感情牌甩出毛伢子,一会儿撒泼踩种子,最后干脆一哭二闹三上吊威胁要跳崖,其实她何尝敢真的做?于是用力过猛,耍遍拳花却摔了跟头,气冲冲闹离婚结果真离了,一下子悔愧交加、气恨茫然,彻底就蒙了。她和石青峰之间的喜剧冲突,就喜在“千斤”和“四两”极不对称的力量对比上——尽管石青峰招架无措,但彼此爱在心里口难开。悬念的解决不过是石青峰假托外人给予离婚外出打工的龙妮珍照应,真情流露一下子点破了所有的酸甜苦辣,消解了龙妮珍撒泼耍赖的无价值,实现了善意嘲讽的喜剧升华。

 

  回归本体的民间趣味

  在花鼓戏《桃花烟雨》中,人物的喜剧个性、情节的喜剧冲突并不是孤立的文本,它实际上是跟剧种的唱腔特色、地域的方言特点以及表导演的综合处理相呼应、相衬托的。全剧很好地结合花鼓戏的唱腔特点,因人、因情、因境设腔,故而显得摇曳多态。比如,麻长贵、麻丽花在劳动间的试探,用的采茶调,那似近未近的悠然味道,犹如野风撩树;阿牛、阿雀是情投意合,用的渔鼓调,腔调亲近缠绵;而石青峰饮酒后豪迈陡生,就用了打锣腔中的四六调,激切而有回响,更好地展现出人物的情绪。同时,人物语言又极其生活化,充满浓郁的地域特色和烟火味道。比如,“一锅糯米饭,煮成哒糊锅粑”“肚脐眼里放屁,妖里妖气”等,民间乡俗俚语透出的底层智慧,粗野却不低俗。

  尤其值得注意的是,在表导演处理上,这部戏从剧种比较活泼的特点出发,编排舞蹈和动作技巧、调度场面、渲染环境,使喜剧的夸张谐趣得到极大彰显。一开始,石青峰和龙妮珍夫妻双双畅想小日子,左一排场右一排场地秀恩爱;麻长贵、麻丽花虽授受不亲却借物言情的锄头舞,阿雀谈恋爱时窃喜的小踮步,龙妮珍蹦起老高的撒泼、无赖般的踩种子、佯装跳崖的色厉内荏,等等,都是很有看点的。在这些处理中,石青峰的“二拍”是比较讨彩的:一是龙妮珍撒泼后,石青峰妥协允诺离开桃花寨,这场戏的情绪场面原本已铺得很开,怎么收场呢?石青峰一弯腰就把老婆扛在了肩上,灯光定住,龙妮珍还待说话,石青峰一巴掌打在她屁股上,收光,爱意尽在不言中。二是龙妮珍再度撒泼激怒了石青峰,石青峰居高临下攀在梯子上,一巴掌打在她的脸上。这是石青峰决意留下的重重一掌,一下子打垮了龙妮珍,恢复了石青峰的自信。为什么要居高临下呢?因为“大我”战胜“小我”的必然姿态。老实说,石青峰这个人物是不太好演的,他的形象太正,过多过活泼的动作,可能就会消解他的角色定位。这“二拍”,恰恰把他的“正”与场面的“谐”结合在一起了,既无损喜剧的剧情,又较好地塑造了人物的形象。

  当然应该看到,部分情节和趣味背后依然有一些动机不够有力或错位的地方。比如,饮酒那场戏,隆富平说服石青峰留下来,用力本在隆富平“跑断了腿、求遍了人”,但石青峰的决心却建立在一下子有了事业平台。那么,他原本打工居家过日子的个性心态,为何到有了事业平台就变成敢大干的豪迈呢?这个过渡给人的感觉陡了,陡在解决了事情却没解决个性问题,或者说,前面需铺垫他有某种“想干”的动机,只是迫于条件而不能下决心,才足以撑得起他的豪迈。此处演员的唱演俱佳,然而若脱空了情理真实,就少了感染力。而且,后来太奶奶出来说石青峰是吃百家饭长大、对桃花寨有很深的情感,借以解释他留下来的动机,看似于事合理,却与前面的不愿留相互撕扯了。试问,既然他有此动机和情感,何须隆富平来说服呢?又如,阿牛获知阿雀可能跟别人结婚,以其此情此境应有的心理,恐怕找人拼命的念头更强一些,但一下子转到了人穷志短的感慨,进而点出脱贫主题,也显得有些概念化。

  整体上看,花鼓戏《桃花烟雨》所形成的散文化结构及语言方式,是非常适合花鼓戏表现的。编剧似乎意识到了多线并置、散点笔墨的缺陷所在,故而设计了太奶奶、毛伢子这两个精神意义的形象,隐喻恒常与变化;又在最后一场出了三副对联,概括各线索的喜乐姻缘,从而建立了全剧结构的完整性。虽然,太奶奶这一形象显得植入不深,尚有完善余地,但全剧所形成的结构体例,自带一种化合剧种特点、地域特色和生活趣味的民间色彩,对于花鼓戏抑或现代戏的创作是很有启示意义的。

 

  作者:郑荣健 单位:中国艺术报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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