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容摘要】 抗日救亡背景下诞生的“摄影武器论”，经历了早期的“国防摄影”、沙飞个人的“摄影武器论”和《在延安uedbet全球体育座谈会上的讲话》发表之后摄影成为战时党的uedbet全球体育政策三个阶段。作为为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而提出的“国防uedbet全球体育”重要组成部分的“国防摄影”口号，既延续了左翼美术运动的“武器论”传统，又显示了中日民族矛盾上升为主要矛盾的实际情况。全面抗战爆发后，沙飞从“国防摄影”的积极实践者到提出更加明确的“摄影武器论”，实现了从暴露现实到宣传国难的转变。1942年，毛泽东同志《在延安uedbet全球体育座谈会上的讲话》发表后，“摄影武器论”由个人的理论主张上升为党的uedbet全球体育政策的重要组成部分。各解放区的摄影工作在中国共产党和各军区的领导下有计划、有组织地展开，形成了一支“文化的军队”。由此，摄影由“观念的武器”演化成“现实的武器”。

【关 键 词】 抗日救亡 国防摄影 摄影武器论 《在延安uedbet全球体育座谈会上的讲话》

尽管总体上我们可以将摄影视为一种从西方输入的制图技术、艺术样式或文化形态，但是摄影进入中国却不是简单的技术输入或文化移植。摄影与现代中国的历史命运紧密交织在一起，既深深地介入了中国社会的历史进程，又被这种历史进程所形塑。这一特质尤其反映在中国革命和抗日救亡运动中。抗日救亡背景下的“摄影武器论”，经历了早期的“国防摄影”、沙飞个人的“摄影武器论”和《在延安uedbet全球体育座谈会上的讲话》发表之后摄影成为战时党的uedbet全球体育政策三个阶段。考察“摄影武器论”的兴起及其实践与中国革命的历史关系，有助于理解在中国式现代化进程中艺术观念所发挥的重要作用。

一、从阶级斗争到救亡图存：“国防摄影”观念的形成

虽然“摄影武器论”出现的直接原因是日本侵华战争，但是这一观念以及在这种观念指导下的摄影实践还有更为复杂的渊源。它是五四新文化运动以来，“uedbet全球体育为人生”的uedbet全球体育思想的延续，当然，它更是20世纪30年代左翼uedbet全球体育运动孕育出的果实。1930年7月，在上海成立的“中国左翼美术家联盟”(简称“美联”)把美术运动看作是服务普罗大众、进行阶级斗争的武器。这与稍早前成立的“时代美术社”的主张是一致的。“时代美术社”宣布：“我们的美术运动，绝不是美术上流派的斗争，而是对压迫阶级的一种阶级意识的反攻，所以我们的艺术，更不得不是阶级斗争的一种武器了。”在左翼文化氛围中，“五四”以来的“美术革命”转向了“革命美术”。在左翼学者和艺术家看来，艺术就应该服务于革命的需要。摄影作为艺术的一个重要新兴门类，自然也要服务于这种需要。

不过，随着1931年九一八事变和1932年上海一二八事变的爆发，中日之间的民族矛盾替代国内的阶级矛盾逐渐上升为主要矛盾。之前将uedbet全球体育视为国内革命斗争的工具的观念就不太适应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和民族救亡的需要。1934年10月2日，周扬发表于《大晚报•火炬》上的《国防文学》一文，介绍了苏联的“国防文学”(即苏联“赤卫海陆军文学同盟”1930年倡导的“保卫文学”)经验，不过此时并未引起较大反响。1935年12月12日，上海文化界二百八十多人联名发表《救国运动宣言》，成立上海文化界救国会。周立波在1935年12月21日的《时事新报•每周文学》上发表《关于“国防文学”》一文，周扬则先后发表了《关于“国防文学”》《现阶段的文学》《与茅盾先生论国防文学的口号》等文章，大力宣扬“国防文学”的口号和观念。于是“国防文学”成为这一时期“左联”的重要理论主张。文学艺术界纷纷响应，“国防戏剧”“国防诗歌”“国防木刻”“国防音乐”的口号也相继出现。后来，胡风等人又提出“民族革命战争的大众文学”的口号，与“国防文学”产生激烈的论争，但总体而言，两者都将文学艺术视为反侵略的武器。无论是“国防文学”口号，还是后来的“民族革命战争的大众文学”，实际上都是民族危机下的产物。“国防摄影”观念便是在这样的背景中形成的。

1937年6月，《飞鹰》杂志刊登文章《摄影在现阶段之任务》，明确提出了“国防摄影”的概念。文章指出：“在东方帝国主义者的侵略日益凶险，民族危机间不容发的现阶段上，就决计再不应该采取那样太偏重于形式的题材，有意无意的去帮助了前进的阻力。我们亟宜针对着面前的现实，尽我们摄影研究者的所有的力量，为民族的自主和解放，‘中国之自由平等’而努力。”一切工作都配合救亡的总基调，挂上了“国防”的旗帜，因而“国防摄影”的提出也是正当其时的。当然，“国防摄影”的提出又有很强的针对性，其针对的是当时流行的画意摄影和偏重于形式主义而思想匮乏的摄影潮流。在民族危机不断加深的背景下，摄影只追求风花雪月和注重形式美感而缺乏现实关怀显然是不合时宜的。

此外，“国防摄影”的观念也是应对日本战争宣传机器的一种策略。将摄影服务于战争在此前并非没有先例。从鸦片战争时随军摄影师的拍摄开始，西方列强就将摄影作为侦察、记录和宣传的重要手段。近代以来，日本派出了大量人力对中国进行摄影考察，来华探险考察的摄影师中有不少带有特殊的军事目的。其中，成立于1898年的日本东亚同文会(“东亚同文书院”)组织的旅行调查最为系统和全面。成立于1924年的“满蒙印画协会”，也对中国展开了大规模的摄影考察活动。满蒙印画协会创办的《亚东印画辑》《满蒙大观》和《亚细亚大观》等刊物，直接受日本南满铁道株式会社情报课的指导，收集亚洲(主要是中国)全方位情报，刊登特定主题照片，内容涵盖各地风俗民情、自然风光、人文历史、艺术文化等各个方面。《亚细亚大观》是被钦定“供奉天皇陛下和皇后陛下睿览”的特别刊物，其服务战争的意图昭然若揭。

按照顾铮的研究，日本现代主义摄影的展开、报道摄影的引进和摄影蒙太奇的发展都被卷入了日本民族主义和军国主义的洪流中，成为“国策宣传”的重要组成部分。画册《日本》用摄影蒙太奇的方法来建构日本的现代性与民族性。由日本东方社创办于1942年的《前线》杂志大量参考借鉴了苏联外宣杂志《苏联建设》，摄影蒙太奇的手法被广泛用于宣传日本战争乌托邦。“摄影蒙太奇在建立事物在视觉上的联系与联想方面，在对于大量的信息加以重新分解与组合以形成一种观点甚至偏见方面，在人为建构甚至虚构事实方面，可以达成最大、最强烈的宣传效果。”

近代以来日本对中国的军事行动中摄影从未缺席。在中日甲午战争、八国联军侵华战争、日俄战争时期，日本均派出了大量战地摄影师进行拍摄。著名摄影师小川一真就是其中一员，他先后拍摄并出版了《日清战争写真帖》《北清事变写真帖》和《日俄战争写真帖》等摄影集。摄影不仅是对战争的记录，实际上也开辟了另一个战场。日本侵华战争时成立专门的“笔部队”，负责美化侵略、鼓舞日军的士气，并进行文化侵略和“宣抚”。

为了揭露日本侵华真相，九一八事变和一二八事变期间，中国出现了不少宣传报道前线战事的画刊、画报，各地新闻报纸也大量刊登转载相关照片。对新闻真实性的追求恰恰可以对抗日本对战争的美化宣传。1937年7月7日，卢沟桥事变爆发，方大曾、俞创硕等摄影人第一时间奔赴前线，拍摄报道了卢沟桥事变。1937年8月，《良友战事画刊》创刊；1937年9月，《中华图画杂志号外•战时画报》创刊；1938年7月，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第三厅编辑出版了《日寇暴行实录》摄影集。这些画刊和摄影集揭露了日军的暴行，击破了日军美化战争的宣传。在全民族抗战的背景下，摄影以其独特的图像感染力，承担起了宣传国难、巩固国防、揭露日军暴行、粉碎日军宣传攻势的责任。

二、从暴露现实到宣传国难：沙飞的“摄影武器论”

最为自觉地将摄影作为抗战宣传工具和革命斗争武器的摄影家无疑当属沙飞。1932年进入汕头无线电台工作之后，沙飞开始学习摄影，很快他就熟练掌握了这一媒介。1935年6月，他以司徒怀的别名加入了上海黑白影社，并参加了第三届、第四届黑白影社展览。此时，沙飞的摄影作品虽然已经有关注现实的倾向，但在光影效果和形式美感的追求上还明显受到当时流行的“美术摄影”的影响。如《飞鹰》第17期刊登的沙飞(署名司徒怀)作品《绿波留恋浣纱人》就与当时流行的画意摄影的风格十分相近。不过，沙飞受左翼文化的影响更为深刻。1936年8月下旬，沙飞来到上海，并于9月考入了上海美术专科学校，由此进入到左翼文化的氛围当中。他与当时上海的左翼木刻家们过从甚密。因为拍摄了第二次全国木刻展览上的鲁迅和青年木刻家在一起的照片，以及鲁迅逝世后拍摄了鲁迅遗容和鲁迅葬礼的照片，沙飞引起了社会的关注，他也因此被勒令退学。

1936年11月，沙飞将他暑假拍摄的汕头附近的南澳岛的照片重新编辑，以《南澳岛——日人南进的一个目标》为题在《生活星期刊》上刊登。他在所附的介绍中说：“南澳岛在粤省东北端海岸附近，介于厦门与汕头的半途，因为距离台湾较近，又是控制闽西南和粤东的门户，所以成了日人南进中的一个目标。”此时，沙飞的摄影已经是有“国防摄影”性质的宣传摄影了。从1935年6月加入黑白影社开始到1936年底，沙飞在较短的时间内对摄影的各种可能性进行了探索，经历了从黑白影社阶段的沙龙摄影，到鲁迅葬礼前后的新闻摄影，后又转向宣传摄影的过程。这是他敏锐地捕捉时代的脉搏之后做出的主动选择。

1936年12月，沙飞在广州长堤基督教青年会举办了个人摄影展。此次展览共展出了114幅照片，其中《国防前线的南澳岛》系列有20幅。何铁华(署名“璧子”)对南澳岛系列摄影给予了高度评价。他认为“这类带有国防性的摄影是最有意义的”，对于整个展览，他也敏锐地指出其展现的新的特质，“通观全部作品，与一向的摄影展在质上略为不同，这是摄影界的一个新动向”。沙飞的国防摄影实践在当时是有一定超前性的。此时虽然“国防文学”的概念已经有较大的影响，但在摄影领域，还较少有人谈及，对“国防摄影”的正式讨论要等到1937年6月的《飞鹰》杂志，更不用说有意识的实践了。

1937年6月，沙飞又在桂林举办了他的个人摄影展，作品内容与广州个展大致相同，只是替换了少量最新在桂林拍摄的照片。在桂林个展时，沙飞得到了广西大学陈望道、千家驹、马宗融、祝秀霞、廖璧光(廖苾光)、洪雪邨等教授的大力支持，他们纷纷为沙飞的展览撰写uedbet让所有玩家提款文章。陈望道敏锐地指出，“沙飞先生的摄影极富画意”。但此时沙飞的摄影已经不是一般意义上的画意摄影了，他已经将形式的技巧完全服从于反映现实的需要了。陈望道注意到这一点，他评价沙飞的摄影说：“他的摄影差不多随便哪一张都是严肃内容的表现，这在现在用美女照片做封面，用美女照片装底面的摄影时风中简直是一种革命。”的确，沙飞就是要同那些无关痛痒的纯形式的摄影划清界限。廖璧光也有类似的看法：“摄影既是一种艺术……她是暴露现实之极逼真极有力的武器。由于这次沙飞摄影展览会中底作品，更足证明摄影在现阶段对于社会所尽职能的伟大。”

在广州、桂林举办个展前后，正是沙飞的摄影观进一步发生深刻变化的时期。在这期间，沙飞明确提出了“摄影武器论”的观点。在《写在展出之前》中，他指出：“我觉得摄影是暴露现实的一种最有力的武器，我总想利用它来做描写现实诸相的工具。”这里沙飞认为摄影是暴露现实最有力的武器，似乎只是一般左翼立场的观点。但是需要注意的是，沙飞要暴露的现实不是一般的现实生活，而是全面抗战爆发前夕的现实生活。“现实世界中，多数人正给疯狂的侵略主义者所淫杀、践踏、奴役！这个不合理的社会，是人类最大的耻辱。”因此，摄影人就不应该再在沙龙里自我陶醉，而必须深入社会各个阶层、各个角落，去寻找现实的题材。可见，沙飞“暴露现实”的内涵已经有所延伸。

1938年《八路军战斗在古长城》沙飞摄 顾棣收藏

1937年7月7日，卢沟桥事变爆发，沙飞更加坚定了他的“摄影武器论”，而且更加鲜明地将摄影与救亡联系起来。1937年8月15日，《广西日报•时代艺术》刊登了沙飞的文章《摄影与救亡》。文章指出了摄影在宣传救亡上的优势：“‘唤醒民众’是当前救亡运动的急务。但是，直到现在，文盲依然占全国人口总数百分之八十以上。因此单用方块字去宣传国难是绝不易收到良好的效果的。摄影即具备如述的种种优良的特质，所以，它就是今日宣传国难的一种最有力的武器。”在民族存亡的危急关头，要想唤醒所有民众保家卫国的热情和救亡图存的责任感，就不得不调动一切宣传形式和媒介形态。话剧、电影、绘画、文学等各种艺术形式都承担了抗日宣传的功能。不过摄影有着难以替代的独特性。在文盲占比达到80%以上的旧中国，摄影无疑是宣传国难最有力的武器。照片记录现实的能力超越了绘画再现的真实性，让人们更能感受到真相的震撼。再则，图像的直观性让人身临其境，使它在宣传效果上也与文字迥异。由此，沙飞还对摄影工作者发出了呼吁：“摄影在救亡运动上既是这么重要，摄影作者就应该自觉起来，义不容辞地担负起这重大的任务。”国难当头，沙飞强烈的使命感使他不能当一个旁观者。

如果说在展览前言中沙飞表现出来的还是对摄影暴露现实能力的期许，那么到了《摄影与救亡》中，沙飞则将摄影视为宣传国难最有力的武器。从“暴露现实的一种最有力的武器”到“宣传国难的一种最有力的武器”的转变，实际上体现了沙飞的摄影观念从受左翼文化运动的影响阶段进入到了引领抗日救亡的阶段。这种认识的转变，也促使他义无反顾地奔赴华北抗日前线。

1937年，沙飞到达晋察冀边区以后，加入了八路军，正式成为一名以摄影为武器的战士。沙飞在晋察冀根据地长达13年的摄影活动取得了巨大成就。他不仅举办了多次敌后抗日根据地摄影展，创办了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抗日根据地的第一本摄影画报《晋察冀画报》，还培养了大批摄影人才；而他自己的摄影作品更是影响深远。沙飞的抗战摄影作品用镜头直接记录抗敌斗争、抗日军民的生活和根据地的建设，不仅鼓舞了全国人民的抗战士气，而且对外宣传了根据地和八路军坚持敌后抗战的事迹。他拍摄的《战斗在古长城》成为中国人民不屈不挠、坚持抗战的精神象征；他拍摄的白求恩系列照片成为国际主义精神的图像记录。在《晋察冀画报》的创刊号上，沙飞发表了一组记录聂荣臻将军营救日本幼女的照片，宣传了八路军的人道主义精神。沙飞的许多照片已经成为今日我们追忆那段峥嵘岁月的重要凭证。

沙飞结合晋察冀边区的斗争实际，补充完善了“摄影武器论”的论述。1939年，在给吴印咸的《摄影常识》所作的序中，沙飞说：“摄影是一门造型艺术，但同时又是科学的产物。因为它有着优良的特质：第一，它能最忠实的反映现实，因此它能给人们以最真实的感觉，最具体而深刻的印象，而为人们所最容易接受与欢迎。第二，它能最迅速地反映现实，并能最迅速地将所反映出的现实诸像广泛地传播出去。所以毫无疑问的，它是一种负有报道新闻职责的重大政治任务的宣传工具，一种锐利的斗争武器。”在这里，沙飞强调摄影作为造型艺术和科学的双重性。摄影为何具有宣传工具和斗争武器的性质和能力呢？在沙飞看来，摄影忠实反映现实的能力使它能够作为政治宣传的工具。沙飞的立论建立在对摄影特征的认识上，他认为摄影不仅是一种造型艺术，也是一种科学的制图方式。它能忠实地反映现实，能给人真实的感觉，并且容易为人所接受。这些优势正是摄影能够记录历史、传递信息和激发公众舆论，服务于政治任务，成为斗争武器的原因所在。

沙飞通过在晋察冀边区的实践，对战争中摄影工作认识的系统性有了进一步的发展。他对战时从事摄影工作的人提出了艺术修养、科学的知识、正确的政治认识和收集材料的方法等四个方面的要求：“一个从事战时新闻摄影工作的人，他除了必须有正确的政治认识和新闻记者收集材料的方法外，还须有艺术的修养和科学的知识。”作为晋察冀边区摄影工作的一名领导者，此时沙飞的认识已经十分全面和完整。

三、作为战时党的uedbet全球体育政策的“摄影武器论”

1942年，延安uedbet全球体育座谈会召开，毛泽东同志发表了《在延安uedbet全球体育座谈会上的讲话》(以下简称《讲话》)。《讲话》精神很快成为中国共产党“现阶段uedbet全球体育运动的基本方针”。《讲话》认为，我们有“手里拿枪的军队”和“文化的军队”两支军队，而文化的军队是“团结自己、战胜敌人必不可少的一支军队”。《讲话》首次明确提出“uedbet全球体育为政治服务”“uedbet全球体育为工农兵服务”的“二为”方向，要求革命uedbet全球体育为抗战服务，要求作家、艺术家投身到革命的洪流之中，成为革命的uedbet全球体育工作者。摄影作为解放区uedbet全球体育工作的重要组成部分，抗战以来已经积极投入到战斗中了，《讲话》的发表更坚定了摄影人“摄影武器论”的信念。不过，《讲话》之后的“摄影武器论”比起之前朴素和自发的认识，其政治性和政策性的因素明显加强了。“摄影武器论”已经由个人的理论主张上升为党的uedbet全球体育政策的重要组成部分。

抗战期间，沙飞、石少华、吴印咸和郑景康等人都是“摄影武器论”的积极践行者，也是《讲话》精神的贯彻者，以及党的uedbet全球体育政策在摄影工作中的实施者，他们对解放区的摄影理论探讨作出了重要贡献。吴印咸在回忆自己艺术创作观念的转变时说：“二十年前，我在上海……我爱什么就拍什么，我欣赏什么就拍什么；只要好看，够得上我所认为的艺术条件，我就拍它。……抗日战争爆发后，一九三八年我到了延安。解放区的广阔天地打开了我的眼界，我的艺术观开始有了变化。尤其是在一九四二年参加延安uedbet全球体育座谈会以后，我了解到：一切艺术都是为政治服务的，为一定的阶级服务的，不为这个阶级服务，就必然会为那个阶级服务。……它绝不是像我过去所想的，仅供少数人欣赏和满足个人狭隘的艺术兴趣。”吴印咸的这种转变具有典型性。吴印咸作为一个早年在上海较为活跃的摄影师，曾参加过著名的黑白影社，是美术摄影的重要倡导者，1934年曾获得瑞士摄影沙龙荣誉奖。1938年，作为进步青年的吴印咸到达延安，解放区的生活打开了他的眼界，而参加延安uedbet全球体育座谈会的经历也让他进一步形成了新的艺术观，即艺术要为政治服务，为一定的阶级服务。

武器本身是没有立场的，但是使用武器的人却有自己的立场和目的。因此，谁掌握武器的问题就十分重要，它关系到革命事业的成败。石少华对摄影这一武器的所有权十分看重。石少华曾六进六出白洋淀，拍摄了《白洋淀上的雁翎队》组照。1939年秋，石少华被调往冀中军区开展摄影工作。从1940年6月到1942年6月，他共举办了四期摄影训练队，为冀中军区培养了一百多名摄影人员。1940年6月，在第一期摄影训练班开班时，石少华邀请火线剧社社长凌子风作词、音乐队长李涛作曲，创作了摄影训练队队歌《我们是革命的摄影工作者》。歌词唱道：“我们是革命的摄影工作者，带着我们的武器，走进人群去，奔驰战斗里。把人民愤怒的心火和子弟兵的胜利，摄进镜头，把敌人的暴行和无耻，印成千万张照片昭示国人。……用真实生动有力的画面把人民引导到解放的路上去。”1945年，石少华曾在晋察冀军区第一期摄影训练队举行的争辩大会上明确指出：“摄影是一种新的斗争武器，要由革命的阶级及广大人民使用它、掌握它，才能发挥更大的力量。过去掌握在知识分子以及上层统治者手里，成为娱乐的玩物，但后来掌握在我党手里，变成了我党最重要的斗争武器。”石少华认为摄影作为一种新的斗争武器，必须掌握在革命阶级和广大人民手中，必须掌握在中国共产党的手中才能发挥作用。邓拓也有类似的认识：“摄影家还必须让自己以外的更多的人，让自己以外的大众，学会摄影，学会使用摄影的工具，使摄影的工具逐渐成为大众所熟习的武器之一。”这样就能将广大群众都武装成能使用摄影这一武器的战士，就如同让广大群众都能使用枪杆，都能读书识字和写作一样。在革命事业中，党要争夺摄影宣传的主动权。开办摄影训练班，为革命事业培养摄影人才，就是让党掌握摄影宣传事业主动权的重要举措。1945年，罗光达的《新闻摄影常识》一书由冀热辽军区政治部出版。此书是罗光达筹备出版《冀热辽画报》时在盘山开办摄影训练班的讲稿。罗光达从培养合格的摄影战士的角度，阐发了摄影作为武器的内涵：“现在世界各国已经把它作为对内宣传战和思想战的重要武器。摄影早已不是什么单纯的娱乐工具或私人留念的意义了，而是为着一定的政治服务的重要武器。”罗光达指出将摄影作为宣传战和思想战的武器，并不是解放区独有的现象，而是世界各国普遍的做法。

蒋齐生、舒宗侨、顾棣著《中国摄影史：1937— 1949》

蔡子谔和顾棣对解放区的摄影风格进行研究，认为解放区摄影审美风格是崇高的风格。吴印咸指出，“中国解放区新闻摄影的这种崇高美学风格，是导源于毛泽东《在延安uedbet全球体育座谈会上的讲话》中所赋予革命uedbet全球体育的革命功利性和崇高美感等美学思想的”，这足见《讲话》不仅对解放区摄影工作的思想观念和组织上产生了影响，而且对艺术风格的形成也有重要作用。

1942年春，郑景康在延安极端艰苦的条件下完成了《摄影初步》。这本书也是预备作为教材培训摄影学员所用。此时，郑景康对摄影政治性的认识已经非常明确。郑景康不仅充分认识到宣传照片的巨大力量，认为“一粒子弹只能伤害一个人的肉体，一张适当的照片——宣传照片，可以改变无数人的灵魂”，而且还指出，“掌握了技术，把它联系到政治理论上去，亦即是说，把摄影的理论和技术与马列主义的真理联系起来，使两者混成一片，乳水相融，使马列主义‘中国化’进而达到‘业务化’，这样才能把普遍的真理发挥出来，而不致‘食而不化’，这也就是立场、观点、方法的问题，除了技术以外，这是在工作中起着主要的因素”。摄影技术要与政治理论相结合，这是当时解放区摄影工作者的普遍认识。郑景康在此基础上，进一步提出了在摄影领域要将马列主义“中国化”进而达到“业务化”的理论，这是非常可贵的思想。他试图在民族化的立场中，来解决马列主义政治原则和具体摄影技术之间的隔阂问题。“业务化”是一个很高的标准，意味着既需要坚持马列主义的立场、观点和方法，又要遵循摄影的规律和技术要求，而不能陷入教条主义和公式化的窠臼之中。

四、观念如何成为武器：解放区的摄影实践

摄影理论史上有不少人将摄影与武器结合起来论述，如苏珊•桑塔格就曾将照相机视为枪支的升华物。“摄影武器论”所说的武器并非这种隐喻层面的意思，当然这里的武器也不是指实实在在地杀伤敌人有生力量、破坏敌方设施的器械和装置，而是在宽泛意义上指对革命和战争有益的工具和力量。“摄影武器论”说到底只是一种摄影观念，是人们在特定历史条件下对摄影功能的理论探讨。作为观念层面的“武器”如何才能转变成真正对革命和战争有益的“武器”呢？摄影能成为“武器”，或者换句话说摄影能成为对战争有益的工具，在于人们对摄影的塑造和使用。

解放区所面临的特殊的斗争环境，催生了对摄影宣传工作的强烈需要。解放区由于处于敌后，不仅要面临日本侵略者的进攻和扫荡，而且还经常处于国民党的限制之中，缺乏必要的物资和设备，在宣传工作上处于不利的局面。但正是客观条件的限制，促使了解放区在摄影宣传上不得不在思想工作和组织上，甚至在争取外援上，花费更大力气。“就此而言，延安时期摄影实践迅速开启，牵涉到的绝不仅仅只有国民党的摄影动员与建构/解构性宣传，同时与敌伪的笔部队、光影宣传，以及中共遭受污名化、斯诺等外国记者的支援式的摄影报道都有关联。”毋宁说，对于解放区的摄影工作者来说，他们的的确确是“一手拿相机，一手拿枪”的战士，延安电影团和晋察冀画报社等也都是“文化的军队”的组成部分。

沙飞所在的晋察冀军区在对摄影的认识和应用上无疑是最具有典型性的。自1939年2月以沙飞为核心的晋察冀军区摄影科成立起，至1942年5月晋察冀画报社正式成立，直至1948年5月晋察冀画报社撤销建制，在这近十年期间，该军区在摄影宣传领域成绩显著。首先，晋察冀画报社编辑出版了《晋察冀画报》(包括月刊、旬刊、增刊、号外等各种不同形式)、《晋察冀画刊》、《摄影网通讯》等各种不同的摄影刊物，不仅再现了在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中晋察冀军民的斗争历程，而且极大地鼓舞了军民的斗志，发挥了在战时动员和政治宣传上的重要作用。其次，培养了一批摄影干部。1940年起，沙飞、石少华就着手培养摄影干部，在他们的组织领导下开办了摄影训练队。晋察冀边区的摄影工作者由最初仅有沙飞一人，到后来发展为一百多人的规模。这些摄影工作者后来也成为新中国摄影事业的中坚。再次，通过举办展览、对外发稿等多种方式扩大影响。晋察冀画报社仅在晋察冀边区就先后举办摄影展三百余次，向其他解放区、国统区和外国发稿五万余张。许多作品广为流传，不仅在国内影响巨大，甚至引起了国际关注。顾棣在谈及《晋察冀画报》的作用和影响时提到，“《晋察冀画报》创刊号在抗战五周年纪念日正式出版后，立即用各种方式，冲破敌军重重封锁，送到延安中共中央、八路军总部、大后方重庆，委托国际友人和其他关系转送国外，同时分送边区党政军民各单位，地方发到县，部队发到连以及发到临近的解放区。此外，还由晋察冀边区新华书店、延安新华书店公开出售，因远远不能满足需求，又再版一次。画报送到各地后，在边区内外受到普遍欢迎和重视，产生了广泛影响，许多报纸发表文章，对画报进行uedbet让所有玩家提款、赞扬”。可见，晋察冀边区出现的这份画报，产生了极大的影响力并获得了极高的知名度。尤其它是在极其艰苦的条件下出版的，这就更加可贵了。

《晋察冀画报》1942年7月7日(来源：“中国人民抗日战争纪念馆”微信公号)

解放区的摄影展深受部队干部战士的喜爱，不仅丰富了部队的文化生活，而且起到了很好的教育作用。刘峰发表于《摄影网通讯》1947年第1期的一篇文章介绍了他在连队展览照片的经验：“有的连营干部反映说：‘这比上一次政治课还好，上次课并不见得对战士教育这样深刻。’战士反映就更多了，有的说：‘这上边都是好样的，不是好样的就上不了这像上。’‘跟这上边学没错，这是告诉咱们，照这上边的做。’‘大家要都照着相片上的做，他们有几个蒋介石也不行。’有的战士看了蒋军暴行照片说：‘再打仗见，非用刺刀干掉他几个不行！’战士看到土地改革的照片满脸笑容，特别看到佃户向地主无情的清算斗争那几张时，不但笑而且还点头喊：‘好！真好！’”这种将摄影展览送到基层连队的做法提供了近距离观看和交流的机会，使战士们受到了很好的教育和鼓舞。

这种宣传攻势也起到了瓦解敌人士气的作用。“很多日军士兵，看到我们宣传品后大哭失声，他们知道了日本法西斯军阀进行疯狂的侵略战争，已经断送了他们的生命前途，已经使他们没有可能回国去与家人团聚；他们知道了，即使不在中国战死，也要到太平洋去‘喂王八’；同时，更重要的他们知道了被八路军捉住是不会死的，他们知道八路军中有很多日人反战分子，这都增加了他们与八路军接近的机会，促进他们厌战反战的失败主义思想。”因此，摄影虽然不是直接从肉体上消灭敌人的武器，却是可以从精神上感化敌人的工具。摄影所开辟的是另一个战场。对于战争来说，并不只有一条战线和一个战场，舆论战和宣传战也是重要的斗争手段。

除了《晋察冀画报》外，创刊于1939年1月的《八路军军政杂志》也开设了摄影专栏。其他解放区先后创刊的《山东画报》《胶东画报》《冀热辽画报》都是在抗日战争的战火中诞生并发展的。这些画报的出现有力地推动了摄影作品的传播，成为抗战宣传的重要武器。其他解放区的效仿，充分说明摄影作为斗争手段的有效性。

尤为重要的是，各解放区的摄影工作不是自发的，而是在中国共产党和各军区的领导下有计划地展开的。在抗日战争中，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延安、晋察冀军区、平西军区、晋绥军区、晋冀鲁豫军区、山东军区、冀热辽军区、新四军、东北抗日联军、华南人民抗日游击队等都分别成立了相应的摄影机构，配备了专职的摄影干部和摄影工作人员，建立起了新闻摄影体系。各军区和解放区也都举办了摄影训练班或摄影训练队，对于摄影人才的培养十分重视。人员培训保证了摄影队伍的完整性。随着军队队伍的扩大，对摄影人员的需求也在不断扩大。摄影组织的这种自我造血功能保证了其运作。

1944年10月15日，晋察冀军区给各军分区的关于加强新闻工作和新闻摄影工作的电报中称：“新闻照片对外宣传作用极大，其中有关军事报道之摄影，在扩大我党我军的政治影响(敌占区以及国内外)上尤为重要……但尚有许多重要战斗和胜利的战果，未被拍摄好照片，送来刊登，这是对外宣传的很大损失。为加强这一工作，决定各分区仍保留摄影干事，由三个干事中的一个兼任，团和支队增设一个摄影干事，如无摄影人才与器材，应积极设法逐渐解决。今后各分区、团、支队政治首长应经常派出摄影员到前线拍摄照片，并对这一工作给予具体帮助和督促检查，使照片、底片能及时送晋察冀军区。”从这份电报中，我们可以看出，晋察冀军区对各军分区摄影宣传工作取得的成绩和存在的问题进行了及时总结，并对之后的工作提出了具体要求。而这种对工作的要求是通过组织体系层层传达的。1944年10月20日，冀察热辽军分区就给各团、区队下达了通令，要求“各团、队在执行战斗任务时，各级指导员必须通知所在摄影干事参加，俾得摄取我军英勇的战斗战绩，必要时，在不影响执行战斗任务的原则下，各部队指战员应适当掩护其收集材料”。可见，晋察冀军区对摄影工作是相当重视的。进入到解放战争阶段，这种摄影组织和领导形式被保存了下来。解放战争时期，《东北画报》《人民画报》《冀中画报》《华北画报》《华北画刊》《天津画报》《中原画刊》《人民军队画报》等画报相继创刊。解放区摄影事业的繁荣与革命斗争不断胜利和革命形势的蓬勃发展是分不开的。

在解放区，摄影宣传不仅仅是一种倡导和主张，更是实际纳入党和军队的组织体系中的工作。各级机关摄影干事的设置、工作上的具体要求和指导、政策和宣传方针的落实及具体拍摄任务的执行都处于统一领导之下。这种自上而下的组织体系是摄影发挥武器功能的关键所在。

五、余论

必须指出，“摄影武器论”这样一种uedbet全球体育观，诞生于民族危亡的紧要关头，有其合乎历史逻辑的一面。在抗日战争中，摄影由“观念的武器”演化成“现实的武器”，成为了革命事业的重要组成部分。不过，武器的力量能真正发挥出来，依赖其性能的优越和使用者对其性能的熟悉程度。摄影作为宣传武器的优势在于它能以客观、真实、全面的方式记录战争，并以真实性和艺术性感染人，以调动人民群众的革命热情和斗志，激发反抗侵略的决心。如果仅仅看到摄影作为武器的工具性层面，而忽略了其真实性和艺术性，其宣传效果自然会大打折扣。这些原则在今天依然适用。

尚处于革命战争年代的摄影工作者，已经敏锐地注意到了过分工具化带来的弊病。1947年9月15日，晋察冀画报社的业务交流刊物《摄影网通讯》第4期发表了题为《克服摄影八股的关键》的文章，文中指出：“我们的摄影报道工作，存在相当严重的八股气：拍战斗一定是从战斗动员到缴获俘虏全过程；拍军民关系照例是担水、送饭、谈心这些场面；拍模范的部队总离不了开欢迎会、个别谈话、连长喂水那一套……内容上前后重复，形式上互相模仿，千篇一律，贫弱无力。”当摄影报道变得程式化，“摄影八股”的问题也就出现了。作者认为“摄影八股”的出现，是因为我们对现实的观察和分析不够，存在着“为拍照而拍照”的想法，对新事物、新创造视而不见，带着已有的成见去完成任务，没能使摄影很好地为部队的中心工作服务。

相比较而言，沙飞和石少华等摄影师之所以能拍摄出伟大的作品，一方面因为他们具有敏锐的观察力和深刻的洞察力；另一方面，也在于他们对于摄影作为一门造型艺术的深刻理解和熟练运用。他们不仅关注照片的主题和内容，还注重照片的形式和构图，以及光线的运用和影调的处理。他们的作品不仅有深刻的思想内涵，还有强烈的艺术感染力，能够让观众产生共鸣和感动。能很好地将思想性和艺术性结合起来，这是沙飞和石少华等人的作品历久弥新的原因。

“摄影武器论”虽然是战时诞生的一种摄影观念，但后来也成为新中国摄影事业的指导方针。早在解放战争时期，“摄影武器论”就成为摄影工作者们畅想未来的依据。“特别是在战争结束和平建设时期，那时将除了经济建设就是文化建设，而摄影画报工作也是这一文化战线上的有力武器之一。”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后，无论是在抗美援朝、土地改革，还是在各项重大建设中，摄影都发挥着重要作用。摄影不仅充当了历史的见证者，而且是历史的重要参与者和推动者。摄影图像所拥有的能动性力量在新时代中国式现代化建设中也继续发挥着重要作用。摄影记录和展示中国式现代化建设成就，也如战争年代一样，成为凝聚人心、鼓舞斗志的力量源泉。

*本文系2022年度国家社科基金艺术学重大项目“中国式现代化背景下艺术理论发展研究”（项目批准号：22ZD04）的阶段性成果。

*本文系中国uedbet全球体育uedbet让所有玩家提款基地（第二批）研究课题资助项目的阶段性成果。

*为方便电子阅读，已略去原文注释，如需完整版本，请查阅纸刊。

作者：闫爱华 单位：广西艺术学院美术学院

《中国uedbet全球体育uedbet让所有玩家提款》2024年第12期（总第111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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