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生态学与生命写作》（原著英文名为：EcologyandLifeWriting）一书是由德国阿尔弗雷德·霍农教授和北京大学赵白生教授合编的论文集，2013年由德国海德堡冬季大学出版社出版。全书共收录24篇学术论文，分“生态与文学”“自然与文明”“树木与动物”和“环境与伦理”四部分，讨论的范围包括从理论方法到作为文化生态学的文学，从自然/文明的生态批评实践到人类/非人类的生物圈等。

　　1.“生态与文学”。胡伯特·扎普夫把作为文化生态学的文学概念应用于生命写作，这种以自我为导向的生命写作的传统观念的延伸表明了一种自为主体的废除，有利于建立与自然及非人类生物的相互关系。凯思林·格斯杜夫将梭罗在自然中漫步的思想和瓦尔特·本雅明在城市中漫游的观念相联系，并探讨了“无拘无束”的大自然体验与“沥青植物研究者”的城市运动。凯·谢菲对陈丹燕三部曲《上海的金枝玉叶》的分析，将这一场景转向了中国大都市中的城市环境及中国当代女性主义议程，形成了有别于西方模式的具有中国特色的女性主义。中国学者杨金才详细记述了比尔的生态全球主义思想在中国大陆的传播，提出了基于中国古代文本的一些新方法；许德金则通过分析余秋雨的“生态叙述”《借我一生》，调查和分析了中国的生态批评实践。

　　2.“自然与文明”。比尔吉特·卡佩勒通过对梭罗将东亚时间概念应用于《瓦尔登湖》和《康科德及梅里马克河上的一周》中的调查表明，美国先验论者不是将时间视作抽象范畴或个别现象，而是将其视作存在的一种固有本质。为了分析约翰·马伦特和捷琳娜·李关于非裔美国人的精神自传作品，吉莉·贾伊莫追溯了清教徒将荒野视为文明的意识形态的对应面；尽管这些自传作者采用清教徒哀史作传，但他们颠倒了清教徒对自然和文化的价值判断。德博拉·L.玛德森对杰拉德·维兹诺自传作品《室内景观》的理解集中在作者对生态中心主义的批判上，认为维兹诺的生态传记探讨了人类权利高于自然、欧洲人的权利高过土著人这一虚妄的假设，而土著人的星球意识同样包括了非人类物种。萨拜因·N.迈耶对谢尔曼·阿莱克西的诗歌进行了后殖民的生态批评解读，认为阿莱克西拓展了人们熟悉的殖民帝国主义和对美洲印第安人命运的生态非正义的相关性，在生态灭绝和种族灭绝之间找到相似之处。曼弗雷德·斯博德对《瓦尔登湖》三个重写本进行了解读，尽管他把B.F.斯金纳和安妮·迪拉德的版本看作是其科学思想和宗教思想的延伸，但却把乔恩·克拉考尔在阿拉斯加荒野中失败的生存试验的复原归类为一种异常行为。

　　3.“树木和动物”。卡特娅·库尔兹评价了诺贝尔和平奖获得者旺加里·玛塔伊在其自传中对环境行动主义的声明，回顾了马塔伊在肯尼亚环保运动中发挥的重要作用和做出的突出贡献。“tinai”一词代表植物、动物、人类群落和作为原始家庭的先祖之灵的共居关系，赛尔维莫尼追溯了该词的语言和文化根源，并调查了家庭及氏族姓氏、泰米尔习俗与诗歌，揭示了树作为祖先的象征和图腾的重要地位。加拿大华裔作家弗雷德·华在诗歌中对树的隐喻使用是埃里克·勒德林关注的主题，文章重点阐述了华诗歌中的本体感觉维度，并分析了书的封面、装订等超文本成分。萨拜恩·金探讨了加拿大诗人唐·麦凯作品中的人与生物之间的关系，被她称为动物生态行为的鸟类观察经历的诗意再现，把动物世界视为所有生物共享环境的一部分，阐明了保护生命的伦理责任。马克·伯宁格通过研究从但丁的基督教文学到日本通俗文化中的萨满传统里的人与动物的相遇，以及威提·伊希麦拉的《骑鲸人》，追溯了动物寓言及动物作为物质存在和“绝对他者”的象征表述的双重地位。提姆·兰岑多费尔的文章批评了另一类的动物故事，即哈佛大学蚁学家爱德华·O.威尔逊把关于蚂蚁和蚁国的生物学研究移入小说，通过在一些流行电影中做出相似的尝试，兰岑多费尔指出了对这些动物进行拟人化描述的不足：它们不符合生命写作的常规，而且总依赖于人类的视角。

　　4.“环境与伦理”。阿尔弗雷德·霍农认为，致仕的明朝官员创造的中国园林文化类似于生命写作这一生态项目，自然与人类社会结构的契合以及外貌和精神活动的关联，都被视作和谐生活的基础，这也是加拿大日裔环保学者大卫·铃木意义深远的生态生命写作项目的设想。根据理查德·玛贝的自传《自然疗法》和卡崔欧娜·桑迪兰兹的《生态人》，葛雷格·加勒德告诫在生命写作中，不要把完善的生态系统和人类健康之间简单地画上等号。在他看来，相信自然的治愈力量，必须包含一切生命的科学基础和伦理地位。通过列举加拿大、韩国及日本的例子，埃斯托克试图摒弃生态乌托邦的看法，选择去拓展从生命写作到小说创作的生态批评理论和生态批评实践。通过对当代小说进行生态批评及伦理的阅读，阿克塞尔·古德博迪认为W.S.塞巴尔德的小说《土星环》属于自然写作，并将它视作人类苦难与自然灾害相联系的自传写作的例子。塞尔皮尔·奥伯曼阅读了雷蒙德·费德曼的后现代超小说，发现生命与文本之间存在着一种生态模因关系。比尔格·塞丁特斯从生态女性主义的视角解读了美国华裔作家汤婷婷的《第五和平书》，认为在重写毁于大火的这部书稿时，汤婷婷根据生命元素安排书的内容，并运用西方、佛教及道教的宇宙论来描述大自然的力量。最后一文是斯科特·斯洛维克与美国摄影师克里斯·乔丹的一次访谈，探讨的是关于由代表“消费景观”的塑料瓶等人为或自然灾害造成的各种形式的环境破坏。

　　《生态学与生命写作》从生态的视角讨论了各种各样的话题，涉及到了很多生态术语，如生态哲学、生态美学、生态文学、生态伦理学、生态人类学、生态帝国主义等等。这些讨论使得生态批评更具有文学批评的特征和范式，有助于建构更系统、更全面的生态批评体系；从生态学和生命写作的角度解读小说、诗歌、散文、随笔等文学作品，通过增加生态观点重新修正文学批评的传统。这种生态批评维度为文学作品分析提供了一个新的视角，在生态文学实践方面具有方法论上的指导意义。《生态学与生命写作》的出版能够为我国生态文学批评研究提供重要的参考和借鉴。西方生态文学批评研究目前已进入学理的探索、丰富和深化阶段。译著不仅有助于国内学界了解西方最新的研究成果，而且也能为国内学者从事相关研究提供必要的参考。同时它也有助于我国生态文学批评视角的多元化建构。作为一种全新的批评视角，生态文学批评无疑为意识形态批评、话语批评、文化批评和文学批评带来了许多新观点、新思考和新发现。

　　延伸阅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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