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容摘要：20世纪初，中国画的发展面临前所未有的挑战，西方艺术形态全面进入中国，中国画的传统价值观念发生了巨大变化，中国画的鉴赏和评判标准出现了空前纷乱冗杂的局面，以至于使本来特色分明的中国画语言、特色日趋模糊，写意精神日趋萎靡。长期以来，继承与创新的话题一直是争论的焦点。把西方写实主义作为中国画变革的参照是一种选择。中国画的发展，必须是在保留优秀基因的传承基础上的发展，而不是向“转基因”的方向发展，这是尊重艺术规律的最好选择。

　　关 键 词：中西调和 挑战 创新

　　中国画的发展变化和历史发展密切相关。20世纪初期是中国历史上空前变异的时代，反封建的呐喊与救亡图存的呼声是时代主流。传统中国画受到空前的冲击，康有为、蔡元培、陈独秀、鲁迅、吕徵以至徐悲鸿、林风眠等人对中国画的批判蔚然成为艺术革命和艺术改良的先声，影响之深波及一个世纪直至今天。在科学与民主的诉求下，反叛旧传统，鄙弃旧形式，直面人生，直面社会成为新的思潮。从中国画自身发展看，“四王”之后的中国画渐趋陈陈相因、日渐式微，也正走到一个急须嬗变与新生的转换关头。今天看来，陈独秀诸人对传统的批判虽属进步的主流但不乏偏颇的局限，甚至失之武断。在维护“文人画”的陈师曾看来，“不惟形之是求”的文人画与西方绘画由理性、写实转向“不重客体，专任主观”的现代思潮是有共同点的，中国画的写意精神甚至先于西人很长时间。但这种声音在时代大潮中极为微弱。在向西方学习的过程中，古典主义、印象派、后期印象派、野兽派、立体派等流派被纷纷介绍进来，但以徐悲鸿为首的以西方写实主义精神改造中国画的主张成为主流。徐悲鸿力倡并践行的“素描是一切造型艺术的基础”主导着艺术教育，以西洋素描塑造形体的方法融入了中国画，开辟了人物画的新生面。直接表现社会生活的题材空前丰富，直面人生的力度和写实手法的高度前所未有。反映工人生活题材的《机车大夫》(卢沉)和反映农民生活的《祖孙四代》(刘文西)等一批讴歌新生活的题材应运而生，为新时代树立了标尺。

　　实际上，把西方写实主义作为中国画变革的参照是一种选择。因为20世纪初，西方绘画正经历巨大变革，古典写实主义成为历史，现代诸流派异彩纷呈。而能为新时代服务，具体来说能为意识形态的要求服务，非写实主义一路莫属。所以，即使在传统艺术道路上成就很高的画家如黄宾虹、齐白石等也难以成为画坛主流，甚至黄宾虹的艺术高度在很长一段时间未被认识。而写实精神之外的林风眠等人直接融入西方现代表现手法，突现中西艺术调和，避免写实主义的单一倾向，虽不是主流，也对中国画现代形态的开拓作出了贡献。改革开放以后，西方艺术形态全面进入中国，中国画的发展面临的是前所未有的挑战。作品也呈现着前所未有的多元状态。在中国画多元发展的过程中，中国画的传统价值观念发生了巨大变化。中国画的鉴赏和评判标准出现了空前纷乱冗杂的局面，以至于使本来特色分明的中国画语言、特色日趋模糊，写意精神日趋萎靡。

　　第十一届全国美展后，我应《国画家》杂志之邀，写下了《从第十一届全国美展作品谈当代中国画审美标准问题》，文中写道“多元化不应该成为去笔墨化的理由。中国画是文化特质很强的艺术，它的民族性是它赖以立身的根本”。国画民族性，非笔墨之中无所见，面对消解文化差异性的“全球化”冲突，如何保存中国画的独特元素，是每一位中国画家必须要思考的问题。这不是什么创新与保守之争，是关系到民族的文化记忆和文化自信的问题。时代性和创新性要立足于守护中国画规律，延续笔墨文化的精髓的基点上才有意义。而中国画的文化自觉和文脉延续关系着中华民族在世界文化中的地位。应该是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这一理想的重要部分”。

　　笔墨文化是中华民族的创造，也是人类智慧的结晶，应视为人类的共同财富。为此，在提升国家文化软实力的战略高度上正确把握作为民族文化代表的国画艺术，已成为当代艺术发展的重要前沿课题。要使当代的中国画创作进入一种文化自觉，一个无法回避的工作基础是正确对待传统，重新认识并研究传统，从认识论和方法论两个方面研究传统中国画艺术的规律。

　　长期以来，继承与创新的话题一直是争论的焦点。从二元辩证的观点看，这并不是什么问题，徐悲鸿先生当年提出的“古法之佳者守之，垂绝者继之，不佳者改之，未足者增之，西方画之可采入者融之”的具体分析态度就不是二元对立观。争论中的简单判断造成评价标准的混乱，中国画本应发挥的文化影响力与古文明大国的文化地位极不相称。

　　中国画的独特语言，它的“象思维”规律和书写性的表现形成的写意精神成为传统，我们可以赋予它新的生命而不应否定它，几千年的审美智慧和经验应是我们走向未来的动力。

　　中国传统绘画受中国古典哲学的陶融，它不重写实的“心象”观，强调人格品藻的中正观和以书法入画的笔墨观都与西方造型艺术的追求不尽相同。它的一部分印证了造型艺术规律，而有些部分是与“写实主义”精神相抵触的。它并不长于以宏大叙事的方式直接参与社会变革。清代的《康熙南巡图》并不比八大的《河上花图》艺术价值更高，但哪怕一山一水，一枝一叶仍表达着真切的生活感受和深刻的人生追求。笔墨的自身修为功能是很独特的艺术功能，“内修心而外益世”是一种追求，“抒胸臆以振斯文”也是潜移默化的功能。通过淡于功利的、心无渣滓的笔墨去塑造一种纯净的境界从而实现“成教化，助人伦”，它对社会的影响往往是“润物细无声”的。

　　讲究“人”“文”双修的中国画之所以不易于普及，是因为它对欣赏者有文化要求。“文”是进入中国画创作和欣赏的门槛。历史上，王冕、齐白石等大家，首先是使自己由农民变成文人，进入中国传统文化状态，而后才成为中国画的专家。欣赏和创作中国画也是同样的道理，先使自己的文化素养提高，掌握中国传统艺术的审美规律。高校降低文化课分数正与传统要求相反。中国画尊重才华，但更尊重道心的恒久，终生的修为，“通会之际，人书俱老”正是大器晚成的状态。

　　中国画因文而“共成化育”，不是简单的“表现”“再现”问题，而是“体道艺术之合，究圣哲之蕴”，画画是为了修为，修成健全人格，在中国古代是君子人格，这是中国古典画论的重要内容，这在今天看来是多么宝贵。

　　中国画的最高指归是“内美”。内美出自屈原名句“纷吾既有此内美兮，又重之以修能”，内美修能就是人格塑造。在中国画里，视觉冲击力，“形式突破”都不是最重要的，求境界的内蕴和诗性的流露，求笔墨的力度美、丰富性和趣味无穷的辩证法则。热烈不是宣泄，冷静不是冷漠，观通不妨照隅，求末亦是归本。最忌偏激不平，高远适中的所谓“笔墨贪奇”所谓“丹青竞胜”都是古人大忌，更惶论“张力”“爆发力”。至静至远，调和天人，与天地精神往来，是自然的歌者，也是修行的手段，净化自己心灵的同时也在影响着社会。在人类社会快节奏的今天，环境状况堪忧，人们对自然的向往和关切从来没有像今天这般重视，而在中国古代画论中，对现实生活的超越和追求精神的最大自由成为核心价值(如髡残说“画者，吾天游也”，恽南田说“笔笔有天际真人想，带一丝尘垢，便无下笔处”)。可染先生也说：“用最大的功力打进去(传统)，用最大的决心打出来(变革和创新)”。中国画必须发展，但这个发展必然是在保留优秀基因的传承基础上的发展，是消化了传统精神的“创新”，是用中国画的语言反映时代精神，而不是向“转基因”的方向发展，这是尊重艺术规律的最好选择。

　　*程大利：中央文史研究馆馆员、中国画学会副会长

　　*责任编辑：吴江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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