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为中国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中国画的繁荣发展之于中华民族精神的传承与发扬有着重要意义。回顾中国画的现代进取之路，可谓前途光明，道路曲折，既得益于20世纪中国画改革，面貌丰富且充满现代生机活力，又受多元化艺术思潮影响，存在片面理解创新、为创新而创新等现象，导致一些创作样式变得“不伦不类”，精神也苍白无力，以至于“有‘高原’缺‘高峰’”。

　　远至传统山水画和文人画的迭变，近至20世纪中国画的时代变革，中国画一直在“守”与“变”中实现着形式更新、审美衍变;无数中国画大家也在对“守”与“变”的不断探索中成就独具个性的绘画面貌、谱写时代高峰。新时代的中国画创作，同样需要在“守”与“变”中开拓新境、绘就时代新风。那么如何守，守什么?如何变，变什么?需要每一位中国画创作者深入思考。

　　“守”，是要守住文化传统、精神传统。恰如习近平总书记所指出的，“中华民族有一脉相承的精神追求、精神特质、精神脉络”。凝结中国文化精神的中国画也不例外。继承传统一方面要深刻体悟中国画的文化特质和内在精神，一方面要深刻理解并遵循中国画自身发展逻辑。任何一项民族艺术，都是在这两个维度中连接文化传承，成就不同的表现个性，传达审美精神的差异。

黄宾虹《溪山行旅图》

　　中国画的文化特质，在于其独特的审美诉求和精神意蕴。如“一花一世界”所包含的博大，建立在中国哲学和中华美学基础上的中国画，不注重感官刺激，强调“天人合一”的宇宙观。宋代郭熙在《山水训》中有言，“山水，大物也”，一个“大”字，便道出山水画所营造的精神要义，即中国人的世界观和作者的精神追求，以大道为终极取向，同时辉映时代气象。正如北宋国力富强，收复燕云十六州一直是国家方略，所以北宋山水画也多宏幅巨制，如《溪山行旅图》等名作，表现了北方雄浑壮阔的自然山水，全景式构图气势磅礴;而南宋偏安一隅，山水画也从“大山大水”变成气象萧疏的“边角山水”。所以，中国画创作者应该将中国画传承问题提升到文化自信、光大中华文化的高度来看待，用笔墨“为祖国山河立传”。

　　“为祖国山河立传”光有扎实的技法还不够，更重要的是创作者要有家国情怀，作品要呈现中国画独特的审美意蕴，其中包括特定形式所呈现的时代审美意境以及画家的精神追求。中国画有自身的发展逻辑，其笔墨法度皆不是独立的存在，而是特定审美意蕴的彰显。就像中国画最高的成就是“写意”，其中既包含“写”的审美性，也包含“意”在形式上所体现出的特定审美意境，二者相辅相成。因此，中国画创新既要守住精神，也要守住其笔墨法度与核心内涵，不能仅从形式上追求创新。现在一些画家为了求变，偷换概念，虽然使用的是宣纸、毛笔、水墨等中国画工具，但实际上画出来的是水彩、素描的样子。这种创新，实则是在玩形式游戏，充其量是一种艺术实验，不能展现中国画真正的魅力，更不可能成为中国画主流。

黄君璧《溪山行旅图》

　　真正意义上的求“变”，是创作者在继承传统的基础上还要面向时代、面向生活。这又包含两层含义：一是要让“笔墨当随时代”，表现时代审美和时代精神;一是要以高蹈的视野看世界，取各国艺术精髓并将其化为己有。这都要求创作者要有广博的学识、独立的艺术观而不随波逐流。在这一方面，老一辈艺术家做出了很好的表率，不论是林风眠的中西融合之道，还是张大千的“泼彩”山水，都为中国画的发展探索出一条新径。在他们的绘画中，既有借鉴外来艺术形式和观念所呈现出的现代性审美，又有立足中国画传统的核心要义进行的创新转化，最终于笔墨法度中成就新的精神气象。这种“从心所欲不逾矩”的融会创新，恰恰建立在极其深厚的传统功底之上，此意学者当识之。

　　民族绘画，体现着一个国家的光辉和文化灵魂。作为民族绘画的中国画，要体现正确的文化立场。在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新时代，中国画创作者应该在“守”与“变”中，坚守中华文化立场、传承中华文化基因，以“蓬勃、正大、刚健、醇雅”的精神追求，展现新时代的审美风范。中国画的“守”与“变”，包含着对艺术传统的回望，也包含着对中华美学的回溯，更包含着对当代审美的追求，推动着中国画向前发展的同时，又保持着中国画特有的轨迹、精神和面貌，以民族艺术所应体现的文化自信，指导着中国画发展的必由之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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