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80年代”如何成为了学界热衷谈论的一个话题，在我的理解中，有许多社会与文化心理以及历史语境方面的原因。

　　其实，“80年代”并不是新世纪这些年才成为核心话题的。20世纪八九十年代之交后，知识界的历次论争和重要话题，都与如何理解“80年代”及其启蒙意识密切相关。比如《学人》集刊关于“学术规范”的讨论、比如“国学热”及“激进”与“保守”的讨论，比如“后新时期”、“后现代”论述，特别是关于“人文精神”的大讨论，以及迄今仍在展开中的“新左派”与“新自由派”的论争等，如何理解“80年代”都是其中的核心问题。不过，这些讨论常常是以“论战”或“论辩”的方式展开的，在肯定或否定、有意义或无意义等价值判断层面有基本的分歧。在这种情形下，我觉得格外需要首先去厘清“80年代”展开的具体历史过程以及它通过怎样的知识表述建构自身的合法性。

　　20世纪90年代关于“80年代”的论辩，主要是在知识界内部展开的，而当前的“80年代”热，却是一个扩散到不同社会层面的话题。比如在社会心理层面上，现在对于“80年代”的想象和关注的热情，带有很强的“怀旧”色彩。当80年代可以成为“怀旧”对象时，就说明人们意识到“80年代已经过去了”，因此可以站在一种新的关于现实的感知和对历史的重新确认的位置上“回过头”来看“80年代”。这种社会心态的形成，当然与当下中国经济“崛起”，以及20世纪90年代以来中国社会的巨大变化密切联系在一起。可以说，今天的“80年代热”，是带有距离感的、对20世纪80年代的重新认知。如何认知“80年代”，也与如何判断、叙述中国社会的现实紧密相关。可以说，在今天，“80年代”一方面成为了一段可以被称为“已经过去”的历史，同时如何评价它，又是人们理解当下现实的一个关键。在这种意义上，我认为目前出现“80年代热”是特别值得关注的。

　　我有一个关于“新启蒙”思潮的基本历史判断：我认为“新启蒙”并不能全部地涵盖“80年代”文化，从20世纪70年代后期到20世纪80年代中期，有一个从“思想解放运动”到“新启蒙”的变化过程。“新启蒙”大致描述的是20世纪80年代中期形成的颇为松散的主导性知识表述，它基本上被“现代化范式”所统摄。这种思潮在20世纪80年代后期的时候，其实已经有内在瓦解的趋向。但20世纪八九十年代之交的社会与政治变动，赋予了这一思潮以“悲情”的合法性，并使其在20世纪90年代逐渐成为一种主流知识。这种主流化，指的是成为“常识”层面的意识形态，和在知识生产体制层面上的中心化。

　　“新启蒙”知识在20世纪80年代是具有很强的批判力的，但正是在20世纪90年代以后的历史语境中，在它丧失了现实批判性的时候，却成为了一种普遍的“常识”。对这套知识的学术分析，常会被视为对一种普遍价值观的质疑：你说“人性”是被历史地建构出来的，难道你要“反人性”吗?你说“80年代”的“现代化”想象与一种全球性的后冷战情境相关，难道你认为“落后”的“传统社会”就好吗?这些质疑方式本身，表明人们内在地接受了“80年”代塑造的这套新知识，认为它是天经地义的真理、信念与价值，而没意识到在20世纪50至70年代，或许人们并不是这么理解“人性”、“现代化”的，但那并不意味着他们就是“非人的”或“不现代的”。因此，需要历史地理解一个时期的知识/权力体制如何将特定的“知识”塑造为“真理”。这不是在提倡一种相对主义价值观，更不是文化/价值虚无主义，而是在理论和精神气质的层面上对于“启蒙”的重新认知和实践。

　　“启蒙”是“80年代”的主题词。但是，从康德那里引申出来的这个“启蒙”，它与“批判”之间的关系并没有得到过很深入的理论探讨。康德把“启蒙”界定为“人类脱离自己所加之于自己的不成熟状态”，但福柯说，康德对批判的理解本质上是“从知识的角度提出来的”，因此启蒙的问题总是滑向知识的“真”与“假”的问题。福柯认为“批判”应当描述“一种知识-权力关系”，“启蒙”则相应地被界定为“一种我们自身的批判的本体论”，一种“精神气质”和“极限体验”。这是对我们为什么是这样的人、我们为什么这样思考或说话，我们为什么这样行事而展开的自我批判。它首先意味着去反思我们如何被历史地塑造出来，在这个前提下，才能恰当地思考“自由”的可能性路径是什么。

　　很大程度上，这也是我尝试去实践的一种新的批判方式。对“80年代”知识体制的批判性分析，并不是把自己从历史中“摘”出来，“远距离”地进行一种学院式的知识操作。相反，我把这种历史清理视为一种理解我们从哪里来、如何被塑造，并思考我们“可能”到哪里去的批判方式。因此，不能把“个人”在研究工作中的位置，仅仅理解为感性的个人体验和个人风格，福柯意义上的“启蒙”提出的是更高的要求。我的做法是，不是简单地认同“80年代”提出的“人性”、“现代性”、“文学性”等价值观，而是去分析这些价值观如何以知识的方式取得合法性，并关注在这个历史建构过程中那些被粗暴地遮蔽、排斥因而丧失了合法性的偶然因素。也正是在这种意义上，历史地思考改变今天状况的路径才具备可能性。我认为，这种分析方式，在“精神气质”上，并没有远离“80年代”，甚至只有以这种方式重新实践“启蒙”，才能真正继承与发展“80年代”的思想遗产。

　　（文/贺桂梅）

　　延伸阅读：

　　选本编纂与“80年代”文学嬗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