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学形态的产生有先后、成熟早晚之分。如诗与词的产生，诗先词后;又如诗歌与戏曲，尽管产生时间相差不大，但戏曲的成熟要远远晚于诗歌。唐诗宋词元曲及“一代有一代之文学”的论调，正是这种文学形态现象的自然反映。文学形态产生先后成熟早晚的客观呈现，导致文学形态的格局处于一种变动的状态。随着网络文学的兴起，文学的格局再次发生变化。因此，文学的发展也存在着新的格局。那么，对网络文学的引导，我们能从戏曲批评中受到怎样的启发?

　　价值观的引导。晚熟的戏曲，因其体卑，起初不被官方、士大夫所看重，故而对戏曲功能的认识、引导有一个逐渐深化的过程。“独元人之曲，为时既近，托体稍卑，故两朝史志与《四库》集部，均不著于录;后世硕儒，皆鄙弃不复道”，王国维在《宋元戏曲史》中的这段论述就点出了传统戏曲成长的生态环境。但传统戏曲在艰难行进中也不乏听到对其呵护的声音。明初，朱元璋盛推《琵琶记》，认为“五经、四书，布、帛、菽、粟也，家家皆有;高明《琵琶记》，如山珍、海错，贵富家不可无”。究其原因，在于高明“不关风化体，纵好也徒然”价值观的引导受到朱元璋的赏识。这种价值观的引导也反映到明初的一些法律条文上，如《御制大明律·洪武三十年五月禁搬杂剧》云：“凡乐人搬做杂剧、戏文，不许妆扮历代帝王后妃、忠臣烈士、先圣先贤神像，违者杖一百;官民之家，容令妆扮者与之同罪。其神仙道扮及义夫节妇、孝子顺孙、劝人为善者，不在禁限。”帝王后妃、忠臣烈士、先圣先贤神像也有可取之处，为什么不让新的uedbet全球体育形式——戏曲——更好地去宣扬呢?我们不得而知。事实上，有关风化体的戏曲，在中国戏曲发展史上，并不乏见，如“若于伦理无关紧，纵是新奇不足传”的《伍伦全备记》以及史盘《忠孝》、姚茂良《双忠》、高濂《节孝记》等。对这类剧作，来自戏曲批评界的评价虽然毁誉参半，但留给后世的重要遗产是把“合世情，关风化”作为评价戏曲的一个重要标准。至于“风化”如何用戏曲的形式讲好，则另当别论。

　　传统批评资源的激活。晚熟的中国戏曲，在形态上有别于业已成熟的诗、词、文。那么，对诗、词、文的批评或规范话语，能否挪来批评戏曲?显然，中国戏曲的成长离不开其文化母体的哺育，其与诗、词、文是“打断骨头连着筋的”“好兄弟”。清代孔尚任曾言戏曲“虽小道，凡诗赋、词曲、四六、小说家，无体不备”。因此，纵观对戏曲审视的历史，无论是思想层面，还是艺术层面，传统的批评资源就像“幽灵”一样萦绕在其上。前述“合世情，关风化”的价值引导不过是“经夫妇，成孝敬，厚人伦，美教化，移风俗”的延续。又如作为文学批评术语的本色一词，起初用于批评诗文，后来用于批评词、戏曲。陈师道批评韩愈“以文为诗”、苏轼“以诗为词”“要非本色”。到明代中后期，为克服戏曲界“时文风”和“道学风”泛滥的时弊，曲论家曾围绕戏曲的本色问题展开讨论，或强调必须遵循宋元典范;或强调曲文质朴易懂;或强调戏曲人物语言的个性化;或强调戏曲作家的风格特色。显然，诗、词、戏曲的“本色”相异而有差别。本色因文体不同而被赋予了不同的意涵。本色资源是传统的，挪来批评晚熟的戏曲，使得“本色”一词具有了文体上的“现代”意义。

　　批评应随文学形态的变化而拓展。不同文体，其形态是不一样的。“诗文随世运，无日不趋新”说的不仅是内容之新，也包括形式之新。因此，批评家不必苛责文学形态之变，而应主动适应这种变化，了解对象，并褒贬之，从而推进文学及文学批评的前行。如文学批评中人物语言个性化的问题，在戏曲成熟之前，不是没有。但为什么是在戏曲批评中才得以推进深入?这并非偶然，而是对批评对象特性有了深刻认知使然。众所周知，戏曲是代言体，关汉卿写窦娥是窦娥的口吻，写梼杌是梼杌的声调，而不能在写作上有角色错位的轻忽。在一些剧本中，我们不难发现出身贫寒家庭的妇女却屡屡“掉书袋”，而这正是写作者角色错位所导致的。代言体是戏曲文学的特性之一，批评者品评戏曲人物的语言时就离不开代言体内在的约束。人物语言个性化的深入研析，反映了文学批评不能故步自封，而应当是开放的，随文学形态的变化而做出有切中肯綮的诊断。

　　戏曲的成熟引发了文学格局的变动。而应对戏曲的举措，既有惨痛的教训又有成功的经验。教训是以“出生”先后定尊卑导致中国戏曲的发展伴随着一种观念的抗争，即开明的戏曲批评家为戏曲争与诗文同起同坐的平等权。而成功的经验是注重价值观的引导，在艺术层面上，则是传统批评资源的激活，以及在知晓批评对象的基础上作出令人信服的新批评。这些经验与教训对引导网络文学的发展有着一定的借鉴意义。如网络文学不是“法”外之地，也需要弘扬真善美;又如一些网络文学的生成限制了创作者独创的自由，并受“点击率”高低的影响随时会调整写作姿态，从而形成产品是作者与读者合谋的结果。这种作品新的生成方式，必然导致旧有文学批评方法的窘迫。于是，相应的批评概念应随之而出现，以期形成批评与批评对象有效的对接。网络文学如何健康茁壮地成长，不是网络作家、读者你情我愿、你提供我消费的简单事儿，需要“外部势力”的积极介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