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世纪初，日本著名戏曲史家青木正儿在他自称续王国维《宋元戏曲史》的《中国近世戏曲史》中，首次在国际视野中将汤显祖与莎士比亚相提并论：

　　显祖之诞生，先于英国莎士比亚十四年，后莎氏逝世一年而卒(当是同年而逝——引者注)，东西曲坛伟人，同出其时，亦奇也……汤显祖不仅于戏曲上表现其伟大，即其人格气节亦颇有可羡慕者，谱之入曲固为吾党所快者。

　　的确，汤显祖和莎士比亚都是他们所处时代的伟人、骄子。他们同处在“人类从来没有经历过的最伟大的、进步的变革”时期，而这个时期，正像恩格斯所说，“是一个需要巨人而且产生了巨人——在思维能力、激情和性格方面，在多才多艺和学识渊博方面的巨人”的时期。他们同作为“巨人时代”的“时代巨人”，都以他们对人的尊严、价值和力量的热情讴歌，成为西方uedbet全球体育复兴和东方人文启蒙的“时代的灵魂”，而且以他们所创造的艺术的巨大魅力，使他们“不属于一个时代而属于所有的世纪”(本·琼生语)。

　　汤显祖和莎士比亚的脚步都带有由旧信仰广泛崩溃和新思想尚未成熟所带来的社会阵痛的印痕。“哈姆莱特的延宕”，汤显祖“儒检”“仙游”的困惑，真正显现了时代巨人超越自身局限的悲剧性崇高。但他们又都是新思想的呼唤者，新理性的高扬者，新的人文精神的创生者。无论对人是“世界的美”的吟诵，还是对“情至”之大旗的高擎，都在东西方引领了涌向近现代的思想变革大潮。

　　无论是汤显祖还是莎士比亚，他们都热情歌颂人的情感经天纬地。但他们也非常明白，既有精神又有肉体的才是人。所以，汤显祖在明中叶人欲横流的大势里，却极为冷静地提出要对情“持转易之关”。而莎士比亚也一再提醒人们，“毫无节制的放纵，结果会使人失去了自由”。这无疑透露了追求新的理性曙光的信息。

　　汤显祖和莎士比亚都是人类历史上天才的戏剧家、诗人和语言大师。无论是读他们的作品，还是看他们的戏剧演出，都令人折服地惊叹他们是“在各种意义上闪耀着天才的光辉” (雨果语)之人，甚至让我们强烈地感受到由于他们天才的剧作而使我们的“生存得到了无限度的扩展”(歌德语)。

　　莎士比亚有剧作37部。汤显祖虽只有“临川四梦”，但其篇幅和演出时间却比莎士比亚的每一部剧作都要长。《牡丹亭》共55出，《紫钗记》共53出，《南柯记》共44出，最短的《邯郸记》也有30出。1982年江苏省昆剧院上演《牡丹亭》上集，只包括4出戏，却历时两个半小时。若要将55出戏全部演出，起码在20个小时以上。我国自宋元时代南戏开始，到明代嘉靖年间昆曲渐成一统天下时，演出往往是从白天演到黑夜，甚或连演数日，观众带着干粮看戏。而莎士比亚时代的伦敦剧场，只是每天下午两点才开始演出，历时两个半或3个小时。所以，莎剧如《罗密欧与朱丽叶》虽有5幕24场戏，也不过相当于《牡丹亭》的4出戏而已。正是在这个意义上，我们说汤显祖虽只有“临川四梦”，却如同莎士比亚的宏篇巨制一样，展现了极为丰富广阔的戏剧人生。

　　莎士比亚在写《维纳斯与阿都尼》等叙事诗的同时，也写了大量的抒情诗，其中流传至今的154首十四行诗仍脍炙人口。而汤显祖从12岁留下《乱后》诗，到67岁逝世前一天吟出绝命诗《忽忽吟》，在长达55年的诗人生涯中，一共写诗达2273首之多，这还没算30多首赋。可见，汤显祖和莎士比亚都以他们天才的诗性智慧感知世界，熔裁生活，创造了诗意的生存方式。

　　汤显祖吸屈骚六朝之丽辞俊语，纳唐宋八大家之丰沛语韵，创造了玑珠婉转、丰华美瞻的诗句文韵。“良辰美景奈何天，赏心乐事谁家院”(《牡丹亭·惊梦》)等这样的名句名段，经林黛玉的沉吟，经梅兰芳的传唱，经无数个俞二娘、内江女子、金凤钿、冯小青、商小玲等的苦吟、绝唱，早已家喻户晓，流传千古而不绝。而莎士比亚也以其语韵的优美、语汇的丰厚，让世人惊叹不已。一般受过教育的人只能熟练掌握4000个词汇，而莎翁却在戏剧里自如地运用了15000个词汇，以致他的语汇构成了英语语言体系中不可缺少的一部分。名言汇编书籍所摘抄的莎翁文句，也远远超出其他作家和典籍。

　　可见，无论莎翁还是汤公，他们都是极善于用语言抒写生命情怀的大师。当代西方一位大哲说，语言是存在的家。那么，经汤公、莎翁所构筑的这个“家”，使生命存在如此凝重、神圣、美妙、温暖，它给多少绝望的眼铺满了希望的绿，又给多少哭泣的心带来了欢乐的笑……

　　(作者为中国戏曲学会常务理事兼汤显祖研究会副会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