引导创作  推出精品  提高审美  引领风尚

茅盾文学奖以一种内在的、潜移默化的、不断累积的审美品格和精神追求，推动着当代中国文学的发展，建构民族的文学史诗，创造和丰富着当代中国人的审美文化生活。

随着新时代的到来，在关于中国和世界的想象与书写中，长篇小说宏大叙事有着更为广阔的空间。但是，如何艺术地“概况”和有力地“穿透”时代生活，仍是需要直面的难题。

70年中国文学历经了风风雨雨，道路曲折、风云变幻，我们有需要总结的经验教训，无疑也有值得重视甚至自豪的辉煌成就。

小说记叙以任冲为首的一群孩童在飞龙县城的机械厂从出生到幼儿园、再到小学时自由畅快而又十分顽劣的童年经历，以写孩童的成长为主线，穿插成年男女之间的感情纠葛及萎靡颓废，将八十年代县城的生活面貌进行了一种复刻式的还原。

现实主义和浪漫主义在《牵风记》中，既各有光彩，又融合统一。如果没有大量的可信的绵密的细节描写，没有具体的人和他们背后的故事，这部小说的浪漫主义色彩就是矫情，失去了生活基础。

从文学的角度来看，将劳动者作为自觉自主的存在，并在社会实践中显现出人的创造力、崇高理想与高贵品格，新中国70年来的文学实践可谓居功至伟。

新时代诗人应当拥有这样的感受力和敏锐力，应当自觉地聚焦时代的大美，展示历史的大美，唯其如此，诗歌才会激荡出一种浩然之气的磅礴力量，才会被广大人民所热爱、吟诵和传播，而这样的内驱力，也恰恰是新时代诗人去伪存真、激浊扬清和行之有效的思想武器。

《战国红》讲述了两代扶贫干部改造柳城这个著名贫困村的故事，直指今天中国社会主义新农村的变革，他的书写有非常鲜明的时代感和历史感。

《新时代诗歌百人读本》的价值在于，既启发了我们对于“新时代诗歌”内涵与外延的思考，也展现了新时代诗歌的崭新形象，同时还构想了新时代诗歌经典的模样。

《甲申风云》把崇祯皇帝、多尔衮、李自成、王永吉、吴三桂等人放在同一历史背景之下来展现，同等看待，不存偏心。每个人的形象都跃然纸上，每个人的功过是非都清清楚楚。

百年新诗发展中，有追求有担当的中国诗人们创造了诗歌的奇迹。在新时代，创造中国新诗“高峰”的希望，仍将寄托在关注时代潜心写作的诗人们身上。

《出塞书》是作者对自己半世人生的一次回望。这一段漫长的经历，已经锲入了他的生命深处，难以忘怀，无法磨蚀。

贺仲明的《本土经验与民族精神》致力于梳理中国新文学的本土化历史、总结中国新文学的本土化经验、反思中国新文学的本土化误区，其意在于重建中国新文学的本土形态和民族精神。

长篇小说《他乡》是付秀莹继《陌上》之后新近出版的一部重要作品。在我看来，某种意义上，它比《陌上》更重要，它证明作家具有连绵持续的创造力。

郭保林的长篇传记文学《大江魂》（山东人民出版社2019年4月出版）是一部弘扬华夏文化、振奋民族精神的厚重之作。《大江魂》以40余万字篇幅，全景式写出了长江的魂魄。

文学作品中的文学性与审美性，是作品的内在魂魄，是对文学精神永恒的出发与安抵，是向爱、光芒、希冀，向无畏的永恒之美的深切致敬，是文明最深沉的复魅。

梁晓声的《人世间》是无愧于我们时代真正具有史诗性质的长篇巨制，它将社会重大命题纳入到个人经验之中，接受了现实主义的遗产并将之发扬光大。

1980年1月，《收获》杂志发表了女作家谌容的中篇小说《人到中年》，引发了文坛内外的广泛关注。小说成功塑造了社会主义新人陆文婷的典型形象，歌颂了以眼科医生陆文婷为代表的中年知识分子默默工作、忘我奉献的优良品质，概括了在新中国成长的一代知识分子崇高的精神面貌，具有强烈的艺术感染力。

《红楼梦》不但塑造了几十位形象鲜明、富有个性的重要人物，涉及的次要人物及“群众角色”也相当繁多。上海市红楼梦学会编写的《红楼梦鉴赏辞典》中，就收录了约600个人物词条。

以路遥创作为基础，既可重新理解柳青、赵树理等作家作品的文学史意义，亦可重启社会主义文学的若干重要思想和审美空间。当下文学如何突破新时期以降思想和审美视域的局限，路遥的创作及其核心面向可作重要参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