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庆邦始终在努力探讨人性的幽微曲折。他把人性视为一口深入地底的深井而加以表现，就像那矿藏丰富而又风云莫测的煤井一般，既让人惊喜也让人恐怖。

　　但在《黑白男女》中，刘庆邦暂停了对人性之幽微的探寻，作者的态度在小说中表现为叙述者的语调，也正是因为这一语调，多少稀释了小说本来所具有的悲剧色彩，使得小说能有一种提升，同时也显示出刘庆邦的悲天悯人和参透人生的平静与豁达。

　　刘庆邦的长篇新作《黑白男女》让我们看到了不一样的作家形象：一个温和、宽容而达观的，对世界虽深感无奈，但仍心怀希望和理解的作者形象。与这一转变而来的，是丰厚而坚实的生活逐渐取代精巧的故事而占据小说的主部，小说的语言也由此前的反讽、冷峻和凝练一变而为质朴、诙谐而通达，显示了刘庆邦笔力的浑厚与雄厚。

　　“带泪的笑”

　　煤矿题材似乎是刘庆邦的特有“标签”，他的小说很多都以煤矿为背景或前景。刘庆邦是一个务实主义者，他的小说主人公们大都是农民和身处底层的工人。他们的文化水平和思想境界决定了他们的生活目标往往只能是如何好好地活着，而非活着的命题本身。如何活下去就成为小说叙述的核心所在。

　　在《黑庄稼》中，刘庆邦让读者看到了人性的幽暗、冷峻和市侩的一面。这种窒息感在《黑白男女》中，发展到后来一变而为绝望后的坦然与平静。这个世界虽无情、冷漠、让人无可奈何但仍充满希望。周天杰虽得了绝症，但他总算守住了儿媳和孙子;卫君梅从一个十分依赖丈夫的妻子，逐渐变成有主见而坚韧的母亲;郑宝兰从最开始的浑浑噩噩，到意识到自己的重担而变得成熟起来……命运的一再打击并没有压垮主人公们，反而使得他们变得愈发坚强起来。在他们三个人身上，让我们看到了被称为责任和担当的东西，这种责任感并非与生俱来，而毋宁说是后天形成的，是命运的无情打击所激发出来的。这正是现实的无情之处，是无情的命运催生出责任和担当。在这场改变逾百个家庭的特大瓦斯爆炸前，人们不得不重新打量这个冷酷的世界。

　　这正是刘庆邦老练的地方。虽然他不忘在结尾辍之以暖色给人以慰藉，但这并不是廉价而一厢情愿式的大团圆结局，也不是廉价的安慰。这是一种“带泪的笑”，是苦难滋养孕育的希望。或许，这也正是生活的本来面目。命运虽不可挣脱，也并不真正或总是让人绝望。在这部作品中，我们看到一种直面生活苦难的独有的旷达和冷静。刘庆邦的小说向来有一种生活的坚硬的质地和质感，这一点在《黑白男女》中尤其表现明显。

　　命运的推动

　　刘庆邦向来以中短篇闻名，他此前的小说注重平实中出“奇”的效果，其虽然有生活的基底，但也不乏“戏剧”的成分在。这些，在《黑白男女》中有了绝大的变化。如果说他以前的小说中的叙事推动力是人物独有的性格的话，那么这一推动力到了《黑白男女》中则变为无情的命运了。在《黑白男女》中，主动的“人”降为被动的存在，主人公的命运多是外力所促成或造成。对于他们来说，命运是外在的、异己的，他们被推动、被施与和被决定，他们并不总能掌握或改变自己的命运。这是刘庆邦在这部小说中对人的命运的思考的起点：人既不能左右自己的命运，那么在命运的打击下又该如何面对：妥协、徘徊还是默默承受并努力变得坚强?

　　正是这叙事推动力的变化，使得这一小说在他的创作中多少显得有些与众不同。《黑白男女》让我们看到了一个个性格处于变化中的人物形象。如果说性格推动命运显现的是人可以决定自己的命运的意味的话，那么《黑白男女》中的刘庆邦则深刻地意识到了人力的渺小和命运的无可奈何。他滤去了时代社会或者说时间流转之于主人公性格的影响，而把主人公们置于一个相对静止且自足的空间，这既为事件的登场创造了条件，也开启了作者对人和命运的重新思考。在《黑白男女》中，我们从主人公身上看不到时代施加于他们身上的明显影响;他们虽然身处于时间的流转中，但却往往抛掷于时代之外。虽然手机等现代通信媒体早已进入了他们的生活——小说让蒋志方给卫君梅买手机透露出时代的讯息——但对于他们而言，他们之间的交流沟通却还只停留在信息时代之前的那种接触式的传统交流方式上。这就是《黑白男女》的世界。时代虽然塑造人，改变人的命运，但终究，对于大多数普通老百姓而言，他们的人生与时代社会的关系其实是很远的。在这里，刘庆邦通过滤去时代社会所施加的影响，而努力凸显普通人的命运的本相来。他们构成了广大日常生活的基底，卑微但并不渺小，柔弱但不乏可敬之处。他们常常为命运所左右，但又孤绝而努力地显示出自己的主体性来。

　　小说中的“虚”与“实”

　　在不同的场合，刘庆邦曾多次强调小说创作中“虚”与“实”的结合，对于刘庆邦来说，“实”当然不是问题。他几乎很少脱离经验去玄想，也无意去深入历史。

　　虽然说，农村生活是刘庆邦念兹在兹的题材，但这毋宁说更是一种视角，他是以写农村生活的方式来看待现实并创作小说的。正像作者自己所说，“我所写的农村生活的小说，多是出于对农村生活的回望。这种回望里有对田园的怀念，有诗意的想象，也有乡愁的成分。近处的生活总是实的，而远方的生活才容易虚化，才有可能写出让人神思渺远的心灵景观。”(《小说创作的实与虚》)他写的是发生在现实中的“远方的生活”，正是这一“近”和“远”的辩证，构成了刘庆邦的独特之美。他的小说现实性很强，但却始终与时代的主潮或文学潮流保持距离，他写现实，但又不想融入到时代的“共名”(陈思和)中去，这使得他的小说具有某种独特性。

　　刘庆邦始终在努力探讨人性的幽微曲折，他把人性视为一口深入地底的深井而加以表现，就像那矿藏丰富而又风云莫测的煤井一般，既让人惊喜也让人恐怖。这种对人性始终如一的探索热情，构成了他小说中特有的“虚”，而也正是这一“虚”与坚实的经验的结合，使得刘庆邦的小说既格外显得坚硬有力，而又旷远深邃。

　　但是在《黑白男女》中，刘庆邦暂时停止了对人性之幽微的探寻，而变为一种日常生活的颂歌。表面看来，是日常生活的坚实一面占据了主导，但这时，刘庆邦表现出另一种“虚”——这就是弥漫在小说叙述者那种有距离的、反讽的、宽容的语调，这也是一种作者/叙述者借以显现自身的方式。在这之前，刘庆邦的小说中，叙述者常常是隐藏在叙述中的、不动声色的。但在《黑白男女》中，作者开始从对人性的表现转而关注命运的无常和人力的渺小来。作者的态度在小说中表现为叙述者的语调，也正是因为这一语调，多少稀释了小说本来所具有的悲剧色彩，使得小说能有一种提升。可以说，这一“虚”里，充分显示出刘庆邦的悲天悯人和参透人生的平静与豁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