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风雨如磐

——油画《启航》的图像叙事

　　乌云压顶，风雨如磐。云开处，一抹光芒照亮湖面，水波荡漾，而停在湖中的画舫却不动声色地迎接渐次登临的一群仁人志士。画面将时光一下子推到了100年前，为我们重现了中国共产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的代表们参会的情景。正式代表有13位，分别来自上海、武汉、长沙、济南、北京、广州及旅日的共产主义小组，时间在1921年7月下旬。7月23日，会议先在上海法租界贝勒路树德里3号秘密召开，后因法国巡捕搜查，7月31日转浙江嘉兴南湖继续开会。画面表现的就是他们在南湖登船的那一瞬间，画题《启航》，作者是中国美术学院教授何红舟与黄发祥。

　　中共“一大”在上海的会议时间长，人员齐，而最后的决议却在南湖形成。显然，嘉兴的南湖比上海的胡同更容易入画，有诗意。1961年，上海的国画家朱屺瞻画了《南湖留胜迹》；1964年，杭州的油画家颜文樑也画《南湖》，而江苏的钱松喦则画了南湖上的《烟雨楼》，均是风景画，未见人物。至1977年，上海的油画家陈逸飞、邱瑞敏合作画了一幅主题画《在党的“一大”会议上》，画面的环境就转为上海胡同内李氏兄弟的住宅，在长条餐桌旁，意气风发的青年毛泽东成为会议的主角，未见两位共产国际的代表，出现在画面的只有6位，不及出席者一半。历史画创作是历史的再叙述，其中对历史材料的选择性比较强。不同时期的创作，主题也不尽相同，虽然也强调再现历史的原境，尊重历史事实，可依然透露出创作时特定的社会政治对历史文化的诉求。早期不少革命历史事件，由于处于地下时期，难以保存相关的图像资料。回到遗址，别说物是人非，就是那些摆放的“物件”，也多是根据文献资料重新复制，原件几乎不可寻。出场的人物，其服饰还有所参照，而动作与表情则全靠创作者的想象。

　　象征与叙事，是写实性绘画两种主要的修辞方式。陈逸飞和邱瑞敏的油画《在党的“一大”会议上》，偏向于象征性的表达。象征性中的人物心理因素比较突出，动作与情节并不被强调。何红舟和黄发祥的油画《启航》，则偏向于叙事性的表达，强调人物的动作，关注起承转合的陈述关系。13位代表全体出场，从起始句渐次推向高潮，尔后回转收笔，留下韵味深长的尾声。因为他俩同时承接了浙江省和国家两级同一主题的美术创作，故推出两套方案，从不同视角表现这一历史事件。这两套方案的基本立意不变，画面语境不变，表现手法不变，变化的只是观察视角与叙事结构。如方案一：从小船上大船（图1）；方案二：从码头踏板上大船（图2）。显然，叙事的起点不同，场景设置也有变化。前者依据李达夫人王会悟（1898-1993年）的回忆，当时参会代表是由烟雨楼前的码头，乘坐小船（拖捎船）上了停在湖中的画舫。王会悟不是党的“一大”正式代表，但却是大会的会务人员，全程参与会议，而两次开会地址都是经她提议并具体落实的。这一方案可称“口述版”。后者依据现在南湖革命纪念馆复制并停靠在湖边的画舫实况，其陈设的理由可能是为了方便游客参观，可称“现实版”。作者曾到现场写生（图3），感受南湖的天光水色并遥想当年境况。历史在画家的想象中出现，画面的形象总是挥之不去，而构图则是最先被考虑的因素。为什么选择“现实版”？作者以为这样的安排可以将一大代表较为轻松地安排在画面中，而且容易体现出会议的庄重。那是一字展开的布局，利用人物正侧背反的各种面向，勾连出一幅跌宕起伏的历史画面。

图1 启航（之一） 何红舟、黄发祥 作

图2 启航（之二） 何红舟、黄发祥 作

　　若论画面叙事结构的变化，两幅作品最大的差异，就是对于毛泽东形象的历史性陈述。首先是毛泽东的位置安排，其次是他的形象描绘，包括动作、表情与气质的表达。在与会的正式代表中，毛泽东和董必武一直处在革命斗争的前列，尽管其中有过不少曲折反复，但在人们的记忆和历史的评价中，二者都是突出的。

　　作为中国共产党和中华人民共和国的缔造者，毛泽东的历史地位毋庸置疑，而董必武的历史影响也不容忽视，从上海到武汉，再到中央苏区并经历长征到延安，他始终是中国共产党的重要领导人之一，是元老级的人物。同时，作者也明确地意识到这是历史画创作，必须尊重当时的现状。他们翻阅了党史文献，依据2002年中共党史新编中的排序，调整李达、李汉俊、陈潭秋与董必武和毛泽东的位置关系。参加中共“一大”时的毛泽东，年仅28岁，是湖南长沙共产主义小组的代表，而李达在中共“一大”会议闭幕时被选为中央局宣传主任，是三人核心组（陈独秀为总书记，张国焘为组织主任）成员之一。此外，李汉俊是中国最早的马克思主义传播者之一，是中共“一大”会议的组织者之一，也是中共“一大”党纲的起草人，是中共初创时期最有影响的政治家和思想家；陈潭秋和董必武都作为武汉共产主义小组的代表参加中共“一大”，曾领导各地的工人运动、学生运动和兵运工作，后到中央苏区工作，红军长征后，坚持在当地开展游击斗争。这五位人物的位置构成了两幅画叙事性结构的主体，其前后穿插的身影也决定了画面叙述的整体节奏。

　　如何“将历史事实与人们的‘普遍记忆’恰如其分地结合在一起”（何红舟《谈〈启航〉的创作过程》）是作者反复思考的问题，而在两个方案中又做了不同的处理。如“口述版”的《启航》，毛泽东、董必武为一组，李达、李汉俊、陈潭秋及其他两人为一组，在参会代表人群先后上船的顺序中，毛泽东和董必武都处在后段，其位置却是画面的视觉中心，尤其是毛泽东，在深色的船舱背景中，头部的暖色十分醒目，与前面董必武的黄色长袍下摆构成画面最跳跃的色彩。这是两位贯穿中共党史半个多世纪的领导人物，而将他们返回到1921年那个历史的起点，我们便能看到李达在船头回首一望的瞬间，似乎在招呼着后来者。这一身姿动作，将前后两组人物联系在一起。作为叙事结构的连接指示，在人物动作之外，作者还充分运用了人物的视线，以投射的方式扩展画面的意义空间。在“现实版”的《启航》中，这五位人物还是处于画面的主体位置，但前后次序发生了变化，毛泽东后退了，董必武向前了，与同从武汉来的陈潭秋站在一起，李达依然转身回望，风流倜傥，李汉俊隐在他身后，看着风云变幻，不动声色。身着白衫的毛泽东，步履坚定，其眼神凝视着远方，似乎望穿了历史。无论是现实版还是口述版，总有一个青年女子在后面照应着，或许就是担任会务的王会悟。

南湖画舫 何红舟 作

　　画面各个造型元素的强弱，受制于人们对图像的知觉。不仅一举一动牵动你的视线，而且一笔一画的叙事性，也只是对你而存在，其读解程度取决于观赏者对绘画的认知。写实性油画描绘的形象都是可经验的，但在各个形象以及造型元素之间建构相互关联的路径，却依赖于想象。历史是用事实说话，而历史画创作则需依靠合理的想象。

　　中共“一大”是划时代的历史事件，表现这一题材的美术作品也不少，且角度各不相同，风格手法相异。而何红舟、黄发祥的油画《启航》，不论主题立意，还是绘画形式与技艺水准，均为上乘之作，堪称经典。

　　经典之所以成为经典，第一，能引领时代风范；第二，有着广泛的社会影响；第三，在于作者对主题有着独到的阐释方式。阐释本身就是思想的开启，以其独特的视角与言说方式对既有的现象给予明示，有内涵有深意。尤其对于重大历史题材的绘画创作，其题材的重复率高，主题多为人知，独出不易。只有深入研究历史文献，并在美术创作理论上有自己的思考，才能自出心机，独领风骚。

　　（作者：郑工，中国艺术研究院研究员、美术研究所原副所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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