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是维护各民族根本利益的必然要求，也是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必然要求。2023年10月，习近平在中共中央政治局第九次集体学习时强调，“要讲好中华民族故事，大力宣介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1]]。全媒体传播时代，信息传递的速度与广度较之以往有了质的飞跃，与此同时，网络传播环境更加复杂多变，宣传舆论工作面临诸多挑战。推动新时代党的民族工作高质量发展，大力宣介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传播实践研究显得尤为重要和紧迫。

“四全”媒体的出现以及无孔不入的信息交流导致舆论生态、媒体格局、传播方式发生深刻变化，新闻舆论工作面临新的挑战。伴随着印刷媒介、电子媒介、数字媒介、智能媒介的技术变革，中国媒体融合的实践已经进入全媒体时代。与此同时，网民群体也达到前所未有的规模。第53次《中国互联网络发展状况统计报告》显示，截至2023年12月，我国网民规模达10.92亿人，互联网普及率达77.5%。网络是信息流通的渠道，更是人际交往的新平台、生活服务的新场景、文化交流的新阵地。以网络为基础设施的传播实践在讲好中华民族故事的系统进程中发挥着搭建认同基础、增进价值共识、强化认同自觉的重要作用。不仅如此，以智能推荐为特征的算法传播、以语言学习为基础的内容生成技术正深度介入数字传播领域，重塑了信息传播的格局，也为宣介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带来了新的工作面貌。

明确宣介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基本传播原则及主要传播任务，有助于不断加强和改进党的民族工作、扎实推进民族团结进步事业，对于推动讲好中华民族故事的传播理念创新和研究范式创新具有重要意义，能够服务于引导各族人民牢固树立休戚与共、荣辱与共、生死与共、命运与共的共同体理念，为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提供学理支撑和传播动能。

（图片来源：影像中国网，摄影：曹赤民）

一、共识与交融：宣介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传播指向

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源于中华民族“大一统”的历史传统和马克思主义民族理论中国化，具有扎实的理论内涵和实践基础。中华民族作为“自在”的民族实体，是几千年的历史过程所形成的[[2]]。从本质上来讲，中华民族是国内各族人民在长期交往交流交融中形成的“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多元一体联结性民族实体，而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体现为一种群体认同意识[[3]]。全媒体时代，大众的信息传播活动形式愈发丰富，传播诉求日渐强烈，平台媒介、人工智能等技术要素不断提高公众间沟通的便捷程度，大众尽情地表达自我、参与公共事务，在信息交互中更新自我认知，实现情感和关系的动态塑造。当传播从单向度的“告知”走向双向互动的“对话”，宣介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传播实践对于群体意识生成及巩固的作用更显突出。

做好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传播，有利于统领舆论、凝聚共识，夯实平等团结互助和谐的社会主义民族关系的思想基础。随着移动互联网的蓬勃发展，舆论的力量可谓波澜壮阔，冲击着人们的思想观念，塑造着社会的时代风貌。在全球化与信息化的浪潮中，电视、广播、报纸、网络等传播媒介犹如一个个强大的磁场，能够有效地汇聚个体、聚集关注。用好传播渠道，尤其是形式多样的新媒体平台，能够将中华民族共同体的思想、知识、讯息等快捷地传达至泛在的社会成员，使之深入人心。而值得重视的是，要守住意识形态阵地，积极稳妥处理涉民族因素的意识形态问题，就必须充分认识到涉民族因素舆情的突发性、复杂性和分延扩散性，建立起常态化的传播实践机制，在舆情处置、新媒体意见领袖培养、多平台传播策略制定等方面下功夫，从而提高主流价值观的传播力和影响力，引导社会舆论朝着积极、健康的方向发展。以正面价值宣传为纲，以防范舆论风险为常，全社会便能凝聚起对中华民族共同体的共识，从而奠定民族关系和谐发展的基石。

做好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传播，有利于丰富内容、拓展渠道，提升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教育成效。当前在各大新媒体平台上，以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和各民族历史文化为基础的内容创作如火如荼，民族文化所蕴含的独特价值借由图文、音频、视频、H5等多媒体形式广泛传播，在媒体创意的加持下实现润物无声的教育效果。一方面，随着微信、微博、抖音、快手、小红书等媒体平台以生活界面的方式深深嵌入各族人民的日常生活，媒介内容变得随时可接触、随处可浏览，在媒介体验与互动中，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教育自然发生，通过行为示范、情绪感染等方式影响个体认知，形塑价值观念。另一方面，在技术普遍赋权的背景下，当下流行的媒介文本尤其是影像文本生产大多具有鲜明的个体化特征，体现出个人生活体验与历史记忆生成的勾连，从而跳脱出传统的说教模式，彰显出前所未有的感染力。当多姿多彩的民族文化通过媒介生动立体地展现于大小屏幕之上，那些独特的民俗风情、新颖的生活方式、朴素的思想观念，都如同一道道亮丽的风景线，吸引着不同地域的人们注目欣赏。在这个过程中，各民族之间的了解与尊重日益加深。这种了解与尊重，不仅仅是对文化现象的表面认知，更是对深层次的历史背景、价值观念的探索。通过参与传播，各族群众得以深入了解不同民族的历史变迁、风俗习惯、宗教信仰，真正做到换位思考，理解并尊重文化差异，从而切实提升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教育效果。

做好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传播，有利于增进沟通、增强认同，推动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不断更迭的传媒技术凭借即时链接、实时互动的功能特征将广泛的公众联结为关系网络，催生了新型的网络化关系。每一个个体都是网络中微小的关系节点，但在作为集体的公众时，其在内容共创以及公共事务协商方面释放的强大影响力已成为传播场域中的新变量，使传播的实践逻辑开始由“线性执行逻辑”向“网络运行逻辑”转变[[4]]。信息互通有无，文化交融互鉴，跨民族、跨区域的传播活动犹如桥梁连接着各民族，使得各族人民得以深入全面地交流与互动，并以协作的方式共同阐释和发展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内涵。在这个过程中，各民族成员也将更加深刻地认识到自己作为中华民族大家庭一员的身份。这种认同感不仅仅是对个体所属民族的自豪感，更是对整个中华民族的归属感。它像一根无形的纽带，将各民族紧紧地连接在一起，形成一股强大的凝聚力。正是这种凝聚力，使得中华民族在面对各种挑战时都能够团结一心，共同应对。

二、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传播的当代挑战

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是新时代党的民族工作的主线，也是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必由之路。改革开放特别是党的十八大以来，党的民族工作取得显著成效，各民族之间的交往交流交融不断深化，发展成果惠及各族人民。但随着社交媒体兴起以及媒体融合发展不断深入，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传播在场域、场景、场合层面均面临挑战。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是主流意识形态的重要组成部分，讨论其传播中存在的问题，需要在全媒体的革新语境和信息流转秩序下进行归因。

（一）国际国内场域交叠加剧传播环境的不稳定性

21世纪以来，中国在世界经济和政治格局中迅速崛起，中西方之间的力量对比出现重大变动。在国家交往日益加深的趋势下，意识形态的对抗也随之加剧，面对国际舆论生态的失衡，中国国际传播的话语建构在诸多方面遭遇了现实危机，长期固化的国际舆论格局限制了中国的话语生产空间，使中国在国际传播中成为模糊的他者。网络时代，传播彻底打破了时空限制，在信息流动的意义上，“地球村”的面貌以前所未有的方式呈现在每个人面前。尤其是社交媒体崛起之后，每个个体都在信息获取渠道上获得了相当大的自主性，以往国内与国际传播两个场域的界限不但趋于模糊，而且实现了深度交叠。这种交叠不仅体现在信息传播的渠道上，更表现在内容层面。在全球化的背景下，各种思想文化交流、交融、交锋更加频繁，西方敌对势力对我国民族地区的渗透和破坏活动时而有之，一些媒体利用民族、宗教等问题，散播极端分裂思想，挑拨民族关系，企图破坏我国安定团结的大好局面。

中华民族的前途命运，与世界各民族的前途命运紧密相连，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不仅能在国内层面凝聚共识形成合力，更是对外讲好中国故事、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内生动力。正确认识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在传播实践尤其是国家传播中面临的时代挑战，才能找到改革和创新民族工作的有效路径，适应数字时代特点，为中华民族构筑共有的精神家园。从我国国际传播的新的形势和任务出发，必须构建具有鲜明中国特色的战略传播体系，着力提高国际传播影响力、中华文化感召力、中国形象亲和力、中国话语说服力、国际舆论引导力。因此，在宣介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过程中，一方面必须警惕和抵御各种极端、分裂思想的渗透颠覆，防范民族领域重大风险隐患，通过加强意识形态工作，用科学、理性的观点引导民众，增强其辨别能力和思想定力；通过加强网络安全管理，切断极端、分裂思想传播的渠道，切实保障国家安全和社会稳定。另一方面要以中华民族复兴的斗争实践为基础，加快构建融通中外的中华民族共同体话语与叙事体系[[5]]，以时新的技术手段为内容创作赋能，以国际化的语言和语法为中国故事拓维，以广泛的国际交流与合作为中国声音增量。

（二）去中心化传播格局影响主流媒体的传播力

在党的新闻史上，党报从来都是各种进步运动的积极倡导者；在中国新闻传播史上，增进群体认同也一直是大众传播媒介的重要任务[[6]]。但是，随着信息、通信技术突飞猛进地发展，移动网络得以普及，平台化媒体迅速崛起并成为媒介生态中的整合性力量，大众借助各种信息平台以一个个节点的状态散布在茫茫网络空间中。读者也好，听众或观众也罢，当信息的接收者从受众转变为“网民”，他们就不再是“坐等”信息发布的被动群体，而是游散在信息汪洋中的独立又活跃的个体，凭借个人喜恶发表观点、发布信息，以微小但遍在的力量大大丰富了网络传媒内容生态，使媒介内容充盈至前所未有的体量。公众强烈的参与意愿以及不可逆转的参与趋势主导了一场轰轰烈烈的去中心化变革，致使专业内容生产者在生产和分发两个关键环节都丧失了优势，传统媒体长期赖以生存的大众传播机制部分失灵。当主流媒体对新闻传播生产资料的垄断控制难以维持，主流宣传的声量也随之受到影响。

同样值得关注的是，公众的参与也使得许多不被专业媒体重视的边缘事实、独特观点进入公共视野[[7]]，甚至成为广受关注的热点事件。一个典型的例子是微博，如英国传播学家尼克·库尔德利（Nick Couldry）所言：“在中国独特的政治语境中，微博的政治权重无与伦比，远超推特在西方的地位”[[8]]。在公开的观点市场上，任何一位网友的发言都有可能演变为一场全民关注甚至举世瞩目的舆论风波，这反映出新媒介重构社会与世界关系的力量。当新闻传播由告知走向对话，从简单的专业化、组织化生产发展为复杂的“生产与再生产”模式，各种信息充斥于网络空间，使得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主流声音面临着被淹没的风险。与此同时，网络平台相对后置的把关设定也使信息流动中的不稳定因素增多，负面、消极的内容难以在第一时间被识别和拦截，其文本流动无疑将消解正面、积极内容的权威性。在这种情况下，如何在海量的信息中发挥主流媒体的影响力，巩固主流价值观的地位，不仅是主流媒体当前亟待解决的问题，也是全社会面临的共同挑战。

（三）圈层化传播模式消减共同体意识的引导力

当下社交媒体、短视频APP成为人们获取信息的主要渠道，一个个平台凭借自身的功能定位和风格把有着相似信息需求或交往目的的用户聚集在一起，形成大小不一、主题各异的网络社群，从而使平台化的信息传播呈现出明显的圈层化特征。在算法推荐机制和社交关系的双重强化作用下，社群聚类群体之间以共同的兴趣爱好为界，形成一定的圈层壁垒。圈层内部少与外部交流，自成“茧房”，信息流动存在障碍，这就导致一些负面信息和谣言极易在特定群体中流传。与此同时，圈层内偏向于情绪化、碎片化的议题讨论很容易在同质信息的堆叠和扩散中发酵，又因圈层的相对独立性难以被主流媒体及时关注并介入，最终发展为负面舆论事件。

在涉及民族问题的热点事件中，主流媒体通常能够及时关注并介入负面舆论事件，通过权威发声消除不良传播偏向，发挥正面引导作用。但目前来看，主流传播较难与网络社群形成及时有效的互动，现有的网络舆情监测和应对机制对圈层中潜在的负面舆情进行预警和干预的能力有限。若不能正确引导和处理平台上、圈层内的非理性信息传播行为，就很可能导致传播偏向和舆论争议，对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造成冲击。由此可见，凝聚共同体意识的一项重要任务就是统筹网络平台的管理力量，通过完善算法推荐机制以确保信息的真实性和客观性，降低负面信息和谣言的传播速度，提高正能量信息的传播效果，从而增强不同圈层、不同群体之间的交流和沟通，打破“信息孤岛”，为形成广泛共识奠定基础。

主流媒体在主流意识形态的构建和宣传中占据相对主动的传播地位，其传播的范围较广、速率较高、效果较为显著，但随着世界交往的持续扩大和深入，国际关系、文化、经济等各个方面都在与信息技术相互交织的过程中愈加复杂。在传播层面，新媒介形式在传播过程中的个体赋权产生颠覆性传播效果，去中心化的网络传播结构已然形成，整个社会朝着深度媒介化的方向不断演变。所以，国内国际传播场域的交叠、去中心化传播格局的形成以及传播圈层化的加剧，分别从传播环境、传播主体、传播受众三个关键层面对新时代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传播提出了挑战。如何“让互联网成为构筑各民族共有精神家园、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最大增量”[[9]]，是民族工作和新闻舆论工作必须解决的问题。

三、宣介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传播实践路径

在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系统进程中，高质量的传播有助于互通信息、共建信任、同构共识。有学者提出，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是由各族人民的认知体验、价值信念和行为意愿三个要素关联共存而成[[10]]，而要将这三个要素呈现为归属感、关怀感和使命感的统一，就需要充分做好方向指引和动力激发。从传播学的角度来归纳，设定提炼共识符号、发掘文化特色和创新叙事框架等实践路径，有助于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凝聚和巩固。

（一）提炼共识符号，以互动传播建构集体记忆

宣介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本质上是中华优秀文化传播的一个面向。一个文化体系的文化话语和文化交流是对其文化本体的一种表述；“语言本身是一高度系统化的编码体系，拥有许多用以表达、显现、交流信息和进行表述的手段”[[11]]。文化总是体现为各种各样的符号，人类的器具用品、行为方式甚至思想观念，都是文化的符号或文本。文化的创造从某种程度上说是符号的创造，符号被创造出来就是为了向人们传达某种意义。文化的本质，就是借助符号来传达意义的人类行为，所以一些文化学家坚持“文化的核心就是意义的创造、交往、理解和解释”[[12]]。中华文明是全世界唯一一个历经几千年而从未中断的文明，各民族在融合发展的过程中以文化符号为依托，形成了深厚的集体记忆。

集体记忆是各民族成员在长期交往、交流、交融中不断建构的，具有开放性，而不仅仅局限于某个民族单元特有的文化习俗的形成过程[[13]]。集体记忆的产生过程同时是共同体意识的形成过程，它们之间相互影响和促进，形成了文化、历史和社会的重要纽带。各族人民在长期的交往交流、共同生活中形成共有的惯习，又在经济生产活动、文化交流活动、社会交往活动中凝结出共同认可、意义相通的标志性符号，承载各民族共同的生活经验和历史记忆。在传统社会中，集体记忆主要通过口耳相传、仪式活动和物质载体等方式得以传承。而今，随着数字化、智能化时代的到来，传统的传承方式不断受到挑战。

符号是意义的载体，借助于符号，意义才有被表达的可能。没有符号，意义就无从谈起，意义的过程即符号的过程。如今，共识符号的高效传播和互动成为建构集体记忆的新途径。在传播学领域，传播主体通常指代的是发出信息的一方，其掌握着对信息的控制权。虽然近年来随着媒介终端的泛化与社交媒体的兴起，原来作为信息接收者的一方也开始被赋权参与符号的生产与信息传播，但总体上仍然属于接收者的范畴。而在传播符号学的视野下，传播主体的概念包含着传播者和接收者两个层面——接收者不单单是地位提高，还上升到与传播者一样的高度，那么在进行意义的生产建构时也就必须充分考虑到信息接收者的情况，意义的把控权由传播者和接收者共同享有。这就意味着，想要实现意义建构就必须把握传播特性，精准地进行符号生产。

从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的实践中提炼共识符号，通过数字技术和网络平台对各种文化符号、历史记忆进行数字化处理，能够在更广泛的范围内实现传播和互动。这种传播和互动不仅有助于构建中华文化共有符号体系、丰富共有叙事资源，更能在媒介记忆书写的过程中唤醒、强化、巩固中华民族共同体的集体记忆。在文化符号的具体建构过程中，选择和提炼不仅要注重体现文化多样性和丰富度的本土特色符号，还要重视具备文化互通性和感染力的共有文化符号，由此兼顾本土与全球传播需求。

值得注意的是，数字时代的集体记忆不仅仅是回忆和传承，更是在互动式的传播中生成的一种认同，能够以符号“破圈”，以共鸣聚心。传播符号学把信息理解为传播主体因符号而产生互动，并由此所协商的意义，因此更加注重传播主体的互动与协商机制[[14]]。在传播实践中，充分利用数字技术和网络平台的特点和优势，有利于进一步巩固和发展集体记忆和共同体意识。例如：通过开发具有民族特色的数字文化产品，推动民族文化的数字化传承和创新；通过网络教育和在线学习平台，普及和传播民族历史和文化知识；通过在社交平台设置参与式的传播议题，引导网民了解正面信息、参与正面讨论，等等。在丰富的传播活动中，各族人民共同的集体记忆得以汇聚和呈现，这种汇聚不仅增强了人们对共同体的认同感，更能在互动中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

（二）发掘文化特色，以融合传播强化民族认同

文化关乎国本、国运，文化认同事关中华民族的思想根基和精神力量。习近平总书记要求，“着眼建设中华民族现代文明，不断构筑中华民族共有精神家园”[1]。共有精神家园的构筑，离不开文化传播的作用和力量[[15]]。从古至今，各民族文化深深植根于中华文明绵延不绝的深厚底蕴、灿烂辉煌的文化沃土，在交往交流交融中构筑起中华民族共有精神家园，使各民族人心归聚、精神相依，形成了人心凝聚、团结奋进的强大精神纽带。实现中华民族大团结，长远和根本来看是增强中华文化认同，建设各民族共有精神家园，积极培育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

增强文化认同是宣介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重要工作，从文化出发，以传播为媒，人们更能将抽象的民族身份具体化、场景化、生活化，在接受感官刺激的过程中了解历史、理解自我、形成认同。在受众个性化需求以及基于共同兴趣的集群化特征凸显的传播场域中，以“血缘”“社缘”等要素为基础的传统社会关系正向以全媒体为核心纽带的关系模式转变[[16]]，统一身份认同的建构必须依靠蕴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之中的文化根脉与思想根基。

一方面，要以中华文化为主干，以各民族文化为枝叶，打造根深干壮又枝繁叶茂的文化传播内容体系。我国幅员辽阔，民族众多，地方文化各具特色，诸如历史故事、风俗习惯、语言文字等，都是民族认同和团结的重要基石。历史故事是民族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通过挖掘和讲述各民族的历史故事，可以使人们更好地了解和认同自己的文化根源，培植民族自豪感和归属感；各民族独具特色的风俗习惯则反映了本民族的生活方式和文化传统，通过关注和展现各民族的风俗习惯，可以增进大众对不同文化的了解和尊重，从而进一步促进民族团结；而语言文字作为民族文化传承的重要工具，更是具有其独特的魅力和价值，在保护与创新并重的思路下传播各民族语言文化，有助于增进交流、促进交往。以民族文化元素为依托，以继承中创新发展的思路为指引，方能创作出更多具有深度、富有内涵的文化传播内容，改变传播同质化、模式化的现状，使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传播更加有理有据、可知可感。

另一方面，立足于媒体融合的新形势、新格局，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传播也需全面遵循融合的规律，针对不同的传播渠道做好立体化的策划，面向不同群体有侧重点地制定传播策略。媒体融合的成功与否深刻影响着主流媒体的传播力、引导力、影响力和公信力，也对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产生着至关重要的影响[[17]]。融合传播基于多样化多层次的媒介形式形成立体传播矩阵，在社会深度媒介化的过程中让海量内容精准触达每个个体。基于此，融合式的内容生产整合了UGC（User Generated Content，用户生成内容）、PGC（Professional Generated Content，专业生产内容）以及作为新生力量的AIGC（AI-Generated Content，人工智能创作内容），信息资源空前丰富，为多途径、立体化传播提供了基础条件。而更为关键的，是如何筛选内容、组合内容，在确保真实性和可信度的前提下实现契合渠道特点、贴近群体风格的“按需生产”。

融合式生产的另一要点是“传播+”，即以媒介赋能的方式探索大众参与、主流引导、全面覆盖的融合传播实践路径。借助短视频、直播、微综艺、社交媒体热搜关键词等创新传播形式，一些融合探索已取得了可喜的成效：无论是以“短视频+文旅”创造跨媒介旅行的新奇文旅体验，还是通过“直播+非遗”引领更多人了解、关注并传承文化瑰宝，或以“真人秀+融居”展现各民族互嵌共融的生活新风貌……“传播+”的思维仿佛是一把钥匙，打开了文化传承与创新的新天地，让传播为民族主题宣传领域注入新的活力。

在“传播+”的基本路径下，未来要更加重视社会生活层面的文化认同。技术本身是中立的，但技术应用于社会生活后必然会带有一定的价值偏向。加拿大传播学者马歇尔·麦克卢汉（Marshall McLuhan）提出了“媒介即是讯息”[[18]]这一著名论断，凸显了媒介形态在人类社会发展中的重要角色，媒介不仅改变了信息传播的方式，更重要的是影响着人的思维和认知方式，不同媒介形态有着不同的偏向。尤其在数字智能技术的发展与应用中，技术不仅是信息传播的渠道，而且在学习人类语言和思维方式的过程中不断改进，这就意味着人的意识与技术直接关联在一起，技术价值以更加潜移默化的方式影响人的认知。表现在意识形态层面，就是技术对整个社会价值观塑造的深度介入。因此，融合传播对于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意义，绝不仅在于表层的技术层面，还在于更为根本的社会生活层面，因为智能技术使传播彻底摆脱了宏大叙事的抽象性，以更贴近日常生活的方式实现了形式上的“去意识形态化”。

现代信息技术不断改变着信息采集、合成、传播和经营的各个环节的运行方式，媒体融合是现代信息技术推进的信息传播的技术手段、功能结构和形态模式的界限改变及能量交换；只要人类的信息需求在变化，只要信息传播技术在发展，媒体融合就不可能是一个定态，它不可能终结[[19]]。因此，不论是政治、经济、文化还是社会领域，要想实现有效传播，融合传播都是必然的传播路径。

（三）创新叙事框架，以共情传播激发民族情怀

叙事研究在文学文本中具有极为深厚的传统和广博的著述，但文学文本大多是虚构文本，更加注重语言的精当程度和情感色彩。在叙事文本之外，一个重要的考察维度就是叙事策略和叙事效果。叙事本身是一种修辞行动，其功能表现在诱导功能、认知功能和现实建构功能，因而叙事不仅是叙事，更是价值、意识形态、情感、态度的表现形式[[20]]。不论是虚构文本叙事还是现实文本叙事，本质上都是以文本传达意义，而文本中如何表达信息或事实以及传达何种意义，都是通过叙事框架来实现的。

叙事的过程就是意识形态传播的过程。全媒体时代的到来为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传播提供了更多的渠道和形式，却也使如何讲好民族故事成为一个更加复杂的问题。宣介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传播研究绕不开叙事框架的创新研究，关涉叙事维度和叙事策略两个方面。

在叙事维度上，创新的关键在于有效统合历史叙事和当代叙事、集体叙事和个体叙事。历史和当代，就像两条交织的河流，流淌在民族血脉中。历史叙事是根基，承载了民族的传统、文化和价值观，彰显着民族故事的集体特征，是民族认同的重要来源。我们需要从历史的回声中寻找智慧和启示，理解民族的发展历程，从而推动文明的对话和交流互鉴。但与此同时，我们也不能忽视当代叙事的重要性。当下各民族的发展故事及其交往交流交融事迹体现着增进共同性的方向，是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重要精神动力。只有兼顾历史叙事和当代叙事，才能不忘来路，看清前路，与时俱进，让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在时间的长河中生生不息。而实现集体叙事与个体叙事的统合，则是社交媒体时代无法回避的议题。我们需要通过集体叙事来强调共同信仰、集体追求，但在碎片化、情绪化、个性化的传播生态中，个体叙事更显鲜活真实，个体故事更具感染力和号召力，更能在关系传播网络中激起共鸣、引发共情。事实上，人们常常先对情感做出反应，而非理念或事实[[21]]。当人们对媒介内容投注的情感越多，就越倾向于相信内容的真实性[[22]]。当情感指向一些相关性的存在，观众也更容易认识到发生了某些真实存在的或在心理层面真正重要的事情[[23]]。共情传播不仅能让受众更有感触，还能让传播内容直抵人心。而更多个体的参与也能充分发挥共同体成员的主观能动性，以参与促进理解，形成宣传合力。概而言之，在传播中有意识地推动历史与现实的对话、集体与个人的协同，既能实现多元传播主体的差异协调，也能在主体的互动中增强民族故事的传播效能。

在叙事策略上，亟待突破的重点在于恰当的话语转换和场景构建。不同于传统媒体，样态多元的新媒体有着独特的生产传播流程，也以其强大的影响力重构媒介话语体系。话语转换意味着在传播的全过程中贯彻移动互联网思维，以情感化、娱乐化、故事化的表达方式组织信息素材，以网络化、年轻化的风格加工传播内容，用平易近人、贴合大众的语言来阐述民族共同体的理念和价值，从而更好地增进理解、触动人心。除此之外，通过应用大数据、人工智能、5G、虚拟现实、区块链等技术，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相关传播内容能够实现立体化、定制化、沉浸式的场景传播，从而确保在国际国内传播场域中都牢牢把握数字话语权，使民族传播有流量、有热度、有效果。面对算法主导流量的现实，在构建民族传播叙事场景的实践中，尤其要注重对主流算法的应用和优化，秉承严格的价值判定标准，更多考虑主流价值观传播及新闻舆论引导，注意避免过多同质内容造成信息茧房及用户沉迷，以负责任的把关纠正传播中的偏差，守好主流意识形态阵地，实现民族团结的正向宣传教育。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优秀传统文化是一个国家、一个民族传承和发展的根本，如果丢掉了，就割断了精神命脉。”[[24]]在叙事实践中，把握住中华文明本质的统一性，发掘好展示好中华文化的优越性，就能增强民族归属感、认同感、尊严感、荣誉感，打造包容性更强、凝聚力更大的命运共同体，从而在传播中构建文化认同、身份认同，以主流价值凝聚团结奋进的强大精神力量。

四、结语

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是习近平文化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是“两个结合”特别是“第二个结合”的具体体现，必须准确把握、大力宣介其理论内涵和时代特征。近年来，随着数字技术的飞速变革，媒介形态已经从数字媒介向智能媒介转变，这使得主流意识形态建设和传播所面临的网络空间更为复杂，技术发展带来了传播逻辑的变化，宣介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传播研究也要依据诸多变化而做出符合时代要求的相应举措。

互联网既是做好民族工作的技术助力，也为民族工作带来了新的挑战。当前“互联网+民族团结”的创新尝试中存在互联网区域发展不均衡、涉民族因素网络舆情突发、民族团结网络宣传内容同质、虚拟网络场域竞争激烈等问题，需以互联网思维、融媒体思路来破解。在宣介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传播研究中，我们需要充分认识到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重要性以及当前存在的薄弱环节和认知误区，更要充分利用全媒体的优势进行有效的传播和创新实践。通过明确目标和对象、丰富传播内容、创新传播形式，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传播效果必将得到有效提升，从而推动中华民族共同体理念深入人心，增进各民族对伟大祖国、中华民族、中华文化、中国共产党、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认同，为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贡献民族工作力量。

[基金项目]本文系教育部学位与研究生教育发展中心“中华传承”主题案例项目“文博数字化赋能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传播创新”(项目编号:ZT-231005239)的阶段性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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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本文原载于《中央民族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24年第3期】

（作者：王志，中央民族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教授，第三批国家“万人计划”哲学社会科学领军人才，全国文化名家暨“四个一批”人才，国务院特殊津贴专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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