翻开近年来的报刊杂志，经常看到这样一种现象，一些学者别出心裁地对我国文化现状进行命名，其中“后……”语式便是他们所习惯的命名方式，如“后期时代” 、“后乌托邦” 、“后知识分子”等等。这些“后……”究竟意味着什么?“后……”之类的命名方式是随着西方后现代主义文化思潮的传入而出现的，上个世纪80年代末以降，后现代主义日益成为我国文化学术界的热门话题，西方后现代主义理论家所创立的“后工业社会” 、“后资本主义” 、“后个人主义” 、“后殖民主义”等概念，受到我国学界人士的青睐，给被陌生而强大的商业文化弄得目瞪口呆、惊慌失措的我国人文知识分子以鼓舞和启示。

　　与前些年人文学科的清冷与寂寞不同，进入21世纪以来我国人文科学界逐步有了自己的话语。如果说前者或可说是知识分子患了失语症，那么，命名现象则表明我国人文学者恢复了话语言说能力，终于有了强烈的表达欲望。但这是否表明我国人文学科真正由传统范式向现代范式转型了呢?笔者认为目前做出这样的估价可能为时尚早，因为这其中存在着诸多深刻的二律背反，上述文化学术命名者很难走出这种悖论的困境。

　　这种悖论首先表现为东西方之争，在对外文化交往中，既需要敞开胸怀广纳西方文化菁华，也需要我国优秀传统文化走向世界。面对如此文化情势，倘若我们继续简单沿用以往那套话语，就很难与西方学者对话和交流。因为彼此基本的概念、范畴和话语规则迥然有别。但是，假若一味简单地照搬西方学者所采用的“后……”语式对中国当代学术文化加以命名，则又是认同于西方后现代主义者的话语逻辑，或者说是用西方学者的话语来剪裁我国当代学术文化，这终究还不是真正平等的交流与对话。其次，这种悖论表现在传统与现代之争。改革开放之前，我国多年实行的是高度集中的计划经济体制，彼时的理论模式也是与之相适应的，存在单一化、简单化甚至独断论等缺陷。因此，继续沿用传统话语，不足以描述和阐释新问题新现象。而如果片面采用新潮概念，又有隔断历史之嫌最终难以在现代与传统之间寻找连接点，更无助于新的理论范式的建立。第三，这种悖论表现在精英与大众之争。这些年，大众文化席天卷地涌来，横扫中国当代精英学术文化，把中国纯正知识分子挤到了社会边缘。既往的精英学术文化不但没有还手之力，甚至没有招架之功。因此，我们应该公允地承认，先锋理论家的命名行为表明精英学术文化界已经恢复自信心，试图对大众文化绝地反击。但是，假如命名现象只能在精英知识界内部传播;那么，它就终究仍是一种“自言自信” ，并不能折损大众文化一根毫毛。话语欲望的满足充其量是一种自我陶醉，夺回话语权的使命终是一种虚幻的假象。第四，这种悖论表现为科技与人文之争。随着市场经济体制的确立，社会各界日益意识到“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 ，但这里的“科学技术”并不包括人文社会学科，而仅指自然科学和工程技术。然而，只有科技理性的社会终究不是一种具有健全新理性的社会，从这个意义上说，人文知识分子勇敢地为社会、历史和文化进行命名，无疑预示着拯救人文精神的不懈努力。但是，当这种新的话语、这种拯救的努力无法与科学技术的实用威力相抗衡时，人文精神就不能真正制衡科技理性日益扩张的支配欲望，这也许是“命名”现象背后最深刻最具悲剧意味的悖论。

　　英国新左派理论家特雷·伊格尔顿指出，后现代主义是西方知识青年和人文学者“兴奋与幻灭、解放与纵情、狂欢与灾难”的混合产物。你不能从现实领域实现反抗与颠覆的愿望，但可以在话语理论界实行造反，但事实证明这种话语理论造反并未真正奏效。在西方，越来越多的人已经认识到，后现代主义者的努力是徒劳的甚至是失败了。当前我国许多先锋理论家所从事的“后……”之类的命名行为能否重蹈西方覆辙?我以为依照当下这种方式进行下去，前景恐怕并不乐观。理由之一，“后……”之类的命名现象本身是一次性的，罗列或枚举式的，甚至是随意剪裁的，因而也是简单化的。社会转轨变型时期的当代文化可谓万花筒般目迷五色、日新月异，当你还未来得及穷尽已经出现的新现象时，更新的文化景观又浮出地表，照此，这种命名岂不遥遥无期?理由之二，命名者似乎缺乏进一步观察的耐心和毅力，更没有深思熟虑地建立一套将历时性与共时性有机联系起来新的话语规则，终于在命名之后又重新陷入无言的状态。理由之三，“后……”之类的命名，从语言学角度来看是某种表述上的无能，假如“后乌托邦”之后岂不要成为“后后乌托邦” ?

　　话语之争说到底是话语权之争。在西方文化大举入侵我国本土文化之时，在当代文化大肆虐待传统文化之时，在大众文化全面戏弄高雅文化之时，在科技文明日益压倒人文精神之时，精英理论奋起抗争是天经地义的，但重要的不是谋求一种简单地颠覆压迫的权力，而是应博得一种平等沟通与交流的地位。这种对话权不是靠实施简单的“命名”策略就能够实现的，因为简单的命名并不是真正的文化学阐释，更不是建立一种平等对话、和谐发展的当代文化。我们知道，话语作为人与人之间通过语言而从事的沟通行为或活动，至少包括说话、受语人、文本、语境和沟通五个要素。显然，简单的命名并不完全拥有这五个要素，因而并非真正有效的话语。当务之急是既要公允地指出各自的片面性或合法性危机，又不抹杀其必要性和合理性，从而找到一种可以沟通对立双方的中介，这中介既是指一种新的理性，更是指一种新的规范。惟其如此，我们的理论才会出现伽达默尔在新阐释学中所说的那种视野：融解释者与被解释者的视野于一体。这或许是走出“失语症”与“话语权”悖论怪圈的唯一途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