由中国社科院世界宗教研究所儒教研究中心等单位联合主办的“乡村儒学与乡土文明”学术研讨会日前在北京举行，80多位与会者就乡村儒学与乡土文明有关问题进行了深入研讨。

乡村儒学与乡土文明学术研讨会现场，来源：中国社会科学网，摄影：张宏斌

　　乡村儒学既是当代儒学的重要进展，也是当代新文化运动的重要组成部分。牟钟鉴认为，乡村儒学不仅开辟了儒学新阶段，也开启了一场新文化运动，其重点是道德启蒙。这与五四新文化运动的理性启蒙应该相互结合。钱逊认为儒学复兴不仅包括高端学术研究，也包括在民间的传承发扬，后者是儒学的根本和基础。王殿卿认为发展乡村儒学是当代书院的历史责任，尼山乡村儒学的初衷，是要把这里变成儒家文化示范乡，进而带动其他地区，这一目标完全有望实现。张践认为，乡村儒学对于恢复乡村文明的生机，护持儒家文化的根本意义重大。李存山指出，从文明存在的整体来看，乡土文明依然是城市文明的根，乡村儒学依然是城市儒学的根，如果中国的工业化、城镇化、现代化丢掉了这个根，就会发生异化，成为反对人本身的一种力量。颜炳罡指出，山东的乡村儒学已经呈现出官学民企同时并举的形势，正向纵深发展。

　　乡村儒学是儒家民间讲学传统的继承与发展。宣朝庆将乡村儒学的历史渊源追溯到明代泰州学派，认为泰州学派是中国历史上最早的平民儒家学派，它在基层开设讲会，建设平民家族组织，建立祠堂、宗会、会约，设立义仓、义学、义田，开展社会救济和社会服务，实施乡村自治，对20世纪30年代的乡村建设运动有重要影响。梁漱溟嫡孙梁钦宁总结了梁漱溟乡村建设的三个特点：第一，尊重规律，循序渐进，不急于求成，不急功近利。第二，尊重人性，以人为本，以重建儒家文化作为乡村建设的突破口，将道德建设与社会建设合一。第三，尊重中国优秀的传统文化，主动吸纳西方文化的长处，通过建设新礼俗来建设新中国，为民主法治的中国奠基。孙兴建指出，传统礼乐文明的基础是宗法制度与祖先崇拜，近代以降，宗法制度和礼乐文明衰微，使得中国社会最基本的社会组织宗族解体，导致乡村原子化和碎片化，对于乡村治理影响巨大。山东大学张士闪教授认为，传统中国是一个礼俗互动型社会，国家对于基层的宏观调节体现于“礼”中，民间生活的内在逻辑则以“俗”为主要内容，国家治理与民间落实间的关系其实就是“礼”向“俗”落实、“俗”又涵养“礼”的“礼俗互动”过程。

　　关于乡村儒学的功能与定位。赵法生认为，传统乡土信仰是由私塾、宗祠和民间信仰构成的复合精神系统，私塾的作用在于传播儒学的价值观和人生观，宗祠则通过祖先膜拜以敬宗收族，曾经遍布于乡村的土地庙、五道庙、关帝庙，与佛、道教和各种形式的民间宗教一起满足了人们对于超验世界的追求。乡村儒学就是在一定程度上综合、替代并超越以上三者，实现现代条件下三堂合一，重构乡村的精神世界。

　　社会对于乡土文明的认知亟待转变。张玉林认为，近代以来，中国社会形成了一种“贱农主义”的思想，体现在以农为贱的观念、话语、价值取向和政策取向，贬损农业和农村的价值，从文化上否定、从物理上消灭农业、农村和农民，这种认识误区构成了“三农问题”的思想根源。张孝德指出，如果完全基于工业文明的标准，乡村就是一块应该消亡的落后区域，但从生态文明的标准看，乡土文明却未必那么落后，有其不容忽视的合理性和先进性，乡土文明的价值就根植于其独特的天人关系的观念与模式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