Visual Anthropology，在我国被译为“影视人类学”或者“视觉人类学”，顾名思义，是利用影视的手段，对人类行为、文化等进行全方位观察研究的一门人类学分支学科。这门学科的研究对象不仅等同于人类学的研究对象，更聚焦于影视手段在人类学文化研究中的功能、性质、应用规律，以及人类学片的特征、分类与制作方法。[1]从人类童年的创作早期岩画开始，到电视、电影等视频载体的出现，视觉技术的发展不断丰富着这门学科的形式与内涵，到20世纪70年代，由于已具备独立的理论、方法和研究体系，影视人类学逐步发展壮大并建立起自己的学科理论体系和研究框架。[1]

　　当大众传媒时代与自媒体时代依次来临，影视人类学也迎来了其新的发展阶段，研究方式远远不再像早期作品《北方的纳努克》一般，由人类学家扛着笨重老旧的录像机到远离城市的另一个族群中用近乎于静止的方式对其宗教仪式与日常生活进行描摹，不论是研究范畴、设备技术还是观察方法，都在新的技术条件与新语境下开辟出更多元的选择、更丰富的内容和更广阔的外延。同时，影视人类学片的创作也将在新形势下肩负起新的研究任务，实现新的学术价值和应用价值。

　　一、多媒体时代以全新手段诠释和保护世界文化

　　美国著名的人类学家玛格丽特·米德曾说过：“没有用电影记录逝去的文化是一种犯罪性的疏忽。”[2]此话暗示了影视于人类学的重要性，同时也揭示了影视人类学的重要使命。经过近一个世纪的艰苦卓绝的努力，欧美人类学家借助影视手段的发展，拍摄制作了数以万计的人类学影片，这些作品对抢救这个“正在消逝的世界”做出了巨大的贡献。[3]相较于过去人类学家进行田野调查并且用文本撰写民族志的习惯来说，用人类学民族志纪录片的方式进行补充观察和记录无疑是完整记录文化、多角度保存文化原真性的良策。相较于人类创造的音乐、绘画等文化作品而言，人类族群的集体记忆、思维模式、族群信仰、生活习惯，甚至组织结构等“软化石”更是人类学家需要观察研究并挽救保存的核心。于是，科技的手段使这一切愈发便利并为人类学研究工作开辟了更多的可能性，互联网技术、便携的摄制机器以及传输方式使田野工作者不再受制于一支笔的单独作业和单渠道的记录模式，而是用图像、声音等全方位多角度的影像还原一个族群最真实的形貌，具体到每个人的体态、情绪、眼神，从而传达出更丰富生动的信息。

　　比如最早的影视人类学片《北方纳努克》中，作者只能用大段的描述性文字来诠释图像，“纳努克用力从冰窟窿往外拉一条绳子，人们全神贯注盯着他的动作，想知道他在干什么，后来悬念解开了，当纳努克拉出一只海豹时人们的疑问有了答案。在纳努克建造他的冰雪屋时，弗拉哈迪使用了同样的方法，在最后纳努克建好了屋子，却又在完整的屋墙上捅开了一个洞，到河边砍下一块冰，人们开始不理解，而当纳努克将透明的冰砖码放到墙上，尔后在一边堆起一堵雪墙作为反光板时，人们才恍然大悟。”这样的记录显得既笨拙又生硬，然而如今的技术发展，会使无论人类学家的工作还是观者的解读都更加轻松容易。相应的，当编码的过程更加精细化、多元化之后，解码的过程也同样衍生出更多的可能性，在“一支笔”的田野调查时代，手动的文字录入是人类学家的第一次编码，这种文字组织是人类学家运用已有的文化经验和学术积累对观察所得进行描述的直观过程，而文字所及的描述能力毕竟是非常有限的，一己之识也难免缺乏客观，面对“人类”这个复杂而多变的研究对象，一切量化或比喻似的描述都显得局促而失真，于是随时随地拍摄的影视片，可以运用自身优势将被观察对象的行为、心态等难以用文字描述的范畴更加清晰化。尤其是体积小重量轻易操作的高清DV的出现，使更多的田野工作者减少了进入偏远地区工作生活的顾虑，简单易行的后期编辑软件也为影视人类学片资料的充实提供了重要的帮助。

　　除此之外，先进的多媒体设备对于人类学工作者的影响是全方位的，除了影视资料的存储复制变得越来越容易之外，还为更科学、更专业的田野工作提供了多元的可能性，比如互联网可以使工作中的人类学家随时补充相关专业知识上的缺漏，更有针对性地进行取证和研究，同时，在田野调查的过程中，人类学家还可以实时编辑并传回素材，打破地缘限制，与其他的学术工作者建立随时随地的学术沟通。总而言之，不论是民族志纪录片成品还是大量的一手视频采集，不论是佐以声画效果的文本还是直观精致的学术幻灯片展示，画面记录和传递的信息将会给人类学学者及普通观众更丰富的解码可能性，从而达到观察记录的目的，也为下一步的挽救、保存文化提供更大的便利。

　　比如南加州大学的Gary Seaman教授曾介绍的一种名为Yanomamo的互动光盘，其大容量可包括一部经典纪录片《斧头大战》全片，同时能提供大量将数据与影片情节链接起来的文字、数字资料，这样一来，观众就变成了影片的“二次剪辑师”，可以从作者提供的原始资料里，判断出新角度的信息或是得到新的暗示。这就为大众解读人类学片的丰富性创造了可能。只有从不同角度深入分析影片中的人物背景和事件脉络，才能更好理解影片展示的文化。[4]而瑞典SIDA机构的人类学家创造了一套储存了埃塞俄比亚某民族所有视听文化信息(包括文字、语音系统、音乐舞蹈、宗教仪式、婚姻家庭)的软件系统，[3]可以想见，这类视听文化软件系统是包罗万象的文化资源，能够随时随地进行百科全书式的展示。设想未来如果推广到世界各地，可以说全媒体方式的内容将更全面地保存地方民族特色和文化，不仅是形式，更重要的是它全息的灵魂。

　　除了上述所说，我们也不能忽视影视人类学当下的关注焦点和拍摄题材与新媒体技术的相互配合和同步更新。随着西方新的人文、艺术思潮的发展，欧美人类学家不断拓展着人类学研究在世界范围的广度，开始由过去只偏重于原始民族、部落、文化的民族志记录，转向应用影视人类学理论、方法记录和研究原始文化的变迁过程，并记录这种文化变迁对本民族的影响。[3]也就是说，对某特定文化的探索，由静止地描述演变成动态地描摹，开始关注人类的情感、集体记忆、仪式、宗教、律例等在一个历史阶段中是怎样发生变化以适应外部世界的。相比之前，这种研究更具有现实意义。那么，新媒体手段的运用无疑将更加有利于这种需求的实现，无论是从研究成果保存，还是动态比较方面来说，新媒体手段相较文字都能凸显出无可比拟的优势。

　　在全球化、现代化加速推进的当下，人类社会、文化每天都在发生变化，同时也面临着多种文化纵横交错的相互冲击和影响。德国哥廷根科教电影研究所的胡斯曼博士这样认为：“对原始和传统文化大规模的影像抢救记录工作完成后，影视人类学学科的责任显得更加重要，因为记录文化变迁后又形成的新文化永无止境，大可不必为传统文化的演变和消失过分担心。”[3]正因如此，影视人类学片将迎来更广泛和生生不息的研究议题与使命。

　　二、解决跨文化交流的隔阂与障碍

　　在经济、政治、文化全球化的当下语境中，促进多种类、多形式的跨文化交流行为是打破文化壁垒、破除民族中心主义思维的重要方式。不同文化类型的民族只有通过接触、了解，以至于喜爱彼此的文化，才能互相学习、借鉴，打破文化陌生与差异带来的隔阂和冲突。而每个民族自身的文化发展也正是通过对自身的创作保护、鼓励以及对外来文化的了解、吸纳从而使其充满活力和创造力。影视手段将人类学倡导的种族间互解互谅、尊重共有的人性、“正视人类发展过程中的矛盾冲突”[2]等核心理念表达出来，“在审美愉悦的基础上对观众施以潜移默化的教化。”[2]当人类学家的视野不断拓展，研究领域逐渐扩大，针对全球跨文化交流的“密码”研究将成为人类学家充满兴趣而又义不容辞的责任。而西方人类学家也告别了仅仅以“原始、野蛮”民族及其文化为对象的研究视野，走向研究现代经济、社会体系、文化社会结构，包括以白种人主流社会的文化社区的趋势。[4]换句话说，当代影视人类学正在朝着以往“猎奇、偏远、陌生”的反方向快步走，那就是实用、应用，关注并解决实际问题。

　　在当今这个被媒介改变了生活方式的人类世界中，肤色、宗教、语言、种族各异的人们拥有着一种近似的生活习惯，那就是通过移动媒体和社交网络认识世界。每天查看大量更新的网络视频以及不断刷新社交网络获取信息成为人类彻底颠覆传统的，新的行为模式。虽然现实生活中人与人的“面对面社交行为”在某种程度上有所减少，但全球联网的态势以及上网人群相似的生活习惯使跨文化交流变成了一件更加轻松随意的事情。不同地区、不同文化背景的人们无论从个体智慧还是个人习惯来讲，都愈发依赖媒介技术的发展带来的便捷以及新生活方式带来的看世界的途径。于是，从这一角度来说，每一个对自我、对其他人类同胞感兴趣的个体都可以通过全球化带来的多脉络链接找到获取信息的捷径，而这时的影视人类学素材就成为了沟通文化、连接世界的重要工具。当国外的YouTube、Facebook，国内的土豆、优酷、微博、微信等为大数据提供生存的平台，来源广泛、渠道各异的影视人类学片也将获得充盈于媒介平台的机会，这时的视频音频不再如同早期人类学家厚厚的笔记，必须经过重重的审查才能出版面世，而是以更灵活、更有趣的方式铺展在人类自我面前，这种宽泛的表现渠道也决定了影视人类学片可以拥有更丰富的选题和素材，并且经过文化背景迥异的人们多次解码之后获得更多元的意义。

　　以国内最大的视频网站“优酷”为例，如果以“影视人类学”为关键词进行搜索，可以看到以下几类内容：一是世界一流大学开设的人类学在线公开课视频——非常便捷并带有现场感的人类学理念传播;二是各国的人类学纪录片，比如“车臣婚礼”，“伊朗的祆教”，“行走的仪式”等。这些视频资源不仅可以使辛辛苦苦拍得的人类学片不会被束之高阁，同时可以激发更广泛大众的兴趣，给他们了解人类学、了解外族文化一个开元的可能性。不过观察这些视频网站，还是会看出目前人类学片的内容较少，更新偏慢，除了公开课之外，很多纪录片都是几年前更新的，难以看到最前沿、最新的作品。这一点需要我国影视人类学研究者注意，可以主动获取视频网站的支持。

　　伦敦大学人类学家马林诺夫斯基曾这样解释人类学：人类学是研究人类及其在各种发展程度中的文化的科学，包括人类的躯体，种族的差异，文明，社会构造，以及对于环境之心灵的反应等问题之研究。[5]马林诺夫斯基提到的此概念中有两个重要的词，一个是发展程度，另一个是心灵的反应。这两者都不是可以量化表现的，都是在变化的并且没有明确标准的，研究在各种发展程度中的文化需要发展的眼光，研究心灵的反应需要全面客观地记载，这两者都以新媒体技术发展下的影视人类学片更具制作优势。

　　三、大众媒体时代，影视人类学依靠“全民参与”而谋求发展

　　20世纪50年代，人们就提出“把摄影机扛到大街上。”不得不说意大利新现实主义这条颇为有趣的口号也为影视人类学的发展提供了灵感。

　　从研究内容上来说，伴随着大众媒体时代的到来，当今的西方影视人类学学界逐渐告别了一味关注异域风情、偏远文化的研究习惯，将目光投向了“传统文化消失前夕的文化群体及人的行为方式、心态，以及现代文明与传统文明的冲突”，并从欧洲之外的文化转向包括欧洲在内的现代化、工业化民族自身的对现代人日常生活的关注。”[3]比如在第二届哥廷根国际民族学电影节上，代表人类学发展新方向的十二部参展学生作品中，大部分都是对现实文化、当下社会中某人某事的小切入点记录。《熟悉的面孔》记录了英国北部一群“皇室迷”对皇室成员近乎疯狂的追随，表现君主制的当代影响，充满现实主义元素;《巴什大街》描述了曼彻斯特流浪汉五味杂陈的流浪经历，这种对城市人文细致入微的观察来自大众的智慧;《回归家乡》讲述了葡萄牙青年在从欧洲大城市打工回乡后深深的失落感，在片中并不完全是对事实的描绘，而是通过突出展现一群人的精神面貌与特点，使观者更好地走入人物内心，从而更立体地理解社会现象。这些新的观察点都更加贴近当下社会，像一架以前总是射向别人的聚光灯，在今天终于低头照向了自己。大众虽未有人类学理论奠基，也未有影视学的技术支持，但他们的社会接触面广，往往能发现一些新颖、独特的题材，以题材取胜，此外，正是由于未受专业训练，反倒没有成规和束缚，可创造出一些新奇的表现手法。[2]

　　这正是大众研究者的魅力所在，他们引导真正的人类学家发现更广阔的选材范围和更多样的生存群体。而新媒体技术的发展也使个体已经获得对于这个大课题进行观察研究的便利条件，即使在人类学理论上存在所谓盲区，也可以通过互联网和书籍进行专业知识的补充，再出发去研究实践个案。对于当代影视人类学的研究对象来说，“全民研究者”的触角和眼界终将超越人类学家所能划归观察的范畴。尤其是对于议题的发现和素材的前期采集过程来说，大众所起到的作用是不容忽视的，他们的足迹、眼光将为人类学家的研究提供灵感和支援。

　　况且，结合麦克卢汉曾提出“媒介即信息”[6]的观点来讲，当每个人类个体将自己拍摄编辑的人类学议题相关的影视短片呈现在互联网、社交媒体上并引发大量交流讨论时，这个过程本身就是一种人类行为的展示：何种民族、文化背景、社会阶层的人会关注何种宗教、艺术、行为与心理?哪一类人群在研究某项议题时有更多的优势?海量的信息呈现中哪些真正关乎人类学的核心?如何利用大众的智慧，经过抽丝剥茧得到真正有效的灵感?这些都成为了人类学家研究的“题中题”，同时在对这些“题中题”的研究中找到解决原始命题的规律和便捷之路。

　　从技术手段的提升来讲，人类学影片告别了技术的限制带来的发展停滞，拍摄设备的轻便化和拍摄技术的发展使电影与人类学得以很好的结合。在20世纪初，著名的早期人类学家弗拉哈迪拍摄的3万英尺的记录爱斯基摩人生活的胶片被一把大火全部烧光，这不得不说是人类学家最痛心的失误，而数码硬盘的存储功能和DV的普及使这样的遗憾不再发生，也为影视人类学研究的大众化参与提供了前提。同时，在微博、微信、微视频“横行”的自媒体时代，有了Facebook，Youfube，微博，微信以及以Insfagram为代表的图片展示App，研究者不再为素材的取得和传播而犯愁。在如今西方的影视人类学界，人类学影片的职业分工、角色日趋融合，理论家、导演、摄影师、剪辑师常由一人承担(如著名的影视人类学家戴维·麦克都格尔、简·鲁什等都是全方位的人类学影片制作人)。集人类学理论的掌握以及对电影技术的通晓于一身的个人更好地提高了创作的权威性和工作效率，而自媒体时代的出现也更好地服务了这样的优秀个体，为这些个体的发声提供了平台。

　　从参与研究的机构来讲，随着“全民记者”时代的到来，千千万万个记录者和发声器使影视人类学的观察拍摄主体不再局限于以人类学家为代表的学术研究机构，这一点在我国的发展情况尤其值得一提，我国早期的民族志影片拍摄，动机多在于“政府授意的文化抢救”，充满政治性的目的决定了民族志纪录片的拍摄单位以科研所、云南贵州等地开设有民族学专业的大专院校和地方电影厂为主，这些机构的作品可以被称为早期中国影视人类学的“论文”，但却也因拍摄机构的性质限定了影片题材和拍摄模式。比如《佤族》《独龙族》《苦聪人》等一系列少数民族文化纪录片，但综合看来，千篇一律、面面俱到的、直白的解说词，重复性、主观性强的镜头，对民俗内容相似化地抓取，都显得死板且专业性不足。而当今的影视人类学片摄制机构获得了更大的灵活性，中央电视台的纪录片频道、中国影视人类学学会、各大高校影视、历史、中文等专业的学生，无不可参与到拍摄与创作中去，人类学电影制作由大规模的群体化、集团化大制作向小规模、小群体方向发展，乃至大量个人电影、学者电影和作家电影的出现，[3]将选材点从抢救少数民族文化扩大到将目光投向汉族，投向跨族群、跨地区的比较研究甚至虚拟的网络社区。[4]

　　从受众角度来讲，大众媒体时代也使影视人类学片的拍摄目的及受众性质有所改变，这类影片的拍摄目的不再仅仅是供单纯的学术研究和基于文化保存的素材收集，而是面对千万普通受众，激发他们对自身及世界其他同胞所创造文化的兴趣和保护意识，比如英国电视台推出的著名人类学电视片《正在消失的世界》《太阳之下》等等，以及BBC推出的一系列关于人文、艺术的纪录影片，这些影片都可以使世界观众在观影过程中深度参与和观察，从而获得更深的感受。更本土化的例子就是央视纪录片《舌尖上的中国》，不可否定这也是一部可以称的上是在文化和商业角度双赢的成功的人类学片，也是未来中国人类学影片可以借鉴的方向：它反映了中国人丰富而又普通的大众饮食文化，以平实有趣的拍摄角度和视听语言梳理了中国各地区、各民族的饮食习惯、食器制作技术，并记录了礼仪、节庆、家族关系等人类学研究热点。它使世界观众更好地了解中国各地区人们的生产和生活方式，“如何因地制宜地与当地自然条件相适应?”“如何在看似恶劣的生存条件下挖掘出美味?”比如在水边生活的人们，总是会以鱼类为主要的食物来源，那么如何节制捕鱼，生态捕鱼，就成为展现当地人智慧与民风的窗口;另外，人们对于腊肉、泡菜、火腿等食物的制法，也反映出当地人的时间观念;这种自然对人类价值观、世界观的影响在这类影片中被淋漓尽致地展现并放大;观者在通过影片了解及体验的过程中，也通过思维的碰撞构成了文化的流通和借鉴。

　　人类学是一门不断更新的学科，因为人类本身从未有一日停下其变化的脚步。人类需要适应自然带来的变化以及自我前进带来的变化，比如人类自身不断创造的科技和文化带来的生活方式的改变，甚至集体命运的改变。影视人类学作为人类学的重要分支，除了还要研究影视手段本身的创作规律之外，二者的研究对象是基本一致的。[7]而人类学在学科本身的提升中也逐渐扩展着研究的范畴，人类历史、社会结构、族群的形成与发展、人类的生产形态、宗教信仰、伦理仪式、艺术文化等多方面共同组成这门科学的研究体系。人类学家卡尔·海德曾说过：“从某种意义上讲，我们可以说所有的影片都是具有民族学性，因为这些影片都是描写人的。”尤其在新时期，当人类生活方式发生全面革命与巨大变化之后，本来就不乏来源的人类学议题愈发丰富多样。

　　在新媒体时代，影视人类学片不再被辛辛苦苦拍摄后束之高阁，其创作成果的应用领域和传播平台也在不断革新。在美国，影视人类学活动通过一种叫做“公众权力电视”或“社会电视”的渠道来发表最新研究成果。公众电视是指为打破美国商业电视网一统天下所导致的对大多数观众权力的剥夺而产生的一种新型电视交流网络，这种非商业性机构的存在使任何对人类学片有兴趣的人都可以自由地使用设备制作节目，无论节目内容、长度、质量都不受限制[3]，这为业余的影视人类学爱好者提供了用武之地。英国也在鼓励影视人类学创作活动的社会化趋势，比如英国广播公司与英国大学影视委员会建立的一个影视服务项目就规定，任何团体和个人可以提出申请，免费获得或租赁高档摄录设备，在经过专业培训后，即可自主拍摄记录那些被认为是将要消失的重要资料和当代人生活的每个细节[3]，这一项目受到广泛欢迎。

　　在大量的科技产品和工业产品席卷人类世界的当下，人类生活面临前所未有的改变和挑战，而人文学科的发展和建设归根到底是为了人类进行自我认知、自我剖析、自我发展定位而进行的，我们必须重视影视人类学应用层面的价值和意义，将研究成果回馈社会、回馈大众、回馈人类本身，这才是最实际、最真诚的努力方向。于是，如何在新媒体语境下回归对人性的关注、如何把握人类生存的基本规律、如何为人类的生存生活创造更有利的空间和环境，都是新时代影视人类学迫切需要思索探究的重点。

　　原文参考文献：

　　[1]徐菡.电影、媒介、感觉：试论当代西方影视人类学的转向与发展[J].思想战线，2013，39(2).

　　[2]李光庆.影视人类学理论探究[M].北京：民族出版社，2011.

　　[3]摘自“纪录片导演郝跃骏新浪博客”博文《影视人类学在欧洲的发展及思考》，网址：http://blog.sina.com.cn/s/blog_4a05a471010004kq.html.

　　[4]摘自“中国影视人类学学会博客”第19-20期通讯，网址：http://blog.sina.com.cn/s/blog_7cfff1190100rnqn.html.

　　[5]周兴茂.关于影视人类学的研究对象、方法与基本原则[J].西北民族大学学报，2005(2).

　　[6]洛根.理解新媒介——延伸麦克卢汉[M].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201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