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培育精益求精的工匠精神”——李克强总理在今年政府工作报告中发出的这一号召，迅速引起了社会各界的热议。从“中国制造”转向“中国智造”，必须尽快培育“工匠精神”。对于中国艺术界来说，呼唤“工匠精神”同样迫切。艺术家如何理解“工匠精神”?匠人对艺术传承有何作用和意义?“技”“匠”和“道”是怎样的关系?如何在艺术界落实和践行“工匠精神”?

　　能工巧匠 代不乏人

　　我国现存成书年代最早的手工艺专著《考工记》一书曾记述：“知者创物，巧者述之守之，世谓之工。百工之事，皆圣人之作也。”这本记载了近30个工种产品形制和工艺规范的书堪称“百工技艺之书”，而所言“百工”便囊括了所有当时从事制造生产行业的工人。在各种历代典籍中，如《庄子》中的梓庆、庖丁、轮扁，欧阳修笔下的卖油翁，赵岐记载的“公输子”(即鲁班)等，也都是大家耳熟能详的能工巧匠。

　　翻开中国古代艺术史，无论是先秦时期的金文石刻，还是魏晋、南北朝时期的绘画作品，明清时期的传统家具，当时出自于能工巧匠之手，今天多有被奉为经典作品的。例如，由无名大师们缔造的敦煌石窟画廊，成为世界各地艺术爱好者的朝圣之地。据专家考证，当年活跃在敦煌的工匠人数庞大，种类多达25种，画匠是其中一部分。成为画匠的人，都有着过硬的技术。因为以当时的技术，从工匠的培训、考核，到产品的规格、式样、标准，以及对不合格产品及其制造者的惩罚等方面，有着详细而严格的管理制度。学徒达不到一定的水平就不能出师，产品达不到标准就不能面世，制造不合格产品的工匠会受到不同程度的惩罚，直至被判死罪。成为匠人的画师除了洞窟前后室的四壁、窟顶之外，还负责泥塑、窟檐的彩绘与装饰。一幅北周时代营造的莫高窟296窟窟顶的《建塔与画壁图》，展现了古代敦煌泥匠、木匠及画匠们共同从事劳作的形象。

　　“大匠诲人必以规矩，学者亦必以规矩。”(《孟子》)，无论是大匠还是学者，“规矩”二字昭示着从艺问学之人都不能无视行业基本规则而任意发挥。任教于南开大学文学院艺术设计系的美术学博士吴立行著有《考工记——功能·工匠·风格》一书。在他看来，中国古代的工匠是有着特别旺盛生命力，并有解决问题与创新能力的群体，他们创造力的体现从来就不在于为了创新而创新，而是在一种既有的规制之中，在有限的条件下寻求最恰当的、具可行性的创新实验。

　　中国古代书画精品的魅力在于，不仅仅赏读其画面、辞章之美，也让人醉心于其制作工艺之美。“古人的书法或绘画作品，在镌刻、传拓的辗转复制过程中，一再地以新的面貌出现，形成新的艺术作品。传拓者要使自己的作品上升到艺术的层面，除了刻苦习艺、虔敬修心之外，还需要具有广博的金石见闻和学术积累。只有通过无数遍的实践—读书—再实践的循环往复，不断进取，才有可能使技艺最终走向完善。”故宫博物院器物部研究馆员郭玉海说。

　　中国书法家协会理事、学术委员会委员陆明君认为，古代碑刻与流传经典法帖，在勾摹、镌刻、椎拓等每一环节中，都是精益求精的，才构成今天我们赖以临摹的碑帖体系。“殷商贞人在高度坚硬的龟甲与兽骨上，锲刻出了结体严谨、线条流畅的精美绝伦的文字，古人是如何做到的，至今还是一个难解的谜。”他认为，这与古人“做事精专”有关。

　　晚清金石学家叶昌炽曾说过：“有同一碑同时拓本，而精粗迥别，此拓手不同也。”(《语石》)这里所说的拓本，指以拓印为职业之拓工的手艺活，其技艺主要应用于金石器物如碑刻、墓志、甲骨文字、陶器文字、青铜铭文、玉器花纹、瓦当图案、画像石、铜镜、货币、铜器器型等，所以也称金石传拓技法。郭玉海从事金石传拓工作30多年，经手传拓各类文物一万余件。他认为，庄子在“庖丁解牛”中用绚丽的文字讲述了一双手可以巧达的境界，数千年以来的历代文物也用无言的美展示着其制作者的耐心与敬业。以古器物为例，远古的玉器、商周的铜器，以及六朝以迄唐宋的石刻、陶瓷，无不精美绝伦，究其原因，一方面是因为官方对制作有严格的管理制度，“物勒工名，以考其诚，功有不当，必行其罪”(《礼记》)，另一方面也因为古时技艺多世代传承，“工之子恒为工”(《管子》)，匠人承担着家庭宗族兴旺的责任，所以造做莫不虔敬至诚。“古代工匠视技艺信誉重如生命，因为名声关乎个人的温饱乃至子孙的福祉，具有长期效应。我学传拓的时候，师父教导最多的一句话是：‘千万不要砸了咱们的牌子。’他老人家讲的则是要对前辈负责。‘牌子’是体面，是值得万分骄傲的东西。”郭玉海说。

　　没有精工细作的精神，就难有质量上乘的作品，哪怕一张薄薄的宣纸。记者曾到安徽省泾县的中国宣纸股份有限公司专用厂房参观过三丈三大纸生产的生产场景。该纸成品尺寸长11米、宽3.3米，共需捞纸与辅助工共52人，晒纸工20人，剪纸工4人，经过调和纸浆、捞纸、抬帘、上帖、揭纸、晒纸等工序，才能完成制作。中国宣纸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长胡文军向记者表示，造一张好宣纸，重要的是要耐得住寂寞，用一份匠心去打磨。其企业理念是“做好每一张纸，为中国文化发展做贡献”。

　　据报道，截至2012年，寿命超过200年的企业，日本有3146家，德国有837家，荷兰有222家，法国有196家。为何这些长寿的企业多在这些国家，其长寿秘诀是什么呢?研究的结论是，他们都在传承着一种精神——工匠精神。中国的长寿企业极少，有朝代更迭、外强入侵的战乱、动荡频繁的因素，也与“工匠精神”疏离和淡化有关。

　　具体就中国艺术而言，如何理解“工匠精神”?中央文史研究馆副馆长、中国美协副主席冯远表示：“李克强总理在今年政府工作报告中提出的‘培育精益求精的工匠精神’，我理解更多的是提倡‘不懈追求，甚至超越一流目标、一流水准、一流质量’的意思，即便是熟练掌握了某种某个领域最好的技术水平，也要以敬畏精神、负责态度、专业要求去完成创造性或重复性工作。‘工’在此处，我以为可做‘认真下功夫、一丝不苟、永不满足’解。其所对应的则是批评当下普遍存在的不肯下苦功、浅尝辄止、‘能得60分不得100分’、得过且过的浮躁态度，甚至是明明有上好的技术，也不愿意认真刻苦去做而敷衍应付的现象。”冯远认为，从严格意义上说，艺术创作是一种无重复性的劳动，甚至是一种追求“熟后生”(即追求更高境界)的创造性劳动，因此，通常不以追求“匠”为目的。“一件好的艺术作品，既需要精湛熟练的技艺，也需要下功夫在思想内涵深度、表现形式之新颖、艺术风格之鲜明、技术语言之独特方面反复磨砺完善，更上层楼。单凭灵感、才华，虽然在一定程度上能够成全艺术，但是难以成就真正的艺术。因此，‘工匠精神’对艺术创作的特殊意义也在于此。”

　　中央美术学院教授邵大箴认为，李克强总理提出的“工匠精神”对美术创作很有启发。“文化艺术创作，尤其是造型艺术创作，都需要‘工匠精神’。艺术包括两个方面，一个是技，是技术性的;一个是道，就是精神性的。‘工匠精神’更多的是对精神层面的要求，而不单纯是技艺问题，就是对艺术的热爱、执着探索和精益求精的精神。‘工匠精神’给我们的启发是，艺术家不能满足于只是发挥自我的个性、灵性、想象力、创造性，还要有扎扎实实的功力。功力和修养是两个翅膀，‘工匠精神’用在艺术上，就是让我们的艺术要精益求精。”

　　长于山水画创作的中央文史研究馆馆员程大利认为，“工匠精神”实际上是“愚公精神”。“‘工匠精神’说白了就是认真工作、高度负责的职业精神。这种精神之下会出现一丝不苟、精益求精的状态。艺术中的‘技进乎道’是作品境界，也是艺术家成长的过程。没有‘匠气’的艺术必然‘熟后生’。古人说‘画到生时是熟时’(郑板桥语)，天工化机，‘化’是高境界，指技巧已融化在精神表现之中。‘工匠精神’体现在创作上，先得熟练，‘熟能生巧’，然而巧的境界并不高。‘巧’与‘俗’就隔一层纸，很多‘巧’俗不可耐。所以，中国画论提出‘熟’后‘生’的问题。大巧若拙，‘愚’不可及，‘愚’是极高的天地境界，所以，孔子说‘知可及，愚不可及’，大智若愚，只有极少数的‘大智’才可达‘愚’的境界。”

　　南京艺术学院教授、书法家徐利明表示，“工匠精神”是一种“传世精神”。他举例说，如青铜工艺、刻石工艺，曾造就了历史上的辉煌。而由青铜工艺与书法相结合造就的金文书法，由刻石工艺与书法相结合造就的刻石书法，给我们留下了众多典范，既光耀书史，又一直是代代学书者取法的范帖。今日，这样的工艺水平已不复见，由传统工艺所彰显的“工匠精神”确实有待重新唤起。

　　在清华大学美术学院陶瓷系主任白明眼里，“工匠精神”的核心是对手艺的忠诚。敬业精神、一以贯之都是与尊重手艺、材料表达及对待材料的忠诚息息相关。“‘工匠精神’的实质与核心内容其实是勤勤恳恳、注重承诺、亲力亲为，而今代工之风盛行，连最基本的工匠道义都在丧失的情况下，‘工匠精神’已不复存在了。我们可以回顾一下历史，很少有人谈到‘工匠精神’这四个字。在我的理解中，‘工匠精神’并不仅仅等同于对师承的盲目遵循，一代代的伟大工匠其实都证明着一代代工匠的发展与超越。在快速发展的今天，我们越来越缺乏对手艺的忠诚，提倡‘工匠精神’是有必要的。”

　　“匠”和“道”不冲突

　　人们常说“巨匠”“匠心”“匠气”“匠意”“匠手”等词汇，其中对“匠”的理解不乏抵牾之处。《现代汉语词典》中对“巨匠”的释义是：泛指在科学或文化艺术上有巨大成就的人。“匠心”是褒义词，指巧妙的构思;“匠气”则是贬义词，指具有某一方面熟练技能，但平庸板滞，缺乏独到之处。中国书画艺术强调“写意精神”“技进乎道”，只有“技进乎道”才能达到“妙品”“神品”甚至“逸品”，因此，画匠、刻工在艺术史上的地位并不高。“技”“匠”和“道”可以简单地分高下?“写意”和“求工”的目标是否冲突?

　　“艺术无疑应该是传达精神、表现灵魂的，但是传道的艺术需要作品本身作为载体，即思想性、精神性的因素必须通过艺术的形式语言加以表达。形神兼备，首先要有形的基础。”中国美术馆馆长、雕塑家吴为山指出，完成一件作品必须要有坚实的技法作为基础，“一方面需要通过反复临摹、学习来继承一代代艺术家积累的经验;另一方面，需要对现实中客观事物的规律有准确的把握，对具体的材料、工具有准确的把握，这种把握同样需要不断的实践和磨练。从‘技’到‘艺’，再生发为‘道’，不能简单地说哪个层面高、哪个层面低，有时候‘技’既是基础，本身也是思想与智慧的体现。”

　　在吴为山看来，匠人执着、求精的精神是艺术家必须具备的，历代优秀的艺术作品无不体现着“工匠精神”。 针对当前一些创作者泛泛地将“写意”等同于“随意”，他表示，无论是西方的达·芬奇、米开朗基罗，还是中国的齐白石、傅抱石等大师，他们无一不具有“工匠精神”，他们的一些作品是写意的，但写意又是建立在写实功力基础之上的。而更重要的是，“工匠精神”首先要有对客观事物、对创作对象的恭敬，除了通过扎实的学习掌握技法，还需要下大力气去研究创作对象，去摸索、尝试、修正，最终实现精神的表达，完成尽可能满意的作品。

　　“‘技’和‘道’是中国古代文人反复强调的，由‘技’入‘道’，是说由技术逐渐走向精神的层面。艺术只有技、没有道，就达不到精神境界，只是手工、技能、技巧，缺少精神性就只是一个工艺产品。工艺产品里面也有精神性、艺术性，但是它与艺术领域有着不同之处，不是纯粹的艺术。艺术品与普通产品和一般的工匠作品都要有‘工匠精神’，但它们的艺术性精神性高度不同。”邵大箴指出，从某种程度上说，艺术家就是工匠。“吴冠中讲‘我是手艺人’，意思是画画的人手艺是基本的。艺术家首先是手艺人，其次才是艺术家，手艺与艺术应该是融为一体的。没有手艺的艺术家，是一个空的艺术家。如果哪个匠人提高修养，追求精神性，那么这个匠人就是艺术家。”

　　中国艺术研究院研究员郑工认为，在中国的艺术领域里，大家比较忌讳“工匠”这个词，但在艺术层面应该处理好技艺和心性的关系，不应对立而要统一。首先需要避免粗制滥造的东西和江湖习气。“现在书画家比较流行江湖气，往往是借着个体心性的自由表达，像卖狗皮膏药一样注重表演，这同中国传统文人画的距离很远。但是如果完全去否定人的心性和自由精神表达，又会陷入到另一个方面，所以不能走极端。”他说，从艺术本身来讲，除了技艺方面要求精，此外还有个人心性的修炼。文人画出现后，就把技术、技巧和个体的心性分解对立了。这种对立造成了今天很尴尬的一些局面，在评价艺术活动时就会出现一些不好处理的地方。比如青绿山水、工笔重彩，制作性比较强。写意画不太讲究制作，不是没有技巧，但更讲究功夫、岁月的沉积。结合当前的美展现象，他说：“目前对工笔画泛滥的批评，觉得制作成分过重，感动人的东西少了，发自心灵的东西少了，就是写意精神的缺乏。国画里的工笔，油画里的写实，都越来越像照片，这种制作风气不是好的风气。”

　　白明表示，“匠心”“匠气”“匠艺”“匠手”类似词汇是需要一一辨明的。“我们今天尊崇的、欣赏的、神往的敦煌壁画、魏晋碑刻，恰恰反映了一个时代或一个类别中整体素质的水准，没有谁证明敦煌壁画全部出自于匠人之手。敦煌的文化氛围中，让普通的人都具有崇敬与奉献的精神，而这样的精神在其他的地方是缺乏的。魏晋时代的名人辈出，士风之雅是今天无法靠近的，当一个时代有这么高的整体层次的时候，我们今天称之为无名的匠人，其实也具有相当高的水准和自律。没有‘匠气’‘匠手’，就不能接近‘匠意’和‘匠心’，更不能产生‘巨匠’，这并不矛盾，只是有层次之别。”他还认为，“现在提倡‘工匠精神’，其实是说明中国整个的工艺美术和具有独特技能的庞大的匠人体系中缺乏了基本的忠诚。因此谈‘技’‘匠’‘道’的关系还显得过早，我以为还是要提高普遍意义的人文素质。”

　　吴立行认为，在一定程度上，“技”可以视为与“艺”不可分离的一部分，反之亦然，甚至可以说它们是互为因果的关系，关键是对于所追求目标的“度”如何去把握的问题。陆明君也认为，书法是“技”与“道”的融合与呈现，“技”是功夫的层面，“道”是形而上的规律、本质。当下在书法中提倡“工匠精神”，就是倡导持之以恒地对传统经典的深入继承与探求，尊重书法的本体规律，达到从心所欲而不逾矩的技术纯熟高度。

　　“工匠精神”的重塑与传承

　　放眼世界范围，制造强国德国、瑞士和日本等无一不是完整地保留和传承着“工匠精神”。日本民艺学家柳宗悦说：“我认为工艺之美，最终还是秩序之美。如果没有正常的社会环境，也就不会有工艺之美的存在。”“工匠精神”中的重要内容，如信仰、纪律、仪式等，正是在长时间的师承关系中，在相对稳定的职业圈子、顾客群体的互相作用下逐渐发展起来的。

　　中国有悠久的手工业传统，工匠延绵不绝，但“工匠精神”却成为当今中国社会极为稀缺的东西。毋庸讳言，与“中国制造”重量不重质相似，中国艺术界存在浮躁之风，也普遍缺乏“工匠精神”——专注、耐心、坚持、追求极致和完美。

　　对于“工匠精神”写进政府工作报告中，白明颇感振奋。“这个时候以如此高的国家态势来提倡‘工匠精神’非常有意义，一方面表现出整个国家的文化韬略开始关注表层之后的、更实际的内核，其实也折射出文化行业之中处在比较基层的手艺人的行业中开始丧失最基本的道义。陶瓷行业在中国是国名的行业，陶瓷艺术也是至今一直被国外的艺术家、行业津津乐道、值得中国人自我骄傲的。之所以中国的陶瓷传统如此辉煌，恰恰是因为所有的工匠视自己的手艺为生存的命脉。希望这次的国家提倡，能为中国的工艺美术和陶瓷艺术真正带来手艺的复兴。”

　　程大利提出，一个社会的“工匠精神”应该得到全社会的价值认可，首先要建立公平的评估标准和报酬机制。“这是个社会系统工程。缺了后者，‘豆腐渣工程’不能杜绝。翻译小说为什么又差又滥，因为报酬太低;草率的出版物为什么越来越多，也与评估标准和报酬机制有关。但绘画艺术的评估和社会认可，又不是吃饭穿衣这样的事情可以立判高下。往往优秀的艺术品是被历史认定的。这就要画家甘于寂寞，承受不公，努力摆脱功利，寻求艺术纯粹，走进心灵的乐园，这大概是‘工匠精神’的门槛吧。”他认为，“工匠精神”体现在绘画上，还不仅是技术上的至精至美，更要有境界的内蕴无限，文气卓然，而后者更难。没有以“工匠精神”去研究艺术规律(包括读书)，思考人生社会和博大的人文理想，是谈不到什么境界的，伏案苦练一辈子也只能是个画匠。这就是为什么一个时代画画的人千千万万，而大师少之又少的原因。

　　吴立行认为，“工匠精神”的延续与发扬不单单是艺术家的责任，也需要靠整个社会的认可以及整体文化、审美素养的提升。对于这种精神的重视与提倡，将使我们正视“态度”对于文化品牌建设的重要性，反过来也提供人们从物质性的艺术作品扩延至精神性的艺术追求，最后进入文化意义层面的途径。它不单单只是在艺术或是经济的层面产生价值，更为国家文化软实力的建设起到重要的作用。“工匠精神”的重建，严格地说是价值观如何塑造的问题，也是关于文化型塑的重要课题。

　　中国美术学院院长许江表示：“对于‘工匠精神’，我认为它不是纯技术性的工匠，它还应当有批判的能力，有使命的担当，有哲学的思考，有诗性的品质。所以我们学校，有一个育人的口号，叫‘劳作上手，读书养心’，这就是如何达到‘工匠精神’。我们提倡同学们手不离卷，拳不离手，曲不离口，就是要经常地画，经常地画速写，经常地进行实践。”

　　邵大箴也强调，艺术家除了有功力、有投入，还要培养自己的修养和灵性，就得多读书，不仅是读万卷书、行万里路，还要对生活中的问题敏感，对历史、现实有深刻的了解。“作为艺术家既要有‘工匠精神’，又要有充分的艺术想象力和创造力。‘工匠精神’并不完全涵盖和代表想象力、创造性，艺术的灵性、修养、格调、趣味。艺术家不能满足于只是发挥自我的个性、灵性、想象力、创造性，还要有扎扎实实的功力。我们现在提倡‘工匠精神’要防止片面性，艺术家要有一定的技艺练习强度和投入，还要有灵性、有修养、有品格，两者结合才能体现艺术家的‘工匠精神’。”

艺术家必须是能工巧匠

薛永年

　　美术界一直呼唤大师，但殊少研究大师的成才之路。其实，古往今来的大师级的画家，有些确实出身工匠。近代的中国画大师齐白石，出身木工;明代浙派领军戴进，出身金银首饰工匠;明代吴四家之一的仇英，出身漆工。至于被视为画圣的吴道子，因为颇有“工匠精神”，同样被苏轼称“犹以画工论”。以上画家的成才之路，统统离不开他们秉持的“工匠精神”，另些出身文人的画家，也由于具备了“工匠精神”，才获得真才实诣，不再是名不副实的空头画家。

　　在观念艺术出现之后，靳尚谊等著名画家指出，架上美术和卷轴画是“手艺活”。在我看来，手艺活的特点，不同于观念艺术之处，在于离不开技能，在于心手相应、得心应手，在于匠心高妙和技巧高超的统一，在于有独创，有独特的“绝活”。艺术家既是一定意义上的思想家，又是靠手艺创造艺术世界的造物者。从前一方面而言，艺术家应该是鲁迅期望的“行路的先觉”，从后一方面而言，艺术家又必须是能工巧匠，技进乎道，实现艺术的目的性和规律性一致。

　　从美术史提供的经验看，工匠精神的意蕴，包括几个方面。首先，“工匠精神”是一种忘我投入的献身精神，是一种不怕吃苦的敬业精神。明代仇英作为一个出色的工笔画家，其作品“精工而有士气”，精致工丽，又有文化内涵，这一切靠的都是全身心的投入。董其昌说：“实父(仇英)作画时，耳不闻鼓吹阗骈之声，如隔壁钗钏戒，其术亦近苦矣!”这种精神也就是唐代美术史家张彦远阐述的“全其神而专其一”的精神。

　　其次，“工匠精神”也是一种精益求精的精神，为了追求完美，永远不满足已有成就，不断地变法图新。齐白石就是如此。大家都知道他“衰年变法”，创造“红花墨叶”雅俗共赏的花卉画体格，实际上，“衰年变法”之后，他继续在所擅长的题材方面精益求精，变法不止。他曾题画《虾》说：“余之画虾已经数变，初只略似，一变毕真，再变色分深浅，此三变也。”其后，他进一步删减提炼，夸张变形，在《芋虾》上题道：“余画虾已经四变，此第五变也。”终于实现了“妙在似与不似之间”的出神入化。

　　再者，“工匠精神”还是一种符合规律的创新精神，也是一种放手大胆而不失精微的精神。所谓匠心和所谓绝技，都是出新与法度的统一、真放与精微的统一。拿百代画工供奉的画圣吴道子来说，苏东坡在《书吴道子画后》一文中就称赞吴“出新意于法度之内，寄妙理于豪放之外”。也就是说，吴道子能在符合法度的要求中画出新意，能在豪放不羁的风格之外体现客观的规律。成功的艺术作品，都是严格训练的产物，只有基础扎实，不断精进，方能笔无妄下，收放自如。

　　“工匠精神”与“写意精神”其实不矛盾。近年的中国美术界提倡“写意精神”，有时会批评某些美术作品太刻意求工了，太致力于制作手段了，太以制作的精致掩盖内容的苍白了。但是注重理想表达和内心抒发的写意精神，可以是工致细腻的工笔形态，也可以是豪放概括的写意形态。二者都需要真情实感的发抒，同样需要细节的认真对待，不管是造型、笔墨，还是布置构图，都是“差之一毫、谬之千里”。因此，苏东坡还在观赏《子由新修汝州龙兴寺吴画壁》之后发表感想说：“始知真放本精微，不比狂花生客慧。”只有通过精微的细节，才能保证大智慧的实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