世界艺术史大会： 我们该关注什么

　　“这次大会有一个特别值得注意的现象，就是得到了许多媒体的关注，既有拥有广泛受众的官方媒体，也有各方面的学术媒体和民间媒体，我们原本担心这样一个专业的艺术史大会不会有太多媒体愿意报道。这在中国也是一个新的现象，说明艺术史这样的专业活动正在为媒体所关注，而媒体也希望由此捕捉更多的信息，这些信息不仅是属于艺术史本身的，更是文化的。”第34届世界艺术史大会日前在北京召开，中央美术学院院长范迪安在开幕式上的一席讲话，看似是即时的有感而发，却道出了本次大会的一个突出特点。在此之前，很多人对这样的大会并不熟悉，从艺术史研究本身，到其背后的文化意义，或许正是人们关注的焦点。

　　不限于艺术史 立足于艺术史

　　世界艺术史大会自1873年开始举办，每4年举办一届，此前从未在西方以外的国家举办。在为期5天的大会里，来自43个国家和地区的专家学者从艺术史的各个领域展开专题发言与讨论。虽然中国拥有着悠久的艺术文化传统，但艺术史研究仍然方兴未艾，在国际交往中也不具备话语优势。世界艺术史大会首次在中国，甚至是第一次在亚非拉地区举办，显得恰逢其时。教育部副部长、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第37届大会主席郝平在开幕式上说，艺术史发展到今天，我们所要传递的是包容的声音，倡导的是交流的理念，强调的是共享的价值，这必将启发人们在互联网时代的全球文化语境中，进一步考量人类艺术发展的路径，用历史研究的新观念、新方法、新技术为人类建造未来世界的图景。此次在中国举办世界艺术史大会，为我们借鉴国际上有关艺术史研究与教育方面的经验提供了一个沟通的平台，也是一个让世界更好地了解中国、了解中国艺术的窗口。

　　北京大学教授朱青生是本次大会的积极推动者之一，大会召开前，他当选国际艺术史学会新一任主席。他介绍，本次大会共有来自世界43个国家的1600余位专家、青年学者、在校学生参会并参与了讨论，普通听众参与者近万人次。大会在北京大学与中央美术学院共设立了21个分会场，共近300个学术报告，9个专题报告，6个特设展览，一个为大会专设的书展。大会围绕主题“Terms”(概念：不同历史和不同文化中的艺术和艺术史)展开设置了“语词与概念”“标准与品评”“想象与投射”“欣赏与实用”“自觉与自律”“传统与渊源”“流传与嬗变 ”等分会场议题，有关艺术史的各个方面均有提及，除了传统的艺术史研究、还有对企业艺术收藏行为的研究，绘画与电影关系的研究等等。“媒体与视觉”分会外方主席Asher Frederick也向记者介绍，大会的分会议题并非直接由筹备方指定，而是在所有学者提交论文之后经过分类整合之后再确定下来的。

　　本次大会共收到来自世界各地的稿件1012份，从中经过多次商讨筛选出近300位发言人参会，涵盖艺术史领域的诸多问题。很多话题即便对于非专业人士，听来也颇有意思。如“语词与概念”分会中Frédérique的《食物词汇：美食时代对绘画的描述和思考》将绘画中的一些特定词语用食物作为形容词进行描述，结合当时的图像分析，让人感到十分有趣，被认为是一个值得继续探索的学术新方向;“误解与曲用”分会中，张长虹在《中西艺术的“高处相逢”——对吴冠中石涛解读的再思考》中分析了吴冠中、刘海粟大力推崇石涛蕴含西方现代艺术思想之观点的由来、过程及影响，他认为吴冠中及刘海粟的观点虽然是一种有意的“误读”与“曲用”，但在客观上激发和引导了中国现代艺术的发展;邵彦在“想象与投射”分会中的演讲《“遗情相像，顾望怀愁”：〈洛神赋图〉与宋高宗后宫》通过《洛神赋图》来阐释政治与艺术的关系;沈语冰在此次大会中的发言议题是《中西现代主义绘画的会通之路：塞尚与黄宾虹》，他运用形式主义的分析方法对作品图片进行比较，提出黄宾虹通过对笔触的表现性的追求，开拓了中国画的现代之路，在这点上与塞尚殊途同归。

　　眼界决定思维方法 西方理论仍显强势

　　记者多方采访参会的学者和听众，丰富的议题和多元的视角让参会者收获颇丰。斯坦福大学教授、亚洲艺术史专家文以诚谈到，他曾经在法国参加过一次艺术史大会，当时有高居翰等知名学者到场。而今年这次大会的主办方也组织得很好，设置很人性化，每个人的发言都很精彩，大家交流碰撞出了许多新的想法。关于他的发言《逾墙的视线：17世纪园林艺术中的理论与实践》，文以诚介绍，他是受到大会主席的邀请，得知议题是“园林与庭院”，虽然他并不是专门研究园林或专业的园林设计师，但对于中国传统图像非常感兴趣，例如《西厢记》、《牡丹亭》等，于是他便以此为切入点，既切合了主题又符合了自己的兴趣。担任“园林与庭院”分会青年主席的中央美术学院教师黄小峰认为大会内容包罗万象，让青年学者开阔了视野，讨论的问题角度各异，也很有启发性。“通过此次大会我们对于国际艺术史研究的整体趋势有了更多了解，也看到我们自己的研究与国际学界的相对位置。”中国人民大学艺术学专业的周天宇与中央美术学院艺术史专业的程芊卉在此次大会担任志愿者工作，他们向记者透露，由于本次会议规模庞大，其中牵涉的工作多而细致，比如学者演讲稿翻译、校对、物料准备、现场导引、设备准备、现场学术交传、发言字幕制作、现场字幕播放、演讲者PPT、字幕调试更新衔接、发言计时提醒以及非学术性翻译等。在全程参与的过程中，每个人不仅获得了锻炼，更在日常专业学习之外，直接接触到了国际前沿学术议题。

　　本届艺术史大会的21场分会的发言人中均出现了中国学者的身影，这同样是史无前例的。尽管与会国外学者均对中国学者的发言表示肯定，但中外学者存在的差异也让与会者有明显的感受。中国艺术研究院文化发展战略研究中心林洁在听会过程中发现，中国学者经常套用国外某一理论来解释中国的艺术作品或艺术现象，而国外学者并不采用中国理论作为分析工具，可见当代强势理论资源仍然在西方;中国学者的议题基本上所涉及地理范围就在中国，而国外学者的议题常关注更大的地理空间，或者说是世界性的问题。程芊卉也有类似的感受，中方学者大部分还是卷轴画或者说以古代书画为主，而西方学者的视角大多很新颖，有的侧重于艺术市场，有的侧重于后现代西方艺术研究等。“多元与世界”分会场外方主席Troelenberg Eva给周天宇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作为一位伊斯兰艺术专家，她对每一位发言人的课题都感兴趣，并总会提出一些观念上的与伊斯兰艺术有关的问题，或者由伊斯兰艺术研究所启发的问题，由此思考东西方艺术交流碰撞。“艺术史以及人文学科应该是相通的，学术眼界的开阔对本身专注的领域会有很大启发。”周天宇说。

　　中国文化受关注 这只是一个开始

　　纵观此次艺术史大会，各方都有一个明显而深切的感受，那就是外方学者对于中国文化艺术的关注越来越多，涉及的领域内容也日益广泛。文以诚说到，外国学者介入对中国文化的研究非常有益，而且这应该是当代艺术研究的核心和热点。我们如今的研究不仅仅局限于一段很短暂的时期之内，而是应当把眼光放在一个更全面的视野之下。“在对中国的艺术研究方面，除了我之外还有许多学者在介入研究，比如中国的瓷器在全球的传播等。学术研究已经打破了原来的方式，研究的材料的广度与深度都在提高，这也是当代艺术研究的趋势。” 文以诚说。周天宇认为：“外方学者在东西交流上做的研究越来越多，越来越关注中国艺术及其对西方的影响，但是他们对中国艺术似乎仍然有直观上的隔阂，这也许是我们的外文写作及对外传播工作还需加强。”

　　世界艺术史大会走进中国，外国学者对中国文化的关注如何更加全面、深化，只能说这只是一个开始。必须承认的是，我们的经济发展和外交按下了我们文化传播的按钮，但是文化传播的驱动力需要扎实的研究作为基础，要能够真正对世界文明产生贡献。文化的贡献才是更为恒久的联系世界的纽带，因此自己应该首先做好扎实的学术研究，进行精彩的知识生产，才能自信地与世界进行平等对话。

　　19世纪法国著名文学家福楼拜曾说：“科学与艺术就像不同方向攀登同一座山峰的两个人，在山麓下分手，必将在山顶重逢，共同奔向人类向往的最崇高理想境界——真与美。”艺术在文明中的作用既不同于科学知识，也不同于科学和信仰，艺术史关注人的本体性以及各个生命个体之间的差异性，关注他们的变迁和形式化。我们今天已经不仅仅是在讨论艺术史的国别问题、文化问题，而是同在一个图像世界里，如何跟世界上所有的人建立关系，连同对所有人的古代和现代进行重新联系、重新规划、重新分配及重新观看。

　　“世界正经历着重大的变化，我们过去和现在利用的遗存的图像或物质材料来研究艺术史的做法已经逐渐没落，一个虚拟的世界正在冉冉升起，并且有了重大的发展。这个发展将可能置换世界的景象和人类的关系，我们要在图像时代对艺术史的未来做出评估。”朱青生在闭幕式上这样说道，“我们希望，艺术史不再是语言学和人文科学背后的追随者或装饰品，而是成为能够引领大家走向新图像时代的核心，是能够打开更为广阔、更为灿烂的崭新天地的学问，这就是艺术史新的发展的可能性。重要的不是艺术史研究什么，而是怎么去研究。如何在人类最重要的创造性和知识之间重新建立一座桥梁，这就是现在艺术史应当关注的更为广泛而深刻的命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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