让马克思主义来回答：什么是批判？

陈越 陕西师范大学文学院

　　作为一种产生于近两个世纪之前的思想，马克思主义对于我们的时代还有什么价值？或者说，什么是马克思主义还没有过时的东西？每当有人提出这样的问题，我们通常听到的回答便是：它的批判性。鉴于马克思早已预言“资产阶级的灭亡和无产阶级的胜利是同样不可避免的”（《共产党宣言》），鉴于这个预言迟迟没有实现，善意的人们似乎越来越愿意相信，马克思主义这种像牛虻一样附着于资本主义强大躯体之上的批判性，成了它继续存在的理由。何况，马克思的读者也会发现，如果要找出一个马克思最喜欢的词，一定非“批判”莫属，因为它几乎出现在马克思所有重要著作的标题或副标题中：从《黑格尔法哲学批判》（1843年）直到《哥达纲领批判》（1875年）。

　　然而，批判不是马克思的专利。众所周知，批判的发明权属于马克思所反对的资产阶级——在马克思之前，资产阶级思想家已将批判运用得炉火纯青。《神圣家族》（1844年）的副标题是：“对批判的批判所做的批判”。这说明，在马克思的批判之前至少已有过两个批判：一个是启蒙的“批判”，一个是从康德到青年黑格尔派的“批判的批判”。

　　文学研究者有责任研究“批判”的词源学，因为在大多数西方语言中，“批判”和“批评”是同一个词（只有在英语中逐渐分化出了专指“批评”的criticism，同时继续使用来自法文的critique指“批判”）。上世纪40年代，R.韦勒克的名文《文学批评：名词与概念》（“The term and concept of literary criticism”）开创了这一研究，但由于一些需要另文探讨的原因——包括下面将要谈到的知识上的形式主义，却与一个真正重要的命题失之交臂。这个命题应当是：我们今天所运用的“批判/批评”一词，必须被视为18世纪启蒙时代的产物，而非确立于韦勒克所认定的17世纪（这位博学家提供的多个例句恰好可以证明，17世纪的欧洲人仍然对“批评家和吹毛求疵的人”普遍心存疑忌）。只有启蒙运动，才把这个词不仅从古典语文学研究（如“考证”）的含义中彻底解放出来，而且赋予了它如此普遍、如此正当的价值，正像康德所宣告的——“我们的时代是真正批判的时代，一切都必须经受批判。通常，宗教凭借其神圣性，而立法凭借其权威，想要逃脱批判。但这样一来，它们就激起了对自身的正当的怀疑，并无法要求别人不加伪饰的敬重，理性只会把这种敬重给予那经受得住它的自由而公开的检验的事物”（《纯粹理性批判》第一版序）。什么是康德所说的“一切都必须经受批判”的“一切”？他曾经列举过这些对象：除了宗教和立法，还有科学和艺术。但他认识到，如果批判就是理性的这种无所不及的运用，那么它必须“预先”运用于“一般理性能力”本身。他通过给批判加上这样一个新的对象，使批判本身从此以后只能建立在理性的自我批判或“自我意识”的基础上——直到青年马克思的时代，“批判的批判”成了鲍威尔等人把这种（经过黑格尔发展了的）“自我意识”的精神运动加以神圣化的标签，与“非批判的群众”相对立。

　　“内容胜于辞藻”（《路易·波拿巴的雾月十八日》）。在马克思对“批判”一词近乎迷恋的使用背后，有一个内涵深邃的知识生产过程应当被揭示出来。我认为，这个过程的实质就是：他（和恩格斯一起）对“批判”做了重新发明，或者说，他们发明了一种全新的批判。而他们之所以能够进行这种全新的批判，则需要借助于他们自己发明的一些新概念。正如阿尔都塞对马克思“从抽象上升到具体”的科学方法的阐述（参见《保卫马克思》中“关于唯物辩证法”一文）：任何知识生产，都是运用“一般乙”（概念或理论工具）对“一般甲”（前科学的“抽象”原料）进行“加工”，从而生产出“一般丙”（作为“思维具体”的新的科学认识）的过程。显然，这一过程的新颖性，其认识成果的新颖性，首先取决于作为理论工具的概念的新颖性。

　　“意识形态”就是这样一个新概念。18世纪末，哲学家德斯蒂·德·特拉西发明了这个词的法文形式“idéologie”，用来指他提出的“观念学”。这门观念学充满了启蒙主义对人类理性的信心，试图通过对观念活动的精确分析，来消除人们头脑中的虚假观念，进而消除人们在认识和社会生活中犯错误的可能性。据说，观念学的计划很快就遭到一位政治家——拿破仑的嘲笑和反对，它的意思被颠倒过来，本身成了“虚假观念”的代名词。《德意志意识形态》的作者就是在这个词的贬义语境中开始使用它的，他们用这个词来指“费尔巴哈、布·鲍威尔和施蒂纳所代表的现代德国哲学以及各式各样先知所代表的德国社会主义”，并批判了后者的唯心主义，即相信“观念统治世界”，相信只要对“虚假观念”进行哲学批判，就足以使人们获得解放。他们的结论与此相反：“意识的一切形式和产物不是可以通过精神的批判来消灭的……只有通过实际地推翻这一切唯心主义谬论所由产生的现实的社会关系，才能把它们消灭”。这里就包含了他们赋予ideology这个旧名词的全新意义、他们对“意识形态”这个新概念的真正发明。“意识形态”并不仅仅是“虚假观念”（很多人直到现在还这样误解它的意思）。它之所以是“虚假的”，恰恰因为它是现实的，具有现实的社会关系的基础和物质条件。也就是说，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概念的核心含义，在于从根本上强调一切思想、观念、意识或精神的现实基础和物质条件；这是它在语用学上完全不同于“思想”、“观念”、“意识”或“精神”这些措辞的地方。正因为如此，马克思才又同时把意识形态描述为客观存在的“观念的上层建筑”，帮助我们客观地理解意识形态为什么会是虚假的：这种虚假性不是由于人们头脑中的一时错误而产生的，所以也不可能在头脑中像蜘蛛网一样被轻轻地抹去；它是由社会形态的结构性的不同位置或立场决定的，就好比住在楼上（“上层建筑”）的人永远不可能直接看清楼下（“基础”）发生的事情。这就是马克思为什么要求我们“必须时刻把下面两者区别开来：一种是生产的经济条件方面所发生的……变革，一种是人们借以意识到这个冲突并力求把它克服的……意识形态的形式”（《〈政治经济学批判〉序言》）的原因：因为在这两者之间存在着社会形态的一条结构性的鸿沟：“他们没有意识到这一点，但是他们这样做了”（《资本论》）。揭示这条鸿沟，也就揭示了认识的限度和实践在这个限度之外的存在，在此意义上，马克思和恩格斯继承了康德对“批判”的定义的深刻性。他们的确没有发明“批判”，但他们通过发明意识形态的概念，对“批判”做了重新发明：不同于“批判”、“批判的批判”这一类“同现实的影子所作的哲学斗争”，他们发明了一种对虚假观念赖以产生的现实基础的批判，因而也是一种可以经由“理论掌握群众”而通向“武器的批判”的批判。

　　马克思后来在《资本论》中对“商品拜物教”的批判就是这样。这种典型的虚假观念构成了一切资产阶级经济学和“经济人”意识形态的温床——甚至在马克思对其做出批判之后的一个半世纪以来也仍然如此。这就证明了它并不是产生于意识的一时错误，而是像马克思所分析的那样，产生于劳动产品所采取的商品形式本身，归根到底，产生于迫使劳动产品采取商品形式的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结构；是这个结构的客观存在“用物的形式掩盖了私人劳动的社会性质以及私人劳动者的社会关系，而不是把它们揭示出来”。

　　我之所以特别举出商品拜物教这个例子，原因还在于，马克思通过对它的批判，揭露了资产阶级经济学中的形式主义，也就是用商品价值的抽象而神秘的形式，全面掩盖了劳动和社会生产的实质。值得思考的是，这种经济学中的形式主义，和舍勒所说的康德以来“伦理学中的形式主义”、巴赫金所说的“uedbet全球体育学中的形式主义”，是否分享了共同的历史性和原理性？我只想指出这一类知识上的形式主义与启蒙批判的关系。启蒙运动建立了现代资产阶级领导权的崭新形式：所谓“政教分离”，不仅是国家与教会分离，而且是康德所说的“服从”的领域与“理性的公开运用”的领域相对分离，即政治权力与葛兰西所谓“市民社会的机构”所代表的意识形态权力相对分离——解除了意识形态与政权之间那种直接的、单一的肯定性关系。在此基础上建立的领导权是一种“批判”的权力。从“批判”到“批判的批判”，不仅开辟了“思辨哲学的幻想”（《神圣家族》），而且开辟了一个必定会超越任何特定实质价值的、形式化的意识形态空间。我们可以称之为“批判的形式主义”：“批判的批判的批判……”（其最新形式可能就是德里达所谓“解构之后”的“解解……构”），是一个可以无限延伸的循环，一个需要不断分蘖出新的对立面的镜像形式，一个在“辩证的历险”中重新试探其限度的“批判理性”，一个一贯通过“反体系运动”拓展其疆域的普世体系。无数的“主义”和立场之争，彼此都具有一种“像配偶关系那样的对子关系”（阿尔都塞语），每一方的立场都已经被另一方的立场预先规定了，没有任何一方具有占领并消灭另一方的能力和意志，实际上，它们是被同一种游戏规则——“可以争辩……但是要服从！”的规则（康德《回答这个问题：什么是启蒙？》）——预先规定了。

　　这种批判的形式主义，在作为启蒙“批判”的一个并非独立的方面而兴起的文学“批评”及其后来的学科化形式中，早已深入骨髓。作为现代人文学科的文学及“文论”，为了贯彻这种形式主义，把文学，或文学的“文学性”，甚至于乔纳森·卡勒所谓“文学之外的文学性”，当作一个独立的对象来研究，正像经济学把“经济人”当作一个独立的人格来研究一样。这也许并不是简单的平行类比：由于经济学形式主义更根本地关系到对一个社会“基础”的误认，它也许构成了包括uedbet全球体育学形式主义在内的一切知识上形式主义的“范式”。所以，巴赫金在《uedbet全球体育学中的形式主义方法》中说：“把uedbet全球体育作品看作个人消费品的学说，不论采取如何委婉和理想的形式（艺术的享受、由于认识真理而得到的精神上的满足、怡然自得、艺术上的心醉神迷等等），马克思主义是完全不能接受的，因为这种理论与意识形态现象的特殊的社会性质是不符合的。不论这些理论所提供的公式是多么高深和精致，它们最终总是建立在粗俗的享乐主义基础上的。……这是形式主义方法所无法避免的。”实际上，如果像马克思说的那样，一个物可以是使用价值而不是价值，但没有任何物可以是价值而不是使用物；而现代资产阶级美学和批评“把劳动产品的使用价值抽去”，即“抽去”其“有用性”（utility，或译为功利性）而幻想出某种“无功利的”价值，那么我们是否可以认为：这种形式主义无非是一种伪装了的商品拜物教？

　　与此相反，“马克思主义批评”——无论是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关于文学的粗略谈论，还是西方马克思主义精致的学术话语；无论是第二国际或苏联式的教条主义批评，还是任何一种自称带有马克思主义血统的理论……都有一个共同的标记，使之区别于同时代建立的文学及“文论”学科。这个标记就是：它们拒不接受文学作为知识对象的独立性。我们不能把这仅仅当作一个有趣的发现，因为正如特里·伊格尔顿所告诫的，把马克思主义称作一门“学科”是“有点危险的”（《马克思主义与文学批评》）。马克思主义把文学理解为社会“精神生产”的产品和“意识形态的形式”，这意味着把文学放回到自然史和人类史的统一中，放回到社会结构和生产关系中，放回到历史的阶级斗争中，放回到意识形态的领导权较量中，以一种彻底地基于人类生产活动的历史观，抵制形式主义和商品拜物教的文学观及批评观。由此看来——当然我们也可以从其对待哲学、历史、经济、政治等的态度中得出相似的推论——马克思主义是一种与现代知识体系根本不同的知识吗？

　　也许应该暂时在这个推论的边界上止步，因为这一点并没有明白无误地写在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中。但它的确在这些文本的字里行间留下了线索，例如在《德意志意识形态》的一段删去的文字里写道：“我们仅仅知道一门唯一的科学，即历史科学……”。就像康德的批判是要为“未来形而上学”奠基，马克思通过“政治经济学批判”来批判资本主义生产方式，是否也只是一次“人体解剖”（《〈政治经济学批判〉导言》）的实验，旨在为这门“历史科学”奠基呢？不管怎么说，在一个知识生产过程中，进而在一种知识革命的可能性中去理解马克思的“批判”，只是为了寻找打开未来的一种方式。

新的时代状况需要处理新的经验与感觉方式

赵志勇 中央戏剧学院戏文系

　　前阵子和一位友人一起看了德国、法国、比利时合拍的传记片《青年马克思》，影片将马克思和恩格斯的相遇、相知作为主要叙事线索，以马、恩改组“正义者同盟”的斗争为高潮，展现了两位革命导师青年时代的成长历程。这部制作精良、主题思想积极深刻的作品有着相当强的艺术感染力。然而，看完之后，同行的朋友有这样的评价：“我觉得用这种传统现实主义的方式来拍马克思的传记有点可惜，如果用文献剧的方式来处理，主题可能讲得更透彻，也更能回应我们这个时代大家对很多社会现实问题的思考。”

　　这位朋友大学学的是计算机专业，典型的“理工男”。他的艺术审美养成则主要源于自幼学钢琴所接受的古典音乐训练。而他所谓的“文献剧”，是上个世纪60年代开始在德国蓬勃发展的一种新的剧场创作形式，它放弃了情节编织和人物性格塑造等传统的戏剧手法，将记录真实事件的档案文献、法庭证词、采访记录等资料和素材直接搬上舞台。这些年，文献剧和其他一些新锐的剧场形式开始被中国戏剧创作者所采用，也渐为一些戏剧观众所熟知。这里无意讨论这些新的剧场形式，但友人的uedbet让所有玩家提款所引发的一些思考，却足以作为契机，令我去思考一个理论问题：马克思主义的uedbet全球体育理论是否应该，以及如何处理新的时代状况所带来的新经验和感觉方式。

　　众所周知，革命导师马克思和恩格斯并没有专门就文学艺术的问题展开系统的论述，而仅仅是在其论著及与同时代人的通信中发表过一些关于uedbet全球体育创作问题的观点。这些观点片段而零星，但却因其深刻的洞见而受到后人重视。后世的uedbet全球体育理论研究者在这些论述的基础上，逐步系统地发展出一套马克思主义的uedbet全球体育理论。这套理论主要的特点，也是它最大的价值和贡献，在于把一种马克思主义的唯物史观引入uedbet全球体育创作、鉴赏和批评的领域，让我们得以反思和清理艺术领域中一切小资产阶级狂想和传统形而上学世界观的残余，更加冷静地思考和呈现人与世界之间关系的面貌。迄今为止，它仍然是我们思考和处理艺术问题最科学、最有力的一种理论武器。

　　然而，我们也不得不承认，马、恩毕竟不是专门的文学艺术研究者、实践者。作为那个时代受过良好教育的德国市民阶级中的佼佼者，他们的艺术鉴赏力优雅、精细，能将微妙细腻的心灵感受与深刻入微的理性分析融为一体。但他们的艺术品味也或多或少难免于一般德国市民阶级的保守特征。所谓保守，倒不是说他们的思想观念和意识形态落后，而是体现在他们的审美经验和标准比较狭隘，他们所熟知和推崇的不过是古希腊艺术，以及莎士比亚、歌德和巴尔扎克等经典作家作品，这是德国市民阶级文化教养所赋予的标准审美趣味。对于他们所处时代正在兴起，即将彻底改变我们的文化地形图的现代文学和艺术，他们还没有机会去注意其产生和发展。当然，我们不能苛求他们为自身所处时代和背景带来的局限负责，但后世如不对他们理论存在的这种局限有清醒认识的话，则很可能把这套理论发展成一套粗暴、狭隘而僵化的教条。

　　在马克思主义uedbet全球体育理论批评史上，这种教条化的教训不胜枚举。把若干经典论断教条化，从一种保守僵化的审美趣味出发，对新的艺术实践进行攻击也是屡见不鲜。涉及卢卡契和布莱希特的“表现主义论争”就是其中的一个典型案例。在这场论争中，马克思主义的正统uedbet全球体育理论家格奥尔格·卢卡契对20世纪初繁荣一时的表现主义艺术进行了全盘否定，引起轩然大波。而之后受他影响的一些uedbet让所有玩家提款者进一步对表现主义艺术从政治上进行批判，为其贴上了“资产阶级颓废艺术”的标签，这种政治批判与30年代斯大林的政治清洗结合在一起，一时间令社会主义阵营内有表现主义背景的艺术家人人自危，纷纷出面自辩，极力表明自己其实是真正的现实主义者。

　　今天看来，这样的uedbet全球体育批评实践无疑是荒谬的。马克思主义的唯物史观并不必然等同于，也无须等同于传统的现实主义创作方法。艺术家在创作的过程中完全有权进行创作观念和形式的大胆探索。现代主义的艺术尝试有的通向了颓废和堕落，如意大利未来主义和德国表现主义运动中的一部分人，但也有很多人吹响了社会主义革命的号角，如十月革命时期活跃的现代主义艺术家梅耶荷德、爱森斯坦等等；而从经典的现实主义创作方法出发，有人走向了为无产阶级的解放事业鼓与呼，如高尔基，也有人在作品中仅仅表现了资产阶级没落衰亡的颓废挽歌，卢卡契本人无比推崇的托马斯·曼就是如此。把是否符合经典现实主义的创作原则当作衡量作品艺术价值高低和政治立场对错的标准，这是极不科学的。这样的批评实践体现了批评者自身狭隘保守的美学观念。对此布莱希特有过辛辣的批评，他说：“把现实主义看作一个形式问题，把它同一种，唯一的一种（而且是一种旧的）形式联系在一起，那就等于给它做绝育手术。”1

　　在艺术创作中，思想和形式这两个层面尽管密切相关，但绝不能被混为一谈。以表现主义为手法的很多现代主义者在思想观念上并没有摆脱小资产阶级的局限，从而只能在现实中走向颓废甚至反动，但是他们在艺术上确实提供了一种对世界的全新感知方式。与这样一种感知方式紧密相连的审美形式被布莱希特征用并加以发展，成为他从马克思主义历史唯物史观出发剖析现实最重要的舞台实践方案。在谈论表现主义艺术的时候，卢卡契声称表现主义“在帝国主义资产阶级思想意识走向堕落中，他们是不加批判地，毫无反抗地共同参与的，甚至有一时期还是它的先锋”2。这当然是一种盲目的政治批判。倘若卢卡契此时能知晓他所钟爱的托马斯·曼在二战结束前和美国中央情报局同流合污，出卖旅美德国流亡者中的共产党人和社会主义者的劣迹的话，恐怕他也不会如此仓促武断地给表现主义艺术做政治鉴定。

　　在某些“正统理论家”的推波助澜之下，十月革命时期曾爆发过巨大能量的苏维埃前卫艺术渐渐被历史的尘埃掩埋，而某种程度上延续了十月革命前资产阶级保守趣味的斯坦尼表演方法，则成为舞台艺术的独尊。“布莱希特曾将这一现象称为文化上的反动复辟”3。而后来的某些正统批评家在谈及梅耶荷德为代表的先锋艺术家被斯坦尼斯拉夫斯基学派所取代这一事实时，则认为梅耶荷德被冷落是因为苏维埃新时代的戏剧观众，那些由拖拉机手、集体农庄庄员、矿工、企业工人、挤奶女工、飞行员、机关职员和商业职员所构成的“新型的苏维埃知识分子”根本不懂他的舞台艺术，而斯坦尼斯拉夫斯基这个“从来不是党员，自革命以来也没有改变过他的基本原则”的艺术家之所以受欢迎，是“因为他把资产阶级文化中一种最纯洁的价值完美地带到社会主义文化中来，这样的遗产在这里非常受人重视”4。

　　今天再读这些历史文献，无疑是令人感慨的。反思社会主义革命的历史，文化的革命或许是这一推翻旧社会、创造新世界的伟大实践中最艰苦、最漫长的一环。对旧的国家机器和政治经济体制的改造可以通过暴力革命和社会主义改造来实现，而文化的革命可能需要几代人的努力才能逐渐改变人们的情感结构和认知方式。

　　事实上，同半个多世纪前摆脱封建专制只有二三十年时间的俄国民众相比，生活在今天的我们，会有着截然不同的生活经验和感知方式。资本主义全球化的深入发展，后工业时代媒体和互联网的巨大变革，不仅深刻改变了我们与现实世界发生关系的方式，也塑造了现实本身。面对这一前所未有的变局，艺术家的表达、呈现和思考方式已无法满足于仅仅征用传统的艺术形式和手段。而从事艺术理论和批评工作的人面对不断革新的艺术表现形式，乃至艺术媒介本身，保持一种包容、开放的心态恐怕是至关重要的。

　　让我们再回到开篇的那个话题吧。在今天这个时代，究竟应该如何去讲述一个青年马克思的故事？我们当然可以采用一种传统封闭式的叙事策略，让马克思和他的战友们以高贵、热诚的19世纪思想探索者的形象登场。但如果我们突破这种现实主义叙事的束缚，在青年马克思的思想探索与当代年轻人的遭遇、困境之间建立直接联系，又有何不可呢？如果我们今天纪念马克思是因为他思想的当下性的话，那么后一种叙事策略的选择难道不是更加有效么？而为了实现这一目标，艺术家在转化经验的时候所调动的各种形式手法当然也具有艺术和政治上的合法性。

　　2018年7月30日于柏林

　　1 贝尔托特·布莱希特：《反驳卢卡契的笔记》，张黎编选：《表现主义论争》，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1992年，第283页。

　　2 转引自恩斯特·布洛赫：《关于表现主义的讨论》，《表现主义论争》，第137页。

　　3 参看Stephen Parker，Bertolt Brecht: A Literary Life. London：Bloomsbury, 2015.

　　4 贝拉·巴拉日：《梅耶荷德与斯坦尼斯拉夫斯基》，《表现主义论争》，第89页。

马克思主义uedbet全球体育批评“缺”什么？

鲁太光 中国艺术研究院马克思主义uedbet全球体育理论研究所

　　马克思主义uedbet全球体育批评“缺”什么？

　　在我看来，“缺”的是形式批评。

　　这并不是说马克思主义创始人不重视“形式方法”，他们关于uedbet全球体育的论述中没有“形式”分析，情况可能相反。马克思、恩格斯在对拉萨尔的剧本《弗兰茨·冯·济金根》进行批评时，就不止一次谈到“形式”的重要性。比如，他们不约而同提到的“莎士比亚化”和“席勒式”的问题，不约而同地对拉萨尔的“性格描写”不满意，他们也都谈到了剧本的语言问题。在短短的文字中，马克思、恩格斯就对“形式”提出了如此多的意见，可见他们对这个问题的重视。不仅如此，他们还从理论上论证了文学艺术作为社会意识之一种的特殊性，论证了“形式”之于文学艺术的重要性。在《经济学手稿（1857—1858年）》中，马克思曾区分过人类把握世界的两种方式——理论的方式与实践精神的方式，指出与理论的方式不同，实践精神不是以“思辨的方式”“把直观和表象”加工成“概念”，而是在精神领域中对所反映的现实进行实际改造，这种改造经由想象或幻想而达成，其结果是创造出（以纯精神的方式）新“现实”——宗教或uedbet全球体育。1正是由于把握世界方式的特殊性，决定了作为社会意识之一种的文学艺术的特殊性，决定了uedbet全球体育家的“主观性”是艺术价值的重要来源之一，而这种“主观性”则往往实现在文学艺术的“形式”之中。

　　但是，在看到“形式方法”在马克思主义uedbet全球体育批评中所处重要地位的同时，也必须承认，受精力所限，马克思主义创始人没有留下一部完整的文学理论著作，没有留下一篇以“形式方法”研究uedbet全球体育的文章，相关论述，只是以散金碎玉的方式散落在其著作中。后来的研究者，为了回应马克思主义uedbet全球体育理论不成体系的论点，忙于构建马克思主义的uedbet全球体育理论或美学体系，而在这一过程中，却较少从uedbet全球体育批评的角度入手探讨“形式方法”。经历了80年代以来的uedbet全球体育流变，我们越来越意识到“形式方法”之于马克思主义uedbet全球体育批评的重要性，意识到这是马克思主义uedbet全球体育批评确立自身科学性，从而超越其他一切批评的重要依据和力量来源。历史上，马克思主义uedbet全球体育批评之所以一再发生公式化、概念化和庸俗社会学等问题，原因之一就在于“形式”研究的不足。正是基于上述理由，笔者才讨论马克思主义uedbet全球体育批评“缺”什么的问题，意在引起研究界的注意，而笔者也愿意从语言、人物、空间、文体四个方面入手，谈谈自己的思考，抛砖引玉。

　　著名作家汪曾祺有个说法：写小说就是写语言。这个说法或许过头了，但如果退一步，说文学是语言的艺术，大概谁也不会反对。对语言问题，马克思主义创始人亦十分重视。上文提到，在给拉萨尔的信中，马、恩就分别对其剧本的语言问题提出了极有见地的意见。实际上，他们还在更高的层次上探讨过这个问题。在与马克思讨论《资本论》翻译问题的信中，恩格斯对用“优雅的法语”翻译《资本论》中工厂立法这一章极为不满，因为“力量、活力、生命力——通通见鬼去了”。恩格斯进而批评那些“平庸的作家”，“为了能够用某种优雅的形式来表达自己的思想，是不惜阉割语言的。”2笔者以为，恩格斯虽然谈的是翻译中的语言问题，但其有效性并不局限于翻译，而是对一切uedbet全球体育创作都有示范意义，即怎样的“语言”才能展示出文学艺术的“力量、活力、生命力”？马、恩曾多次谈到uedbet全球体育的讽刺、浪漫、现实等风格，由此也不可避免地谈到这些不同的风格与语言之间的关系——这是马克思主义uedbet全球体育批评应该关注的又一个语言方面的问题。再联系到马克思主义创始人，尤其是马克思，本身就是语言大师，经常引用文学经典，行文风生水起，极具文学性。由此，我们可以追索马克思的语言理想及这一理想对创作、批评的参考意义。最后，马、恩是在实践中发展自己学说的，因而，他们绝不会为语言而语言，而是十分重视语言与实践的关系。那么问题随之而来：他们是如何看待文学艺术语言与现实生活语言的关系的？如何看待这两种语言之间的“转译”的？对这个问题的回答，必然将马克思主义uedbet全球体育批评中的语言问题引向一个新境地。

　　马克思主义uedbet全球体育批评必须直面的另一个问题是人物/形象问题。马、恩不止一次提到这个问题，即“典型人物”问题。遗憾的是，他们没有对何为典型人物进行比较深入的理论探讨，因而几乎使这一问题成了马克思主义uedbet全球体育理论中的斯芬克斯之谜。但这绝非意味着我们就应该在这个问题面前止步。或许我们并不能找到一个“标准答案”——我们甚至并不需要这样的“标准答案”，但无论如何，对这个问题的重视却一定会使我们越来越靠近文学艺术的核心地带，因为，形象，人物形象，是作家创作的关键载体，也是作家与读者、世界交流的核心纽带。因此，如何通过研究使马克思主义创始人关于人物/形象的论述整体化、理论化，迫在眉睫。不止于此，我们更应该沿着马、恩所开辟的这条人物/形象之路向高远处、深细处挖掘。比如，马、恩高度评价巴尔扎克及其作品，那么，我们是否可以这样追问：巴尔扎克是怎样塑造人物的？对我们有何启示？笔者阅读巴尔扎克作品的一个印象是，他特别喜欢把人物比作动物，那么，我们是否可以这样追问：这是作家有意为之吗？这样的写法有什么深意？如果我们知道，巴尔扎克在《人间喜剧》前言中曾言明自己之所以构思、写作这部作品，“念头来自人类和动物界之间进行的一番比较”，相信我们会从他笔下的人物/动物身上体会到更多的意味。这样的情况并非只限于巴尔扎克，因而，沿着这样的路径探索下去，一定会有所收获。

　　在马、恩的论述中，人物与环境是一对密不可分的概念，因而继人物之后，环境是笔者感兴趣的又一问题。在马、恩那里，“典型环境”至少包含两层意思：一是小说主要人物与环绕其周边的人物要相衬，只有这样，小说呈现给我们的画面才是完整的、有活力的。以塞万提斯的《堂吉诃德》为例，如果在堂吉诃德这位疯癫骑士身边转悠的不是桑丘这样一位精明小气的仆人，就像在他的瘦马旁边转悠的不是桑丘的小毛驴一样，则这部伟大作品将不知逊色多少。从此前进一步，马、恩关于典型环境的另一要求也浮现出来，即小说人物，或者说，通过人物活动所反映出来的环境（社会关系）要与现实相衬，要符合历史真实。当然，这绝不是说文学艺术要摹写现实。马、恩之所以批评拉萨尔、敏·考茨基、玛·哈克奈斯，一个重要原因就是他们呆板地理解、摹写现实，因而使作品理念大于形象，论说大于描写。更进一步说，马、恩之所以强调环境的典型性，强调历史具体性，既是出于艺术要求，也是出于政治要求。因为文学艺术中的历史具体性演绎着社会力量和现实利益活生生的发展——这是对现实最好的解说与评判。

　　沿着“典型环境”更进一步，我们就会进入“空间诗学”的领地。笔者以为，这也是马克思主义uedbet全球体育批评应该深入的领地之一。资本对人类社会的改造是空前的，不仅在物质领域如此，精神领域也是毫不逊色。由于这无远弗届的改造，不仅我们工作、生活的微观空间被改变了，就是海洋和天空、大陆和大洲也被改变了，甚至连时间也被改变了。相应的，我们的眼睛和耳朵、嘴巴和鼻子，我们的感觉器官，以至我们的心理和生理，即我们感知、把握世界的方式也变了。由此，对空间诗学的研究，对文学艺术作品中空间的研究，不仅能丰富我们对历史的认识，也能丰富我们对文学艺术的认识。以巴尔扎克的《高老头》为例，小说以年轻大学生拉斯蒂涅的足迹为我们串联起了一个个有意味的社会“空间”——从伏盖公寓等次分明的客房到资产阶级小姐的闺房，从贵族太太的客厅到声色犬马的剧院，再到告密者的花园，甚至那些更私密的剧院包厢、马车车厢等。不同的空间有不同的人物、表情、话语、情感，有不同的“戏剧”。把这些空间有机组合起来，我们不仅会看清资本上升、贵族失意的大戏是怎样上演怎样落幕的，也会看清人心是怎样纠结怎样浮沉怎样冰冷怎样死去的，还会预览这出大戏的续集。

　　对空间诗学的研究当然不止于此，不止于具体作家作品的研究，而且还应该发展到uedbet全球体育史的研究中去。比如，一个简单的问题：为什么历史上，尤其19世纪，现实主义小说中空间如此丰富，而我们今天的文学中空间却越来越逼仄？相信只要对这个问题进行简单追索，我们对米兰·昆德拉的如下论述就会有更深刻的理解：在塞万提斯那里，当堂吉诃德远游的时候，他面对的是“宽阔敞开的世界”；到了巴尔扎克，“远景像现代楼房后面的景色，它消失了，而那楼房则是社会机构：警察、法院、金融与罪恶的世界、军队、国家”；“再往后，艾玛·包法利的视线缩小到如同一块围墙内的地方”，“已失去的外部世界的无限被灵魂的无限所取代”；而到了卡夫卡那里，到了他的K那里，他们甚至不能像“艾玛·包法利那样去梦想”，因为这时，“灵魂的无限，假如曾经有，也已变成人的几乎无用的阑尾。”3这种现实空间无限扩大与灵魂空间无限缩微之间的矛盾，多耐人寻味呀！

　　马克思主义uedbet全球体育批评既涉及语言、人物、环境等具体的形式问题，也涉及体裁、风格等相对抽象的形式问题，而文体的变迁或竞争，以及其中包含的历史与美学信息，是我感兴趣的又一个问题。马克思关于古希腊艺术（神话）在某种意义上乃是“范本”的说法，关于中世纪“半艺术性质的手工”的论述，关于资本主义上升期没落贵族的写作“半是挽歌，半是谤文”的论述，关于资本主义生产“同某些精神生产部门如诗歌和艺术相敌对”的论述，就包含着文体更替或“竞争”的信息。我们当然没有忘记马克思关于艺术的一定繁盛时期“决不是同社会的一般发展成比例的”4的论述，但我们同样必须意识到，如果把文学艺术发展进程同客观世界发展进程统一起来考察，就会发现“艺术创作的内容和形式不是什么既成不变、僵固不化的，而是随着物质世界和人类社会的发展而发展和变化的”5。在这一视野内，文体问题及其包含的丰富信息就显现出来。比如，为什么19世纪批判现实主义成为西方文学的主流？小说，尤其是长篇小说成为优势文体？具体到当下，我们可以追问这样的问题：网络文学、新媒体艺术、非虚构、科幻文学、新武侠等新艺术形式的出现到底意味着什么？如果再给它们找一个对立面——纯文学，则这个问题就更有意思了。我们可以问：为什么在网络文学尚未摆脱资本操控仍处于“准文学”状态时，却在纯文学面前表现出如此蓬勃乃至野蛮的生命力，表现出如此强大乃至粗鄙的自信？不对这样的问题进行回答，我们的uedbet全球体育批评很难说合格。而这正是马克思主义uedbet全球体育批评的优势所在。

　　类似的问题还有不少，但限于见识和精力，只能到此为止了。

　　1 M.C.卡冈主编：《马克思主义美学史》，汤侠生译，北京大学出版社，1987年，第30-31页。

　　2 里夫希茨编：《马克思恩格斯论艺术》第一卷，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2年，第92页。

　　3 米兰·昆德拉：《小说的艺术》，三联书店，1992年，第6-8页。

　　4 里夫希茨编：《马克思恩格斯论艺术》第一卷，第149页。

　　5 乔·米·弗里德连杰尔：《马克思恩格斯和文学问题》，上海译文出版社，1984年，第126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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