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引论

　　长久以来，神经科学关于脑内状态的描述常被认为存在“哲学”上的问题。究其原因，大抵有二：其一是还原论问题，经过奎因(W.V.O.Quine)、塞拉斯(W.Sellars)、戴维森(D.Davison)以及罗蒂(R.Rorty)等人的批判，人们很少再将因果刺激作为证成概念或知识的依据，而神经科学关于脑内状态的描述似乎提供了一种新形式的感觉刺激，试图以之作为新的知识起点；其二，神经科学仅提供关于事实的描述，而哲学要求的则是“解释”，这里实际上暗含着塞拉斯所谓的“自然的逻辑空间”和“概念的逻辑空间”，或埃德尔曼(G.Edelman)所谓的“科学空间”和“价值空间”两类空间的分裂，神经科学的研究成果至多只是关于自然事实的报告，而其中为何蕴含或从中如何发展出价值领域则是一个需要进一步深究的问题。

　　尽管存在上述问题，运用神经科学的新进展来研究哲学问题的尝试从未停止。例如，埃德尔曼曾指出奎因的“自然化的认识论”已经过时，奎因认为经验刺激仅能在一个概念系统的外部边缘作用于内部，埃德尔曼不满于奎因仅停留于皮肤和感官层面，他指出奎因受限于当时科学发展的情况，而如今我们获得的关于脑的更为丰富的知识已经能使得我们能够“考虑范围更广泛的交互——大脑、身体和环境之间的互动”。[1]这一“范围更广泛”的思量不仅扩充了关于脑的神经科学研究的思路，亦有助于重新思考相关的哲学论题，我们也可借机探究神经科学和哲学结合的新可能。

　　本文拟借助对新近发展出的“神经实用主义”思想的介绍和讨论来探究神经科学和哲学相结合的一种具体的进路，并借此说明证成自然的逻辑空间和概念的逻辑空间之间不可分性、互动性的另一种思路。该思路的主要捍卫者舒克(J.Shook)和绍伊莫希(T.Solymosi)区分了“实用主义神经哲学”(pragmatist neurophilosophy)和“神经实用主义”(Neuropragmatism)两个概念，前者尤指基于认知科学和脑科学的相关研究而为实用主义的核心论题做出辩护，后者则指科学的证据不仅被用来证成实用主义观点，它自身是神经哲学中一个独立的论域。[2]故而，神经实用主义与已有的将认知科学和脑科学的相关研究运用于哲学的研究不同，它不仅尤为关注于运用科学的证据证成实用主义的观点，它还有着自己独特的论题，这些论题使之成为一个独立的研究方向，它因此也能为实用主义带来实质的发展。

　　本文第二节将探究神经科学和实用主义可能结合的原因；第三节讨论神经实用主义的主要论题；在第四节中，笔者将主要讨论神经实用主义给实用主义带来了怎样的发展；第五节则会简要讨论神经实用主义的研究现状和一些不足之处。作为一种新兴理论，神经实用主义存在两方面不足：其一，未能紧密结合起神经科学和实用主义；其二，未能建立起自己的理论内核。笔者认为，要克服上述两点不足，神经实用主义应该把“神经实用主义是一种关于自然、人文、科学的综合理论”这一论题视为核心论题，以此实现自然的世界观和文化的世界观、自然的逻辑空间和概念的逻辑空间的融合。

　　二、神经科学和实用主义的汇通

　　或许谈论“神经实用主义”并不会令人感到十分奇怪，因为古典实用主义者往往借助生理学或生物学上的知识来进行哲学上的讨论，例如詹姆斯和杜威早期都曾出版过心理学上的著作，而当时(尤其是19世纪60年代到90年代间)心理学的研究和生理学关于机体的研究密不可分。[3]杜威哲学亦受到达尔文进化论的影响。[4]古典实用主义可以被视为美国最早的一批认知科学家。([2]，p.1)这些事实说明实用主义与神经科学自始便有着密切关系。

　　在神经科学的研究上，一些学者也认识到脑内的皮层结构、功能、区域间的连接情况等与主体应对环境的活动有着密切关系。例如，埃德尔曼认为大脑是被嵌入在人体中的，而人体是被嵌入自然中的，脑内的情况无可避免地与人体应对自然的活动密切相关，并因此同样受制于达尔文进化论。([1]，p.6)诺伊(A. )、[5]本尼特(M.R.Bennett)和哈克(P.M.S.Hacker)[6]等人认为，我们应该把人(person)而非人脑这样的亚人(subperson)作为研究的基本单位，这便意味着人的行动及其脑内的活动都是次一级的，它们均只是人之有联系的两个面向。如此一来，脑内状态与外在于脑的活动脉脉相通，通过行动来理解脑内状态使得我们有可能引入实用主义的相关观点来做出解释。此外，迪昂(S.Dehaene)还提出“神经元文化”的理论，认为我们的文化活动可以投射到相关的神经网络之上。[7]故而，脑内的状态不仅与在自然中的活动有关，还与文化活动密不可分。神经科学和实用主义之间的关系或许要比我们原先认为的要亲近许多。

　　约翰逊(M.Johnson)总结了实用主义和神经科学共有的五个主题，这些主题能够帮助我们具体地理解实用主义和神经科学何以可能汇通。[8]第一个主题是，两者均把机体—环境间的相互作用理解为活动的内容。杜威曾经指出：

　　“最首要和重要的思想是生命在环境中延续；不仅是在环境中，而且还因为环境，借助与环境的互动而延续生命。没有生物仅栖居在皮层之下；生物的皮下组织表现的是它与它之外的身体架构的关系，对它来说，为了生存，它必须通过适应、防卫以及征服等方式来调整自身……生物的生涯和命运与其同环境间的交互作用密切相关。”[9]

　　故而，皮下组织(包括脑内的神经状态)受制于机体适应环境的活动。这一主题直接导向了第二个主题，即经验的连续性。

　　经验的“连续性”体现在对“情境”概念的理解，机体应对自然的活动涉及到诸多具体的情形，因此任何判断都不是在孤立的情况下做出的，我们必须在一个整体的语境下做出判断，这一整体的语境即我们所谓的情境。根据第一个主题，皮下组织的形成和表现亦和环境有关，而人之环境包括自然环境和文化环境，人类的皮下组织(尤其是脑内的神经状态)因而受到内涵更为丰富的环境，即情境的影响。因为生物的皮下组织均受制于情境，并且做出判断也需要考虑情境，这些认识从侧面说明了低阶经验和高阶经验(例如动物经验和人的经验，感觉经验和文化经验)之间的连续性。

　　第三个主题是，两者均反对二元论。由于经验是连续的，脑内状态、应对环境的活动以及在特定情境下做出的判断之间也是连续的，故不存在对象和概念、本质和表象等笛卡尔式的二元论；关于对象的概念是在历史活动中慢慢形成的，概念和对象之间始终处于互动的关系之中，因此两者之间并不存在本体上的二元对立；表象也不具有一个超然不变的本质，本质只是活动中一种稳定的状态，但这并不意味着本质是不可变的，故而也不存在本质和表象之间静态的二元对立。神经科学实际上是以接受进化论的方式来反对二元论，一方面，进化论促使我们认识到不存在二元论所设立的种种概念上的分裂；另一方面，进化论也应该使人们认识到我们目前所“钟爱”的二元论也是出于选择的结果，它们亦服务于进化的目的，二元论在人类的文化或自然的发展中曾起到特定的作用；如今放弃二元论也是进化的结果，是服务于我们当下一些理论上或其他目的的结果。进化论于是不单指生物进化论，它还被表述为神经进化论、文化进化论等形式，而其中的依据则在于经验的连续性。经验的连续性暗示着断言和皮下组织一样，需要考虑它需要“适应”的情境，因而断言和皮下组织的具体表现形式一样体现着它与情境间的密切关系。情境包含自然环境和文化环境，脑内状态和断言受制于两种环境意味着自然的因素和文化因素势必处于复杂的互动状态之中——这一认识导向了余下的两个主题，而进化论亦在这一互动中获得更为广泛的运用场景。事实上，进化论早已被运用或发展为社会达尔文主义、进化心理学、神经达尔文主义，以及借助遗传学和分子生物学的一些发展而架构起的现代达尔文主义等新形态。

　　第四和第五个主题是，两者均强调理(reason)与情(emotion)的交互性，强调对还原论的“多层次”解释。“情”主要指需求和欲望，这是生物所共有的。神经科学研究发现，脑部内情感的反应模式相应于推理的方式，反之，推理的方式也影响到脑内情感的反应模式。神经科学在通过描述脑内的相关反应模式来对推理做出解释时，它所做的并不是以将推理翻译为科学语言或还原为脑内刺激的方式进行，而是把推理还原为相应的神经刺激模式，但这只是还原论式的解释的一个层次；我们同时需要认识到，之所以能做出这样的神经学的解释乃是因为脑内的神经模式亦受到外在于脑的环境(包括推理)的影响，这一步对脑内的神经模式做出了另一层次的还原的解释。还原的解释实际上是一个动态的循环的多层解释模式。因而，脑内的神经元模式(例如情感模式)和脑外的“理”是相互影响、相互还原的。

　　总结来说，笔者认为神经科学和实用主义可能结合的关键要点在于，基于生物的机体和神经系统的目的在于维持生命，认知离不开身体语境，而认知也和生物的生存目的以及环境密不可分等事实，借助生物应对环境的活动来解释脑内的神经模式和形成的相应概念和判断；由于脑内神经模式和我们概念性的认知有着相同的源头，遵循着相同的进化逻辑，因而不同层次的经验以及经验和概念之间都是连续的。进一步地，我们可以推测神经实用主义也有可能连贯起自然空间和概念空间，连贯起神经科学带来的科学世界观和实用主义带来的人文世界观。神经科学和实用主义的结合不仅可能，而且寓意深远。

　　三、神经实用主义的主要论题

　　舒克和绍伊莫希认为，“神经哲学实用主义或神经实用主义是以科学的方式来处理认知、知识、心身关系、能动性、社会化以及从这些基本问题中衍生出的进一步问题”[10]。因此，神经实用主义需要借助神经科学方面的发展来促使我们重新以实用主义的方式思考问题。

　　舒克和绍伊莫希总结出了神经实用主义的十二个论题，前三个论题基于生物学和人类学的知识，这三个论题也是笔者在上一节中提及的神经科学和实用主义之所以能结合的前提，即(1)生物的机体和神经系统的目的在于维持生命；(2)认知离不开身体语境；(3)人类认知起初也与其生存的目的和环境密不可分。([10]，pp.6-7)

　　前三个论题是在生物学和人类学这一更为广泛的范围内为神经科学和实用主义寻得的结合依据，第四到第七个论题则直接出自行为科学和脑科学的相关研究：(4)认知系统是动态地适应机体—环境间的反应的；(5)脑的内部连接也会随着环境的变化而变化，以便能够更好地采取行动；(6)复杂的认知过程体现着脑能够高效应对环境的变化，获得较好的效果；(7)人类智力有着出于某一目标而合作的特征，此中的目标是社会性的，脑内的机制也应该服务于达成这一社会性的目标。([10]，p.7)在笔者看来，这四个论题可以从前三个论题中直接导出。因为(1)和(2)而有(4)、(5)和(6)；因为人所栖居的环境不仅包含自然环境，也包括人文环境，所以从(3)中可以得出(7)。尤为需要注意的是一个已经近乎老生常谈的要点，即自然环境和人文环境之间也存在着连续性。脑部的神经元连接模式既是适应自然环境的结果，也服务于社会性的目标；人之智力成分中的合作特征既源自应对环境的要求，亦导向了社会性；团结与协作从自然中来，体现在脑中，为人文勾画了底蕴。于是，神经实用主义可以获得一种关于自然、人文、科学的综合理论图景。笔者认为，这是神经实用主义一个甚为关键的论题。

　　余下的五个论题涉及神经实用主义如何帮助我们再度以实用主义的方式思考一些哲学问题，例如(8)反笛卡尔式的二元论，笛卡尔式的二元论在心与物之间设定了静态的、严格的分立，而实际上关于表象的知识是在具体的情境下动态地获得的；(9)人类复杂的认知模式是从低层的认知过程中发展和组合而来的；(10)理性和想象力等都出自于社会性的创造，它们并非是一成不变的；(11)知识是在实验中解决问题的结果，知识的认识论标准是实践；(12)原先被视为先验或必然的真理仅是一些认知习惯，我们如此习惯它们以致它们在脑中根深蒂固，我们无意识地使用它们，对它们依赖颇深。([10]，pp.11-12)这五个论题反映了实用主义对传统认识论的批评，对自然和社会之间连续性的强调，以及真理观等。

　　神经实用主义不仅能够启示我们重新思考实用主义的论题，它还在诸如意识问题，脑和心灵的关系等重要问题上予以我们思考的新思路，这当然需要我们做出更多的研究以充实这些主题的蕴意。

　　四、神经实用主义对实用主义的意义

　　神经实用主义的提出对于实用主义哲学研究来说具有重要的意义，它不仅为实用主义的一些论题提供了的新的证据，某种程度上，神经实用主义也促进了实用主义的进一步发展。

　　首先，神经实用主义启发人们重新关注古典实用主义中关于自然(经验)的研究，尤其是对经验和概念之间连续性的强调。这些甚为关键的方面是古典实用主义思想的核心洞见，却为新实用主义者所忽视或放弃。上文中已经提及了杜威对此思想的强调，古典实用主义的另一代表人物詹姆斯的彻底经验主义也强调了同样的思想，他指出，纯粹经验与概念不仅连续，且有着互动。[11]新实用主义者，例如；罗蒂试图劝服我们放弃谈论经验意义上的世界，[12]而布兰顿(R.B.Brandom)则从动物和人类之间的断裂之处开始研究哲学问题，否定我们能从自然的一方开始研究的可能性。对于他来说，哲学讨论的起点是意义可以附着于其上的最小单位，即语句和次语句表达式。[13]神经实用主义则启发我们重新思考经验和概念之间的关系。依据上一节中提到的前七个论题，我们有理由认为自然中存在着语义基础，仍有可能以一种连贯的方式谈论概念的自然起源。

　　其次，神经实用主义能够启发我们重新思考实用主义的一些论题，再度说明实用主义相关观念的正确性，[14]例如经验的连续性、反对二元论、实用主义真理论等论题。限于篇幅，此处仅举实用主义真理论为例。詹姆斯指出，“真理主要是与我们的某一环节的经验引导到值得达到的其他环节的经验方式有密切关系。首先，从常识的层次说，一种思想状态的真理性，就是指这种有价值的引导作用”，“真观念就是我们能够吸收，能够生效，能够确认，能够证实的那些观念”[15]。因此，如若把实用主义作为脑神经科学的哲学基础不仅意味着我们需要在实践中理解脑内的运作模式；拥有经验关系的真，还意味着能够额外地引导行为的意义，这也便意味着，脑内的运作模式能够反过来服务于外化的行为模式。于是，如果神经科学的相关研究的确能够证明这一点，实用主义无疑能够于如今的科学发展中，吸纳一些有益于自己的最新资源。认知科学作为如今发展迅速、颇为盛行的学科，它无疑能为实用主义的发展提供最为先进的材料，并能使实用主义处于与时俱进的发展状态中。

　　最后，神经实用主义已有的一些论题为实用主义的发展指出一些具体方向，也为解决一些重要的哲学问题提供了新的思路；例如，神经实用主义是一种关于自然、人文、科学的综合理论，这一关键论题要求我们对经验的连续性、自然空间和概念空间的连续性等问题多加关注。上述论题中前三个论题保证了自然因素的作用，而论题(7)和(10)等说明了人文维度的重要性，论题(4)、(5)、(6)、(9)、(11)等论题则说明了自然与人文之间的连续性和互动性，并未科学的探究能够反映着这些特征。根本地，科学的探究是在一个人文的环境中将自然打开给我们的过程。笔者认为，这是神经实用主义应该视之为核心论题的一种重要论题，它能够将上文提及的“一束”论题很好地凝结起来。

　　五、神经实用主义的发展现状和不足之处

　　尽管神经实用主义有着诸多重要意义，但它的发展还处于初步阶段。神经实用主义的主要倡导者舒克和绍伊莫希于2014年编辑出版了两本文集，分别为《实用主义神经哲学：美国哲学和大脑》(Pragmatist Neurophilosophy)、《神经科学、神经哲学和实用主义：与世界协作的大脑》(Neuroscience，Neurophilosophy and Pragmatism：Brains at Work with the World)。前一本书分为三个部分，共收录11篇论文。第一部分介绍了已有的研究，主要是皮尔士、詹姆斯和杜威这三位古典实用主义者已有的神经科学方面的研究；第二部分讨论如何重构神经科学和哲学；第三部分则涉及到一些具体的运用性问题。后一本书要比前一本更为综合，也更为细致，涉及的论题也更为广泛。该书分为四个部分，共收录13篇论文，它不仅讨论了前一本书中涉及的内容和主题，还涉及到神经实用主义在教育、伦理等方面的具体运用。

　　上述两本文集的出版无疑为神经实用主义的发展，乃至实用主义的发展添砖加瓦。然而，神经实用主义毕竟处于它发展的初期阶段，两本书的出版尚不足三年，在学界内引起的反响也十分有限，神经实用主义目前无可避免地存在着一些问题。在笔者看来，它有三个甚为关键的不足。

　　首先，神经实用主义的特色在于试图将神经科学和实用主义结合起来，然而，当前已有的研究在“结合”上做的工作十分差强人意。“结合”的工作至少应该在如下两个问题上勠力，即(a)古典实用主义思想如何体现在如今的脑科学研究中；(b)如今的脑科学研究如何进一步支持和发展了实用主义思想。令人失望的是，现有的诸多讨论只满足“表面上的”互相支持。然而，简单地抛出一些神经科学上的事实，例如，察佩(M.Tschaepe)运用了扎克(P.Zack)对“信任机制”的神经学研究来试图证明，脑内的二阶经验是以人们在其生活的环境中积累起的一阶经验为基础的，具体地说，察佩指出，脑内催产素的增加能够使得人们更加慷慨，而慷慨的行为是外化的可观察的，我们可以对之进行神经经济学的(neuroeconomist)研究以揭示脑内的运作模式。[16]然而，这种研究如何就是实用主义的呢?察佩只是简单地引用了杜威相关的支持性思想，而未详述其中的理论内质。以此方式建立起神经科学与实用主义的松散联系并不会使人心悦诚服地接受“神经实用主义”这一新名称。“神经实用主义”想要树立它独立的口碑，应该做一些更为细致和深入的工作来使得神经科学和实用主义更为紧密地联系在一起。基利在uedbet让所有玩家提款《实用主义神经哲学：美国哲学和大脑》一书时发现了同样的问题，他以该文集中汤普森(D.Thompson)“自我作为生存于实用且确定的世界中的进化机体”[17]一文为例，指出该文只能勉强算得上是“实用主义式”的“神经哲学”；该文把现象学家梅洛—庞蒂视为实用主义一方的代表，而把动物行为学家冯·乌克维尔(J.von Uexküll)视为神经哲学一方的代表，以这两位哲学家为代表来讨论神经实用主义虽能开拓研究的视野，但未免太“名不副实”。[18]

　　其次，将科学与哲学结合起来的思路虽不多见，但也并不鲜见，神经实用主义在此方面很大程度上忽略了已有的研究背景，例如生物人类学家德肯(T.W.Deacon)基于皮尔士的符号学对语言和大脑的协同进化所做的研究，[19]沿着协同进化的思路，拉姆斯登(C.J.Lumsden)、威尔逊(E.O.Wilson)[20]以及丘奇兰德(P.S.Churchland)[21]等人也做出了重要贡献。神经实用主义则鲜有提及这些理论资源，这或许也是其讨论在学理上有缺陷的重要原因。

　　第三，神经实用主义缺少一个关键论题，而笔者认为神经实用主义应该旨在提供一种关于自然、人文、科学的综合理论。就其自身而言，该论题能够很好地综合起现有的分散论题。该论题也能为解决实用主义面临的一些问题提供新思路。部分新实用主义者(例如布兰顿)忽视了经验的维度，忽视了经验和概念的连续性，而神经实用主义的这一论题恰恰能够填补新实用主义相关研究的不足。神经实用主义如能注意到它在此问题上的作用，它将具备更大的价值。

　　六、结语：自然、科学和人文的融合

　　尽管存在上述问题，神经实用主义作为一个新近被提出的理论，值得我们予以更多的期待。神经实用主义将脑内的状态外化为外在于脑的行动进行研究，脑的外化凿开了一道通往脑内神经元的小道，外在于脑的自然环境和人文环境的幽光得以照进颅内。脑的外化使得神经科学和实用主义能够结合，实用主义也因此获得了更多的支持性证据，理论资源，乃至发展方向。笔者建议，神经实用主义应该在“神经实用主义是一种关于自然、人文、科学的综合理论”这一论题上多做文章，以此实现自然的世界观和文化的世界观、自然空间和概念空间，以及新老实用主义之间的融合，这一关键论题能够直接证成本研究的论题。

　　实际上，克服上一节中笔者指出的神经实用主义的问题也在于进一步地发展这一论题。应对情境的“活动”必然是一个关键的概念，它是脑内状态、经验、概念等具体研究方向的“交叉点”，通过应对自然的活动：(a)脑内状态得以接受外在信息，并以此形成新的模式或对已有的模式做出调整，并进一步影响到采取怎样的行动；(b)一些概念得以生成并获得稳定的内涵，概念的内涵也会被修改或调整，并进一步影响到采取怎样的行动。随之，经由“活动”这一共同的源头，(c)脑内状态和概念也互相发生作用，神经元因此附着上文化的信息，大脑不是洛克式的“白板”，在进行文化式的活动时，运用到的大脑已经存贮了一些文化信息和一些自然信息。(a)-(c)揭示了大脑—自然、自然—文化、大脑—文化、以及自然—大脑—文化之间动态的、交织的相互影响。(a)-(c)应该是神经实用主义的核心论题，有了这三个要点，自然、科学、人文也能够得以融合，自然的逻辑空间和概念的逻辑空间之间的界限不仅随之消除，两种空间之间的连续性、融贯性和互动性也同时得到更多的有根据的讨论。当然，笔者在此提供的仅是概括性的思路，限于篇幅，无法展开更多的细节。然而，神经实用主义无疑为我们展开这一思路提供了可以一试的理论路径。

　　原文参考文献：

　　[1]杰拉尔德·埃德尔曼.第二自然：意识之谜[M].唐璐译，长沙：湖南科学技术出版社，2010，2-6.

　　[2]Shook,J.,Solymosi,T.'Introduction'[A].Shook,J.,Solymosi,T.(Eds) Pragmatist Neurophilosophy:American Philosophy and the Brain[C].New York and London:Bloomsbury Academic,2014,1-6

　　[3]威廉·詹姆斯.心理学原理[M].唐樾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63.

　　[4]Dewey,J.'The Influence of Darwin on Philosophy'[J].Diacronia,2016,3:A48.

　　[5] ,A.Action in Perception[M].Cambridge:MIT Press,2004,24.

　　[6]Bennett,M.R.,Hacker,P.M.S.Philosophical Foundations of Neuroscience[M].Blackwell Publishing,2003.

　　[7]迪昂.脑的阅读：破解人类阅读之谜[M].周加仙译，北京：中信出版社，2011.

　　[8]Johnson,M.'Keeping the Pragmatism in Neuropragmtism'[A].Shook,J.,Solymosi,T.(Eds) Pragmatist Neurophilosophy:American Philosophy and the Brain[C].New York and London:Bloomsbury Academic,2014,39-47.

　　[9]Dewey,J.Art as Experience[M].Carbondale:Southern Illinois University Press,1987,13.

　　[10]Shook,J.,Solymosi,T.'Neuropragmtism and the Reconstruction of Scientific and Humanistic Worldviews'[A].Shook,J.,Solymosi,T.(Eds) Neuroscience,Neurophilosophy and Pragmatism:Brains at Work with the World[C].Basingstoke,United Kingdom:Palgrave Macmillan,2014,3-12.

　　[11]威廉·詹姆斯.多元的宇宙[M].吴棠译，北京：商务印书馆，2012，221.

　　[12]Rorty,R.Consequences of Pragmatism[M].Minneapolis:University of Minnesota Press,1982,3-18.

　　[13]Brandom,R.Articulating Reasons:An Introduction to Inferentialism[M].Cambridge:Harvard University Press,2001,1.

　　[14]Rockwell,W.T.'How Computational Neuroscience Revealed that the Pragmatists Were Right'[A].Shook,J.,Solymosi,T.(Eds) Neuroscience,Neurophilosophy and Pragmatism:Brains at Work with the World[C].Basingstoke,United Kingdom:Palgrave Macmillan,2014,57-70.

　　[15]威廉·詹姆斯.实用主义[M].李步楼译，北京：商务印书馆，2014，112-114.

　　[16]Tschaepe,M.'Neuropragmatic Reconstruction:A Case from Neuroeconomics'[A].Shook,J.,Solymosi,T.(Eds) Pragmatist Neurophilosophy:American Philosophy and the Brain[C].New York and London:Bloomsbury Academic,2014,111-126.

　　[17]Thompson,D.'The Self as an Evolved Organism that Lives in a Pragmatically Defined World'[A].Shook,J.,Solymosi,T.(Eds) Pragmatist Neurophilosophy:American Philosophy and the Brain[C].New York and London:Bloomsbury Academic,2014,203-222.

　　[18]Keeley,B.L.'Book review:Pragmatist Neurophilosophy:American Philosophy and the Brain'[EB/OL].

　　http://ndpr.nd.edu/news/55129-pragmatist-neurophilosophy-american-philosophy-and-the-brain.2017-02-03.

　　[19]Deacon,T.W.The Symbolic Species:The Co-evolution of Language and the Brain[M].New York:W.W.Norton & Company,1998.

　　[20]查尔斯·拉姆斯、爱德华·威尔逊.基因、心灵与文化[M].刘利译，上海：上海科技教育出版社，2016.

　　中国博士后科学基金资助项目“新实用主义中的表征主义问题”(项目编号：2018M632031)。

　　本文原发于《自然辩证法通讯》第201807期

　　延伸阅读：

　　张世英：万有相通的哲学之思（赵凤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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