世界格局中的文化战略理论建构

——读黄会林先生的《学术知行——从影视民族化到“第三极文化”》

　　说起北京师范大学的资深教授、中国文化国际传播研究院的院长黄会林先生，可能很多人不熟悉，但要说起“北京大学生电影节”却是众所周知。殊不知，黄先生正是电影节的奠基人和开创者。不仅如此，这位精力充沛的“85后”还有着众多与中国电影、电视、话剧相关的“第一”的头衔：1985年，她和丈夫绍武先生在北师大创办了“北国剧社”；1992年，她受命出任艺术系主任，创建了“影视教育”专业；她是高校第一位电影学科博士生导师，是艺术与传媒学院的第一任院长……面对如今动辄过亿的国产电影票房和庞大的电影市场，大概很少有人会想到，正是黄先生以及她带领的电影学科团队的筚路蓝缕、辛勤耕耘，才使得中国影视教育在实践中产生了重要的作用。

黄会林

　　在《学术知行》中，可以清楚地看到，黄会林先生的学术思想是如何从“影视”扩展到了“文化”，从“传统”连结起了“当下”，从“本土”走向了“世界”。在黄会林先生的文化艺术教育思想发展中，有一条“红线”从未改变过，那就是她提倡的“民族化”、“本土化”文化建设。20世纪90年代，目睹中国影视受到外来文化的冲击，她忧心于中国文化的优势被压制、被漠视，从而产生了提倡和推动中国传统文化的建设期望。在坚持“影视民族化”的同时，她以敏锐的学术洞察力和丰富的实践经验，从世界性角度对于中国文化重新进行思考和定位。这位当年参加过抗美援朝战争、在保卫清川江战役中立下战功的女兵，一直有着浓烈的家国情怀，一直在寻求对于中国文化更为深刻的理解和建构路径。

　　2009年，会林和绍武先生提出了“第三极文化”。这一理论是在对东/西、中/外文化二分法的反思基础上提出的，也是在总结、继承和发扬中国文化中最突出、最具特色和最有代表性的内容的基础上提出的。它借用地理学概念，将欧洲文化和美国文化分别比喻为“南极”与“北极”，将中国文化称为世界文化中的“第三极”，使三者分别呈现为“人类文化地理学”中的最南、最北和最高。在《学术知行》中，会林先生对这一理论进行了详实的阐释和谱系性梳理。她指出，“第三极文化”的内涵是中华民族在几千年来生息繁衍过程中逐步创造、积累并传承下来的文化复合体。最重要的内涵是，“作为主导文化的儒家文化在与其他文化派别（道家、墨家、法家等）、少数民族文化及外来文化相互影响、相互融合、共存共生、共同发展的过程中，逐步形成、确立、巩固并为人们普遍认同、自觉遵守、代代相传的核心价值，和基于这些核心价值所生成的民族精神。”正是对于“民族化”问题始终如一的重视，使得她坚定了这样一个信念：在世界历史上，中华文化是惟一一个从古代传承而来、在现代得到发展、具有历史连续性的文化，是一个历经千年沧桑而依然绽放光彩、熠熠生辉的文化有机体。

　　20世纪以来，中国由于缺乏本土性和原创性的思想，不得不借用他者的话语，“借他人的火，煮自己的肉”，但这种局面终究不能长久。中国必须拥有自己的文化话语和理论，以此为抓手，将中华思想的文化影响力辐射到全世界。大时代呼唤大理论，大理论需要大学者。会林和绍武两位先生之所以能提出这个概念，源于他们深厚的学养以及所受中国文化传统的教育和熏陶。可以说，正是古老文化的“易”的思维、“儒”的观念、“道”的超然、“释”的感悟、“心学”的智慧，使得两位先生在思考中国文化价值时采取了深入的探索和辩证的态度，析出并强化与人类文明发展密切相关的文化信念，将之放在世界文化的进程中进行创造性转化。2010年，美国“国际数据集团”（IDG）在得知“第三极文化”的构想后，认为中国文化将来会在全世界发扬光大，主动提出与北师大共建“中国文化国际传播研究院”，由会林先生担任院长。2010年和2011年，美国前总统卡特参加了研究院的会议。他说中国是一个伟大的国家，中国人民是伟大的人民，中美人民必须友好，才有共同的明天。

　　在《学术知行》中，会林先生指出，作为“第三极文化”的中国文化，其根本特点是以中国核心价值观念“和谐”为特征。“和谐”意味着天人合一、天人和谐、人人和谐，“充分体现了中国传统文化中处理人与人、人与自然、人与社会之间关系的重要准则，即包容天下的胸怀和海纳百川的气度”。“和谐”之所以能为当代社会和世界所接纳，是因为它不仅仅是中国人的理想，更具有人文化和普世化价值，是人类在经历了两次世界大战之后亟需和平环境的强烈诉求。为了提升和强化“第三极文化”的实践品格，会林先生从“和合”“弘毅”“人为贵”“仁义礼智信”等方面归纳了其重要精神，从可操作层面将之具体化为学术研究、艺术创作、文化传播、资源整合四个途径，倡导本土艺术工作者要创作出富有中国精神、中国气派、中国风格的作品。

　　对于“第三极文化”这一提升中国文化软实力的重要战略，会林先生不但有理论设计和战略蓝图，多年来，她和绍武先生更是知行合一，身体力行，将“第三极文化”相关的艺术、影视、传播、交流、研究等活动落到实处。在两位先生的主持下，《“第三极文化”论丛》每年推出一卷，“请进来”、“走出去”国际学术论坛在中外学者的共同探讨下结出了丰硕的成果，“看中国”的中美青年暑期DV计划极大地引发了外国年轻人对于当代中国的兴趣。黄会林先生将这10年来的实践概括为7个字：看、问、论、研、刊、创、会。理论与实践相得益彰，文化交流和艺术生产又不断地深化着“第三极文化”的研究，使得这一具有原创性和革新性的文化理论在学界、文化界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任何民族的文化都离不开自己的“根”。黄会林先生指出，“第三极文化”理论体系纳故创新，与时俱进，其“根”深植于中国文明传统之中，因此具有尊重文化差异的包容性特征，同时又鲜明地反对文化殖民和文化霸权。更为重要的是，“第三极文化”并非追求一家独大，而是在文化“会通”的基础之上实现自我“超胜”和整体性“超胜”，最终构建起和谐的世界文化，实现系统论的“1+1>2”的效果，这是最高层次和终极目标的“会通以超胜”：“这种和谐的世界文化对整个人类文明与进步的贡献，比各种文化‘单打独斗’要大得多。”这种“美美与共，天下大同”的气魄可谓毛泽东文化精神的继承与发扬。1935年长征胜利后，毛泽东作了一首《念奴娇·昆仑》：“安得倚天抽宝剑，把汝裁为三截？一截遗欧，一截赠美，一截还东国。太平世界，环球同此凉热。”毛泽东从来都是走自己的路，但又从不拒绝人类文化的精华。

　　当今世界，经济全球化与文化多极化、政治多元化同行并存，世界局势日趋复杂多变，新冠疫情更是让全世界前所未有地结成了“命运共同体”。在“危”与“机”并存、“时”与“势”共生的局面下，中国发挥着重要的大国角色和担当。党的十八大以来，发扬中华文化传统、树立文化自信等观念已经逐渐成为人们的共识。“第三极文化”的提出适逢其时。围绕着这一概念，“自强不息”“厚德载物”“天人合一”“道法自然”“天下为公、世界大同”等人类共同价值理念得到了强化，为解决世界文化隔阂提供了有效的策略，也为中国在世界格局中的文化交流提供了强有力的理论支持。

　　“第三极文化”是一个具有强大生命力、生长性和延展性的概念，它的“跨学科”气质和“在路上”的状态表明，它拥有极为广阔的发展空间，在未来将成为一个重要的文化和社会现象，一个推动中国文化走向世界、世界文化走向和谐共融的宏伟的文化目标和理论构想。

　　延伸阅读：

　　从“家国情怀”“中国影视民族化”到“第三极文化”——访北京师范大学资深教授黄会林（杨卓凡）

　　黄会林：让世界看到中国的真实模样

　　电影思潮与文化自信——黄会林评《中国电影思潮流变（1978—201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