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者的话：

　　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博大精深、源远流长。其中，最突出的理想有“天下为公、世界大同”。《礼记》里说，“大道之行也，天下为公，选贤与能，讲信修睦……”同时，中华文化具有适应调整、变化的能力，有统筹兼顾、面面俱到的能力，世界上罕有其匹。中国版权协会于9月20日举行第32期远集坊文化讲坛，邀请第十届全国政协文史和学习委员会主任、著名作家王蒙先生讲授“中华文化：特色与生命力”。《人民政协报》整理编发此次讲座内容，以飨读者。

　　中华文化的“三性”

　　在开讲之前，我有点不好意思，跟在座的各位试着讲这样一个非常大的题目——用最简要的方式。那么，老虎吃天，就硬把它吃一下。

　　很早我听赵启正先生说过一件事：他带一个高级学者代表团在国外访问，到了一个国家，人家就问，你们到处讲中华文化博大精深，能不能给我们讲几句怎么博大精深法？启正同志就找到一个教授，说您给讲讲？教授表示没法讲。博大精深能有法讲吗？又博大又精深，开门课还可以。所以，我觉得咱们得想办法让它有法讲，讲得不太准确、不太对没关系。我今天就尝试一下，有不成熟的地方或者硬伤的地方希望大家提出来，帮助我改正。

　　我认为中华文化有三种特性。

　　第一是积极性，自强不息，厚德载物。它不要求解释清楚生命的意义到底是什么、人生的意义到底是什么，但是你得积极地干，“知其不可而为之”，这是一种积极性。

　　第二是此岸性，就是说我们的此生此世，按照孔子的说法是“未知生，焉知死”，“子不语怪力乱神”；荀子的说法是“圣人为不求知天”，不要求知天，但就在讲天道的一段里，荀子紧接着又说，想要了解天机、天意是不可能的，但是要尊重天的规律、天道、天理，这是可能的。人要敬畏天、服从天、顺着“天”来做事。就是说，要在这种不知道到底怎么回事、不知道情况之下，还得好好地做好自己的事情。

　　第三是经世致用性，这一点跟前面说的两点都有关系。这样，就产生一个很有趣的现象：德国黑格尔有点“瞧不起”孔子。黑格尔曾说他读了《论语》———当然他这读的是译本，就觉得还不如不读，要不读的话他可能会非常尊重这位东方的大圣人。他说读了以后，觉得都是一些常识性的问题，他甚至于指出孔子缺少抽象思维的能力。相反，黑格尔非常佩服和喜欢老子，尤其喜欢他“知白守黑”。可是法国伏尔泰就高度评价孔子。我想，原因很简单。黑格尔是专家，是大学者，而孔子不是专家，不是学者，孔子还嘲笑自己说：种地我不如老农，种菜我不如老圃，如果一定要问我的特长，我还会赶车。孔子要做的不是专家，不是学者，而是圣人。圣人是什么？挽狂澜于既倒。在春秋那样一个礼崩乐坏的时代，要把社会再整理到“克己复礼”“天下归仁”。他的人品、他的一切行为、语言、举止要成为社会的榜样，要优化、改变社会的风气，使正在堕落的社会风气恢复到西周那样“郁郁乎文哉”的时代。所以，孔子从来没有想过要当专家，而且他说过“君子不器”的话，他是看不起那种专门会一两样绝门领域的人，他要面对的是整个修齐治平，是平天下之道，是建立大同社会。但是伏尔泰与黑格尔不同，伏尔泰是启蒙主义者，他认为孔子了不起，他佩服孔子的“己所不欲，勿施于人”———居然能把世间这么复杂的问题，用这么简单的道理讲清楚！因为他所碰到的那些论述者都是要用《圣经》去解释，用另外一个世界的神去解释。

　　中华文化的“三尚”

　　我还认为中华文化有“三尚”。

　　第一点是尚德。尚德的道理大家都明白，中华文化对道德有独特的认识，认为“德”是权力的合法性的依据。

　　我现在有兴趣的是第二点“尚一”。“一”代表天道，代表太平，还代表着幸福。孔子说“吾道一以贯之”；孟子说“天下定于一”；老子说“天得一以清，地得一以宁，神得一以灵，谷得一以盈，万物得一以生，侯王得一以为天下正”。中国文化好像非常崇拜“一”，但同时我们对“一”的解释也非常复杂。“一”是什么？“一”就是多的总和，用郭沫若的诗是“一切的一，一的一切”。这个一切的“一”，是很有意思的。一切的“一”是统一的，一切有许多的部分，既是“一”，又是多，就是君王的权力、天子的权力是“一”，但是得民心者得天下，民心又是多，所以它又是“一”，又是多。这个“一”在中国有非常特殊的说法，首先是天人合一。天人合一，全世界都没有这种说法，而这个天人合一，中国文化是一种循环论证，人性是美好的，人性是天生的，人性就是天性，天性集中起来再升华一下就是天道。那么天又是一个大的存在，天既是一个大的存在，是一个道法自然的自然，那么这里边的自然就不是一个主语，也不是一个宾语，而是一个状语。什么叫自然呢？就是自己存在，自己运作，自己发展的，又是自然的。但同时，天又是高大上的概念综合。某种意义上我们说“天”，不管老百姓也好，圣人也好，实际上是把天看成上帝的。“苍穹”在汉英辞典上就被解释为god，就是天国。比如说《论语》中颜子死了，孔子就说“天丧予”，这里的“天”就是指上帝，不是指自然界的天。

　　我对《道德经》做过一个统计，就是“天”字比“道”字用得多得多，差不多是“道”字的两倍以上。所以这里的“天”是一个终极概念，神性的概念，但是它和人是“合一”的，因为人性基本上是善良的。老子也认为人性是善良的，所以他才问：你能回到婴儿时代的单纯、美好、善良吗？我还看到过一位学者分析“中国人为什么容易接受马克思主义？”他认为，这是因为马克思主张性善。虽然马克思没有明确地这么来谈，但马克思、恩格斯在谈到私有制的时候指出，人的自私是由私有财产所造成的，如果没有私有财产，人就不会那么自私，说明他是主张性善的。甚至包括马克思、恩格斯的有些社会理想、哲学理想也都是能靠到一块的。

　　这里有一个循环论证：人性是善良的，因为人性是天生的。孔子的解释是：没有不爱自己双亲的人，这就是“孝”；没有不爱自己兄弟姊妹的人，这就是“悌”。既然在家里孝悌，出门爱你的长辈、君王，这样的人就不会犯上作乱，所以就是有了“忠”、有了“信”，然后各种美德就随之发展起来了。这是用人性来证明天道，用天道再来指导政治。用天道来规范德行，就是道德———古时候“德”的意思跟现在所说的道德不完全一样，很多时候，功能性的东西是“德”，规律性的东西是“道”。孔子于是又用这个来证明世界的美好：“天何言哉？四时行焉，万物兴焉。”庄子的话是：“天地有大美而不言。”这样，就肯定了物质的存在、自然的存在，之后再用道德来证明权力的合法性。后来儒家在谈到理想的政治的时候，总要以周文王为例。因为周在开始的时候封地很小，方圆才100多里，但由于文王道德高尚，所做的一切都符合天道，符合人道，符合神道，也符合自然之道，当时叫做天下，他就把全天下老百姓的心都凝聚起来了。

　　中国文化对于“一”的观念，既是“一”，又是混杂。“一”中有多，多中有“一”，天人合一。还有“知行合一”。既然以人心、人的道德为圭臬，心好了就什么事都好了，所以孔子说“道之以政，齐之以刑，民免而无耻”。

　　中国人观念中有很多说法，外国人不太好理解。比如我们说“不为良相，便为良医”，外国人不懂，学医和学相有什么关系？但是中国的这个说法非常可爱，因为两者的共同特点都是要治病救人，都是要同情别人的甘苦，都是要对弱者施以援手。在中国文化中，智和愚也是可以统一的，《论语》里面多次提到，就是人该傻的时候要傻，该聪明的时候要聪明，“邦有道，则知；邦无道，则愚”，都是可以统一的。

　　第三点是尚化。中华文化的尚化，早在庄子的时候就提出来了，叫做“与时俱化”。“穷则变，变则通，通则久”，“见贤思齐，见不贤而内自省”等均体现了“与时俱化”，学习与包容的“尚化”思想。

　　中华文化的“三道”

　　首先是君子之道。君子之道与天道不一样，君子之道包括君子的一切，包括他的主张、行为，以及他社会活动的记录，也包括他的言谈话语，他的容色和面部表情。孔子甚至还要求到这一步，就是对于子女来讲，光尽对父母赡养的责任还不能叫“孝”，他说“色难”，就是做到态度好并不容易。所以君子之道包括方方面面，能够分析得非常清晰很难。

　　孟子讲过孔子的一个故事，我看了以后拍案叫绝。故事是讲，旁人问孟子：你整天说孔子多么伟大，孔子在鲁国做了几年大官，官并不小，但最后他是在一次主持祭祀中，因为祭祀活动送来的熟肉不合乎标准而大怒，说这样的东西让我拿着祭祀天地，这我还怎么工作？然后他连主持祭祀的礼帽也没有摘，就辞职而去了！这个故事绝在孟子的解释。孟子说：你们懂什么？孔子为官，他是到处走，寻找能实践政治理想的地方，这其中，他受到的礼遇最高的是在鲁国。鲁君对他很好，他应该好好工作，但是孔子在鲁国快三年了，虽然国君对他态度很好，但是他的仁政思想实现不了，所以他想辞职。但是，孔子又不希望造成一个事件，不希望产生不良的影响，他希望和君王保持这样一种非常美好的关系，所以他需要找个借口，这个借口就是祭祀的肉不好。孔子宁愿让天下人说他这个人是急性子，这个没有什么影响，只是脾气急一些，但他对鲁国并没有什么不满。这个处理的方式是符合君子之道的，所以我说孟子这样分析绝了。

　　第二是中庸之道。这一点孔子讲得很重，“君子中庸，小人反中庸”。中庸什么意思呢？有一种说法，“中”不是指正中间的意思，是指准确。“庸”，也不是后来所讲的平庸，是指正常。中庸就是既准确又正常，也不要不足，也不要过犹不及，这一点在中国文化中是非常重要的。

　　西方政治学的基本观点是多元制衡，中国是一个大国，有自己的国情，如果实行权力分割、互相制约，非发生内战不可。我们更需要注意的是要靠“中庸”。靠中庸是什么意思？就是必须掌握到一个最好的分寸。三十年河东，三十年河西。在时间的纵轴上经常会发生一种平衡和再平衡，在这种情况下讲中庸之道是有道理的。

　　第三是韬晦坚韧之道。中国神话里面有很多这样的故事，比如《山海经》里“精卫填海”，炎帝的小女儿在海里淹死了，她变成一只小鸟，叼着一棵小草、一个小沙粒想把大海填起来。还有《列子》中愚公移山的故事、《史记》中刺客豫让的故事等等。豫让为了给自己的恩主报仇，去刺杀赵襄子，为了改变自己，他浑身涂漆改变形象，吞炭改变嗓音，这些都是不可想象的。还有，越王勾践的故事以及赵氏孤儿的故事。赵氏孤儿在欧洲有两个版本，一个是歌德的版本，一个是伏尔泰的版本。歌德和伏尔泰都不是汉学家，但他们听了赵氏孤儿的故事后都惊呆了，这是不可思议的事情！但是在中国，自古就有这么一种看法，就是一个人要想干成点事就得受那个不可思议之苦，就要在别人认为都不可能成功的时候，居然还能坚持下来。翻开中国共产党的发展史也是这样，比如长征，确实是外国文化所不可想象的。这种坚韧性，这种在逆境中的韬晦、忍耐，不可比拟。中国有很多这样的词汇，比如“忍辱负重”，想想这四个字有时候我的眼泪都能掉下来。

　　虽然刚才谈到中国文化这么多特色，但是，第一，它并不是奇葩，它仍然和全世界的很多定义可以相通。比如说“一就是一切，一切就是一”。我原来认为这是非常中国式的说法，但是2016年我去美国，在旧金山渔人码头吃饭，吃完饭回来的路上看见一个很大的商店，那时候已经上锁了，上面写着这个商店的名字就叫“oneisall”———一就是一切。我当时就说美国人也懂这个。后来我还上网查了查，有两个解释，一个说它是一个餐馆，意思是你来到我这里，我什么饭菜都有；还有一个解释是它是一元店，就是卖各种处理品，交一个美元拿一样东西就走，所以也叫“一就是一切”。第二，中国文化有它的有效性，有特别吸引人的地方。这一点我也说不清楚到底为什么，但起码有一条，就是中国的语言和文字是非常独特的，其信息的综合性和“尚一”有关系，一个字里面既有声音，又有逻辑，又有形象。所以中国文化是一个有效的文化，又是一个能够自我调试的文化，还是一个随时能够改进的文化。为什么呢？比如孔子说过这样的话，“见贤思齐焉，见不贤而内自省也”，见不贤而自省———那么联系一下，你有没有这样的问题？这是中国文化很了不起的地方。中国因为地理的关系，长期以来不受挑战，所以中国早就有些大人物，希望我们的文化能够不断地往前推进。中国文化推重经世致用的人才，李白诗歌中讲到，“鲁叟谈五经，白发死章句。问以经济策，茫如坠烟雾”，他认为像鲁国那些腐儒，不懂得经国济世之策，实际上解决不了问题。李贺是唐代一位“为艺术而艺术”的诗人，但是连李贺的诗里头也有像“寻章摘句老雕虫”“文章何处哭秋风”的诗句。后来的思想家王夫之、朱熹、王阳明等，也有这样一面。所以在中国，早就有对自身文化进行挑剔、期望它有所变化的思想。这和现在提出的“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是一致的。这里我顺便再谈一个观点，就是五四运动激活、挽救了中华文化，使中华文化开始寻找走向现代化的道路，绝不是颂扬我们优秀的传统文化就要否认五四运动。

　　在党的十九大上，习近平总书记特别提出了什么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源自于中华民族五千多年文明历史所孕育的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熔铸于党领导人民在革命、建设、改革中创造的革命文化和社会主义先进文化，植根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实践。”“源自于中华民族五千多年文明历史所孕育的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就是我们现在强调的中华文化，是要丰富我们的精神资源。“熔铸于党领导人民在革命、建设、改革中创造的革命文化和社会主义先进文化”，“熔铸于”就是已经进行了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已经在革命、建设、改革当中得到熔铸，形成了中国的一套向前发展的、走向现代化的、而且是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文化。“植根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实践”，我们不管用多么大的热情去宣传传统文化，都不是要回到汉代，不是要回到前清，也不是要回到民国，而是要建设自己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

　　最后，我用习近平总书记在全国抗击新冠肺炎疫情表彰大会上的重要讲话中的内容来结束讲座。习近平总书记强调，“伟大抗疫精神，同中华民族长期形成的特质禀赋和文化基因一脉相承”，是“中华民族伟大民族精神”的胜利；他讲到“生命至上、举国同心、舍生忘死、尊重科学、命运与共”；他还讲到，千百年来，中国人民就以生命力的顽强（前面所说的坚韧性也是指这种顽强）、凝聚力的深厚、忍耐力的坚韧、创造力的巨大而闻名于世，我们都为自己是中国人感到骄傲和自豪！

　　中国版权协会于9月20日举行第32期远集坊文化讲坛，邀请第十届全国政协文史和学习委员会主任、著名作家王蒙先生讲授“中华文化：特色与生命力”。《人民政协报》整理编发此次讲座内容，以飨读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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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作者：王蒙，“人民艺术家”国家荣誉称号获得者，原文化部部长，中国作家协会名誉副主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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