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十五年前，在以“形象思维”讨论为开端的美学热潮中，朱光潜等美学前辈为组织全国美学工作者系统地展开美学研究、教学和普及工作，发起成立了中华美学学会。此后，中华美学学会定期组织召开各种学术研讨会议，为美学学术交流搭建平台，为美学学科建设提供支持。尤其是五年一届的全国美学大会，其探讨的问题、提出的观点往往在此后很长时间成为学界讨论的焦点或热点，而具有里程碑式的意义。近年，随着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的提出，探寻“中华美学精神”，创建中国特色的美学理论，挖掘、发挥美学在新媒体、新时代下的现实作用与价值，成了美学研究领域的迫切需求。近日，第八届全国美学大会暨“美学：传统与未来”全国学术研讨会在成都举行。来自全国各高等院校和研究所的160余位专家学者与会，就传统美学研究、美学基本理论进展、美学与艺术学、比较美学、新媒介与后现代美学形态等问题进行了研讨。下文分五个方面对本次会议进行综述。

　　一、继承与创新：与时俱进的中国古代美学研究

　　中国古代美学是中国美学研究的根基。新世纪以来，学者们日益认识到以西方美学的范畴、理论、体系来框套中国古代美学研究带来的种种问题，越来越多地关注中国传统美学思想对构建中国特色的当代美学理论、塑造现代人的性灵与审美人格的作用与价值。此次会上，学者们对中华美学精神、中国古代美学的核心范畴、传统美学的转化性创造等问题进行了深入研讨，并以当代人的精神需求为出发点，挖掘传统美学的当代价值与意义。

　　1. “回归经典”是探寻有生命力的中华美学精神的必由之路。习近平总书记主持的uedbet全球体育工作座谈会召开以来，“中华美学精神”的命题受到了美学界的高度关注。有学者认为中华美学精神包含在中国哲学中，有学者认为中华美学精神内蕴在中华民族文化中，有学者认为中华美学精神的本质特征是儒道释表现出的对现实生活的积极意义，也有学者认为关于“中华美学精神”的热议，本身就是“美学的复兴”的重要信息。中华美学精神有着丰富的内容，“回归经典”是探寻有生命力的中华美学精神的必由之路，这是与会者们的一个共识。四川师范大学皮朝纲教授提出“回归经典”、拓展和深入研究中国古代美学，首先要以中国美学文献的搜集、发掘、整理和研究工作为基础和前提，并指出以禅门歌偈(颂)为主要研究对象的禅宗诗学是中国古典诗学理论的重要组成部分，但领域的研究尚属空白，应给予重视。与禅宗诗学的境遇类似，学界对《世说新语》在中国古代uedbet全球体育批评的建构上的作用与地位也有待开发。中国人民大学袁济喜教授指出，中国古代uedbet全球体育批评走向自觉与成熟的uedbet全球体育批评形态的转变，不仅在《文心雕龙》与《诗品》等文学批评理论经典中得到印证，在子部类笔记作品《世说新语》中也得到表征，具体体现在uedbet全球体育观念的转化以及诗话的uedbet全球体育批评方式与形态两个方面，并提出建构中华美学精神需要重回、研读经典。在加强文献研究的具体措施上，扬州大学古风教授提出，要全面梳理传世的历代文献，从中打捞被遗漏的美学文献;要加强地下考古文献、域外流散文献、现当代美学文献的收集和研究。研究中华美学精神，除了从知识考古学角度去挖掘其生成语境与历史传统，还需要结合时代因子和艺术实践。中国社会科学院王柯平研究员提出，要从实用活力论角度透视中华美学精神的绵延流变与因革创化，提出其活力因相或生命力因缘特性内含三相，即本体相(体)、应用相(用)与成果相(果)，这一结构涉及外显与内隐两个向度，其外显向度基于艺术实践，因循依体致用、化用为果的理路;其内隐向度基于认知逻辑，形成由果识用、由用知体的过程。

　　2. 作为审美范畴的“意象”。“意象”是中国传统美学思想的核心范畴，美学界多有研究。早在上世纪四十年代，朱光潜就在《诗论》中提出，凡是美就要经过心灵的创造，而这种创造可以说是意象的情趣化。朱志荣在1997年出版的《审美理论》中提出“美是意象”，认为审美意象是审美理论研究的核心。叶朗在2009年出版的《美学原理》中提出“美在意象”，认为审美意象表明了美的存在状态。此次会上，华东师范大学朱志荣教授对韩伟《美是意象吗——与朱志荣教授商榷》一文进行了反批评。他坚持意象是美及其呈现，是主体在审美活动中所形成的心象，是生命体验和创造的结果;审美意象依托于感性形态，是对主客二元对立的超越，具有空灵剔透的特征，体现了虚实相生、动静相成的特点;意象与意境是一体两面，是外在形态与内在境界和层次的关系;审美意象作为美的本体，是本源与体系的统一，故选择意象作为核心范畴来界定美更为合适。

　　3. 传统美学的转化性创造。深入具体问题，多层次、多角度、多侧面地从中国美学文献中发掘、研究传统美学，并以当代人的精神需求为出发点，发现传统美学的现实意义和价值，这是中国传统美学转化性的创造的关键所在。吉林大学张锡坤教授主张古代文论研究应以“大文论”范式取代近百年来“小文论”的研究范式，他从轴心时代视角切入论述了中国“大文论”的固有品格，指出大文系统与本体之道的贯通是致使中国文论与西方文论分道扬镳的重要原因，并由此孕育出与西方“概念思维”迥异的“象思维”方式。四川师范大学钟仕伦教授以佛教圆照学说为案例论述了魏晋美学发生转型的原因，认为华夏文化内部的南北文化交流以及华夏文化与印度佛教文化的交流是这种转型的关键性因素。还有学者从嵇康的养生论、孔颖达的生命论美学思想、《淮南子》“以道观物”中，挖掘了各自包含的生态审美内涵;从道家“适性任心”的审美意识角度发掘其与当今存在论美学的共通之处等。

　　此次会上，学者们还对以往鲜有涉猎的问题和领域进行了开掘。北京师范大学刘成纪教授从传统中探寻了解决现代城市困境的可能性，提出中国传统中城乡二元结构模式是中国美学持久保持张力的动因。他认为，对中国美学而言，城乡二元并置的审美选择是美的现实形态，而理想层面则始终寻求城乡二元结构的融合或统一，例如起于魏晋、兴于唐宋、大盛于明清的文人造园运动，现代城市美学中的“园林城市”观念，亦可视为中国古典时代城乡合一的审美理想在现代的延续。中国社会科学院王莹副研究员挖掘了始于宋代的谱录，认为谱录的发端和形成，与中国士人审美意识的自觉和日常化、细腻化，存在着深刻的内在联系，表现了“尚雅”与“尚博”的时代精神，其兴盛拓展了人们体物的视野和审美方式，创造了名物审美的新境界。

　　中国传统文化和艺术的现代断裂及重建性接续，已成为跨世纪话题。随着西方强势文化一个世纪的渗透，中华民族本土学术传统的声音日渐淹没在众声喧哗之中。而传统在经后人发掘、梳理和阐释而进入现代形态的过程中，也在不断地产生变异，偏离原味、造成耗散。对此，中南民族大学龚举善教授以中国古典文论为例，指出实现其现代化转化是抗拒自我耗散的趋势、抵御被文化殖民的命运、重铸东方文论的必要性美学选择，并提出中国古典文论的现代转化需要以马列文论为指导，强化辩证理性品格;以西方文论为参照，拓宽理论整合视野;建构具有中国特色的现代诗学体系。

　　探寻“中华美学精神”、传承和开掘传统美学，除了要结合今人需求在文献上下功夫，活态文明的保护与研究也不可忽视。那些通过集体活动仪式、习惯、口传、技艺等形态传承下来的活态文化同样是可待研读的珍贵文本，它们承载传统的样态本身昭示了强大的生命力，亟待美学的关注。

　　二、反思与探求：兼收并蓄的美学基本理论创构

　　新世纪以来，学者们对美学基本理论问题的关注再度升温。除了实践美学理论的进一步充实和完善，生态美学、环境美学等学派方兴未艾，在探寻中国美学建构的基础及方法等方面不断出新。

　　1. 实践美学。实践美学是中国美学家创立的具有本土特色的美学理论。本次会议上，实践美学各派学说脉络分明，依然是美学基本理论领域的最强音。复旦大学朱立元教授阐述了“实践存在论”美学，认为实践美学应从存在论根基处着眼、运用关系论和生成论的思维方式，重新考察和审视一系列美学基本问题。华中师范大学张玉能教授论述了“新实践美学”的价值观，指出新实践美学认为美是显现实践自由的形象的肯定价值，这种价值论的美的本质观把美归属于价值和价值观的范畴之内，成为真、善、美统一体之中的有机组成部分。实践美学的创始人和主要代表李泽厚近年来对他的“情本体”理论进行了多维度的阐发。会上，中国社会科学院徐碧辉研究员对李泽厚的情本体理论进行了全面解读。她认为，从“实践美学”到“儒学四期”说，到“情本体”理论，李泽厚以马克思的实践观点为基础，从“人生在世”即“人活着”这一事实出发，以“实践”“行动”(“做”)联结起中国传统哲学的实用理性和“度”的智慧，把一种本是纯西方的学说(实践哲学)与中国传统哲学中最重要的一脉即儒家哲学相结合，构造了一个富有创造性的思想体系，即“情本体”理论。

　　2. 美学基本理论的其他建构。环境美学方面，厦门大学代迅教授提出，以19世纪浪漫主义uedbet全球体育创作及其美学为直接理论来源的荒野审美意识研究，作为环境美学的重要内容，是推动中国当代美学发展的重要理论生长点，中国古代山水诗和山水画的艺术实践活动、物感说和“江山之助”的理论总结包含着荒野审美欣赏的丰富内容。生态美学方面，山东师范大学吴承笃认为生态审美以“人在世界中存在”的本真生存升华为审美体验的方式，把自然从对象性领域和形而上的束缚中解脱出来。广西民族大学翟鹏玉研究员指出生态美学汇入一般美学的历史性建构，达成从逻辑、历史到元理论的升华，是当今美学建构的任务之一。另外，泉州师范学院宋妍副教授提出市场经济的发展与消费文化的取向使“生活美学”赢得了学术上的合法地位。天水师范学院郭昭第教授提出，以明本心为学术宗旨的智慧美学是一种古老的中国美学传统，它以原天地之美达万物之理为基本使命，超越主流美学话语体系对观念论、美感论和艺术论分门别类研究，有利于解决现代社会自我焦虑、关系紧张、生态环境恶化等问题。

　　3. 当代中国美学建构的基础及方法。作为现代学科形态的“美学”，是梁启超、王国维、蔡元培、宗白华、朱光潜等美学前辈在引入西方哲学和美学思想的同时，融会贯通中国传统美学和艺术思想而创造出的中国现代独有的美学学科形态，他们的思想建树为整个中国美学的发展贡献了丰富的学术资源，新世纪以来不断受到重视，研究日益深化。此次会上，不少学者对中国近现代美学的资源与实践进行了发掘和梳理，同时对马克思主义的美学资源进一步开辟与探讨。其中，杭州师范大学杜卫教授对“中国现代美学框架甚至范畴都以西方美学为主体，造成了中国美学学术文化断裂”的观点提出了相反看法。他认为，以王国维、蔡元培、梁启超和朱光潜为代表的中国现代美学，把审美和艺术作为修身养性的途径，重视美育，倡导人生艺术化，具有“国民性改造”的强烈本土问题意识，将“修身养性”、“安家立命”等传统，变成人生的一种担当和使命，是儒家心学在当代的承续发展。

　　当代，审美与日常生活密切相联，面对“艺术的产业化”和“产业的艺术化”，出现了艺术的“终结”论，对此有人呼吁，要重回理性，然而建立一种新理性的努力并没有重振美学，反而造成了美学与现实的进一步疏离。针对这一现状，一些学者呼应当代文化思潮的感性化潮流，重提美学的“感性学”内涵，认为美学衰退源自过度的理性化。中国社会科学院高建平研究员提出，在美学的复兴和转型中，美学的意义在于感性的提升，一方面在当下的艺术被艺术的产业化和产业艺术化取代时，艺术本身发出了对理论的需求;另一方面，感性麻木的读图时代迫切需要拯救健康的感性，召回艺术，重塑审美，而非理性向感性的积淀。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副院长张政文教授进一步探究了感性的思想谱系与审美现代性转换，认为马克思从人的自由和解放出发，以扬弃的立场和历史唯物主义的方法传承德国古典哲学关于感性主体化、精神本质化的观点，将感性跃升为人的历史性存在和社会实践主体，为审美现代性确立了社会存在与历史运动的内在规定性，对重建中国美学体系有方向性意义。

　　围绕当代中国美学建构的方法这一问题，上海师范大学王建疆教授主张创建中国美学的主义。然而，南京大学高小康教授在论文中提出，通过概括提炼“中国自己的”核心审美范畴和观念创建中国美学的主义是否有走向美学独断论的危险。高小康教授指出，随着核心范畴和体系化的形成，中国美学的追求指向了普遍性和终极性，却忽视了传承和再现集体记忆的民间传统艺术的美学价值，在经典美学研究的视野中艺术的发展走向完美的经典化，更古老的艺术形态所具有的特定集体记忆形成的审美认同价值则逐渐消失，因此需要建设以多样性和地方性文化为生态背景的审美活动和经验的研究。另外，首都师范大学史红教授将上世纪90年代以来在生态学界备受关注的“生态位”概念引入美学，以谋求通过明确的美学定位促进美学学科的发展。

　　在建构体现中国特色的美学形态过程中，中国美学从对美学与现实人生相分离的“艺术哲学”倾向，日渐走向将审美、艺术、人生三者相统一的发展趋势。[1]“感性”、“个体生命”成了美学复兴和转型的普遍关注点，不但以马克思主义美学为指导的实践美学、新实践美学的主流学派不断通过反思完善理论，更带来了“生态美学”、“环境美学”的建设发展，“生命美学”的出现，“智慧美学”传统的提出。如何以中国传统美学思想为基础，以西方美学为参照，构建审美、艺术、人生相统一的中国美学，以实现“感性的提升”的现实意义，需要美学工作者的长期努力。

　　三、融通与共进：相得益彰的美学与艺术学

　　以往美学研究多在纯理论的学术领域，涉及到艺术方面的也多为宏观的纯理论探讨。针对这一趋向，东南大学长北教授提出，把美学请下来，将艺术提上去，是当下美学与艺术学的双向需求。艺术学的研究不能离开美学，离开美学的艺术学就成了器物之学、技术之学，美学的研究需要关注艺术，否则就成了单纯的理论抽象，难以真正对艺术发挥作用。本次会议上，不少专家对具体艺术门类和艺术问题做出了深入分析。长北教授以扬州漆器为例，通过阐述漆艺法天象地的设计思想、收天纳地的空间意识、融天入地的造物观念、顺应天地的造物原则阐释了中华传统艺术中的“天人合一”哲学观。江苏师范大学朱存明教授从汉代《郊祀歌》与汉画像的关系入手，论述了汉代人审美文化中的诗性力量。古琴美学方面，中央音乐学院宋瑾教授从《溪山琴况》入手，系统分析了“自况”的行为方式，提出自况不同于他娱和普通意义的自娱，是中国古代“做的哲学”在音乐领域的体现。中国艺术研究院林琳副研究员认为，古琴的特质和品格契合了儒、道、释哲学的理路，它们的古琴美学虽在精神实质上存在差异，但都崇尚清和淡雅的风格，注重人对心灵自由与精神价值的追求，提倡平和敦厚的人格、自然适意的生活、恬淡中正的审美情趣与和谐澄澈的艺术境界，故其现代传承不仅应体现在音乐方面，更需定位在文化上。

　　美学是一门形而上的学科，艺术学则是一门具体科学，而“艺术中的审美方面或审美因素即传统上称为艺术美的内容，是二者对象上相互重合的部分”[2]。于此交叉领域的研究，既是加强美学实践意义的有效作为，是美学理论从精英化、学院化的神坛走向审美实践领域的有益探索，也是中国当代美学发展的鲜活动力。

　　四、借鉴与超越：比较视域下的美学研究

　　“同中有异，和而不同”，站在21世纪美学发展前沿，对西方美学的资源进行探讨与反思，对中国美学自身的建构大有裨益。中国社会科学院张江研究员从中国文论的实践经验出发，反思和认识当代西方文论，提出“强制阐释论”，剖析了当代西方文论的有效性和无效性。同样就西方文论，复旦大学陆扬教授提出“法国理论”、文化研究、审美主义、性别批评和后殖民批评，可定位作当代西方文论的五副面孔。而就学界普遍运用的“批判”话语，扬州大学姚文放教授论述了其从康德、黑格尔、马克思到法兰克福学派再到当今中国学界的嬗变递进过程，提出社会环境的变迁与新世纪学术研究的交叉与整合构成了对于批判话语的普遍价值期待：它理应做到立场更加公允，评价更加稳健，心态更加平和，理论更加成熟。

　　一些学者深入研讨了历史上对美学研究产生广泛影响的西方理论，例如康德、黑格尔、海德格尔、维特根斯坦、马尔库塞的思想等。浙江大学苏宏斌教授对康德的“图式”理论进行了分析，提出康德的“图式”既是一个重要的认识论概念，又是一个重要的美学范畴。关于“黑格尔化”和“去黑格尔化”，中山大学王坤教授不赞成后现代思潮对黑格尔的完全“叛离”，认为黑格尔的思维视野与思维方法，以及他对过程的研究与成果，对中国美学界始终是借鉴的宝藏。在自然审美理论方面，南京大学赵奎英教授提出，相对于科学认知主义的卡尔松的自然环境模式，海德格尔现象学存在论是一种诗性超越。在美与艺术的分析上，以维特根斯坦后期思想为基础的语言分析美学是一种有待开掘的研究方法，但在中国学术环境中，由于其与中国美学和文化思维惯性相左而境地尴尬，也不乏有观点认为它在消解美学。对此，华东师范大学王峰教授认为，语言分析所破解的是普遍式美学论断，并不走向彻底的解构主义，相反，通过语言分析，美学重新在语言使用的基础上获得重生，构建出新的美学语法。就马尔库塞新感性理论，武汉纺织大学张贤根教授提出，只有揭示技术的本性及其问题，进而限定技术应用的边界与限度，让难免陷入异化的艺术回到自身，新感性的不断生成与超越才有可能。上海交通大学访问学者David Anderson则从性别、审美与反资本主义角度解读了马尔库塞的思想转向，提出马尔库塞爱欲解放论比福柯有助于建立“反资本主义的美学”、更有力地制止“后现代主义生活”的垃圾，为重建乌托邦理想提供有力支持。

　　在全球化浪潮和跨文化语境下，以比较的视野挖掘借鉴西方美学理论、反思中国美学问题，是发展和建构中国美学的有效途径，是展现中国美学的世界价值、参与国际间交流和发展的基础性工作，也是美学理论研究的一个持久方向。

　　五、内求与敞开：新媒体、新时代下的美学

　　美学与生活的关联一直是美学界讨论的一个热门话题。新媒体、“微”时代下的审美、审美与当代人普遍关注的休闲生活、休闲文化的关系越来越引起美学界的兴趣，对这一领域的研究与争论呈现上升趋势。

　　1. 日常生活审美化。当前学界对日常生活审美化的研究主要涉及两个方面，一是从家居装饰、各类工业产品到城市设计等日常生活环境的审美化建设，二是休闲娱乐活动的审美化。然而，四川师范大学董志强教授提出，当今社会日常生活审美化现象并不属于真正的审美活动，而是一种“伪审美化”，如何使得人们从伪审美中进入或上升为真正的审美，从审美疲劳的麻木中摆脱出来、重获对生活的生机勃发的审美敏感，是亟待探索的问题。浙江大学潘立勇教授则从休闲审美和休闲文化角度提出，以美学提升休闲，引导健康的休闲文化;以休闲文化丰富美学，推动审美切入人本生存，通过休闲文化的美学研究，提升生活品质。

　　2. 身体美学。近年来“身体”话题的崛起，为美学提供了新的感性的视野。首都师范大学王德胜教授提出，美学需要在充分理解身体意识的普遍特征基础上，明确人的感受性活动、感性价值的正当性，在“非知识化”意义上使美学所从事的工作真正成为现实文化实践的引导性媒介。西安石油大学张海涛副教授以舒斯特曼的身体美学为参照，提出中国古代美学是一种“唯身主义”的身体美学。河北师范大学王亚芹探讨了舒斯特曼“具身化”美学思想对传统美学与当下现实的积极价值。

　　3. 新媒介对美学的影响。伴随新媒体、大众文化、文化产业的繁荣及其影响力的扩大，关注社会发展的载体、技术形态的变化，成了美学要回应的问题。针对读图时代文化消费的主要商品形式和现代化艺术形式电影，北京大学王一川教授指出，当前中国电影暴露出了脱深和脱俗两种困境，在文化景观上，基于互联网的生活冲动与互联网中自我分离出的个体自由冲动之间的冲突与调和，逐渐形成了当代社会的新审美构型，出现了深度审美构型、浅深度审美构型和中深度审美构型三种形态，一场基于互联网的电影美学革命已开始，其实质在于寻求艺术分赏而非艺术共赏。针对知识经济时代社会生产对文化创意的依赖，陕西师范大学李西建教授认为文化创意已成为一种社会化的美学生产，提出文化创意是以审美视界挖掘文化资源，为产品和服务注入文化元素，使其成为一种审美的文化符号与标识的过程。北京印刷学院龚小凡教授指出，文化创意的一种普遍载体形式——现代招贴，体现了消费与设计活动的影响互动，物化于产品之上的设计可以通过消费影响人们的生活方式，从而参与并塑造现实生活。

　　对于互联网发展起来的第二代媒介(微博、微信等)，有人称其为“新新媒介”，也有人将新媒介产生后的当下直接定义为“微时代”。“微时代”是一种建立在新兴互联网技术基础上的生活方式，又表征出当下社会的一种文化特质。山东大学王汶成教授在提交的论文中指出，“新新媒介”的使用已经或将要从根本上改变uedbet全球体育传播活动的创作者、传送者、欣赏着、uedbet让所有玩家提款者等主体之间的关系，这种关系将趋向于一种更加平等、对话、审美的“间性”关系，造成传播内容上的多元共建和传播效果上的多元共享两个趋势。湖北美术学院刘茂平教授基于当代文化艺术发展的一系列变化，试图用“后审美”这一概念对其现象进行描述和界定，认为“后审美”凸显了人与精神的关系，并标识出文化艺术特征。上海师范大学潘黎勇副教授从马歇尔•麦克卢汉的媒介理论出发，认为“微时代”真正发生改变的是人的感知方式。西安文理学院陈海博士则具体介绍了麦克卢汉“新的尺度”的论说，指出麦氏论说将现代生产方式和人际关系的双重变化归结于媒介“形式”本身。

　　此外，研究领域的交叉、研究视角的多元、研究方法的多学科融合也是本次会议的一大特点，这表明美学发展正处在各个领域相互渗透、融合、碰撞的时期。在吸纳、介入多元化视角和研究方法的同时，在使美学融入到大众文化的同时，更应当注重美学的本位思考，关注现代人的精神境遇，探寻多元敞开的意义，为提升人们的生活品位、提高人们的审美趣味和能力不懈努力。

　　注释

　　[1] 参见王元骧：《我看20世纪中国美学及其发展趋势》，《厦门大学学报》2007年第5期。

　　[2] 李心峰：《艺术学论集》，北京：时代华文书局，2015年，第91页。

　　林琳：中国艺术研究院副研究员、中华美学学会副秘书长

　　(责任编辑：韩宵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