综观当下草书创作的情形，可谓有得有失。本文从五个方面对当下草书创作的现状及存在的问题作一简要梳理。

　　一、从视为畏途到趋之若鹜——草书在当下的流行

　　草书一直被视为一个特殊的领域，人们既深深迷恋于这种书体的魅力，同时也十分清楚草书创作的艰难，所以对于很多初学者，草书是不可随意触碰的书体，甚至许多终身研习书法的人也不曾轻易接触草书。草书的创作难度远远高于其他书体，如果说其他书体在创作时可以事先规划并反复设计的话，草书的书写是作者事先无法精心安排的，因为草书书写时笔墨等各个要素都处于快速变化中，几乎容不得书写者前后思量，完全依赖于书写者平时的技法训练和笔墨驾驭能力，故草书历来被习书者视为畏途，整个清代三百年，除了由明入清的傅山、王铎外，在草书方面有大的成就的书法家基本上是空白。

　　最近十余年，研习草书的人数增多，已经逐渐成为一种趋势。从新世纪以来中国书协举办的各项展赛来看(除单项展)，投稿作品以行草书居多，基本占到整个来稿数量的60%以上。在书法创作走向多元化的今天，书风在逐步走向正大和昂扬，草书似乎迎来了新的机遇，当代的社会与思想环境也基本具备草书发展的条件。但纯粹意义上的草书，特别是大草中堪称出类拔萃的作品和作者实属凤毛麟角。怀素被时人誉为“驰毫骤墨列奔驷，满座失声看不及”的书写情景在当下显得异常奢侈。当下草书创作的现状好似一种矛盾的存在，即当下草书研习者众，甚至很多年轻作者频频以草书入展获奖，但真正的草书大家却寥寥无几，有“高原”无“高峰”，整个草书在当下的现状并不容乐观。

　　新时期以来，当展厅效应开始显现，并逐渐被当代书法人所追捧，明清调草书快速走红，当今许多中青年书家就是以明清调草书频频获奖入展而为书坛所注目的。这一类草书在笔墨表现上形成了具有极度视觉冲击力的效果，如徐渭的满纸云烟、傅山的缠绵缭绕、王铎的涨墨枯笔……这些都为今人的创作提供了较为现成的模式。在展览的催发和鼓励下，当下学习草书的人数剧增，不管是十多年前的明清调草书，还是近些年的“二王”草书，都属于草书的范畴。这在之前的几十年是不可想象的，但从这点来看，展览对于书法的复兴起到了很大的推动作用。从视为畏途到趋之若鹜，草书在当下的流行对于书法的普及和提高无疑作用巨大，至于水平如何是另外一回事。

　　二、草书内部“偏食”严重

　　草书作为一种书体，主要有章草、小草和大草之别。章草历来小众，研习者不多;小草和大草自唐代以来，历代基本平分秋色。当下草书以小草为多，特别是近十余年来，“二王”行草大有一统书坛的气势，章草和大草研习者虽不乏其人，然有成就者寥寥，这就是当下草书的格局：“偏食”严重。

　　当下书坛，只有少数书家着意研习章草，就水平而言，大都尚未失去章草特有的古拙和朴厚之气。随着各地简牍帛书出土，秦简、汉简陆续面世，为人们提供了新的书法遗迹，改变了人们通常认为的早期草书就是《急就章》《出师颂》的观念，我们发现秦汉时期日常书写形式下那种更为活泼的手写体式，即大量的笔画连带、简化、结体大小夸张变形等等。这种令人耳目一新的用笔、结体方式很快被当下的年轻书家运用到创作中来，形成一种“陌生感”，这种“陌生感”恰恰是在展览中入展获奖的制胜法宝。这些在中国书协主办的国展中入展获奖的带有“陌生感”的章草作品，比例虽不高，但也足以引动潮流，很多年轻书家敏锐地发现了这一“捷径”进而跟风，这在一定程度上扩大了章草学习这支队伍。

　　当下整个书坛小草书写者的队伍十分庞大，小草因介于行书与大草之间，在字形上比较容易把握，而且在书写过程中可以对字形作临时的调整，所以当代一大批中青年书家对小草趋之若鹜，他们在传统继承上多方吸收营养，不论什么草书遗迹，只要有价值便拿来借鉴，所以当下小草书的风格面目显得十分丰富，这在近十余年来的各项书法大展的入展获奖作品中可以得到印证。小草书作品用笔精整、细腻，无论动静徐疾，笔锋起运大都能做到笔笔到位，这是当下展览体制下取得进步最大的书法体式之一，只是此类小草书过于斤斤计较于点画，有失大气和畅达，而且容易给人千人一面的感觉，不看落款根本无法分辨出是哪位作者的作品。

　　“大草”与“小草”之别，不是字径“大”与“小”的区别，而是就“草”的程度而言，大草比小草更加“颠狂纵逸”。与小草如火如荼的热闹相比，大草在当下的成就实在乏善可陈。大草之所以在当代难有大的进展，一则是当下书家的技巧不如古代大家的娴熟，二则是当下书家的心态早已没有古代大家的单纯和静谧，所以当下的大草创作大多显得草率和忙乱，激情有余而能力不足，笔画一味缠绕、杂乱无章，因无法驾驭毛笔，用笔和结构显得牵强和做作。也正因为大草的难度颇高，所以当下选择大草作为创作方向的书家少之又少。

　　三、技与法——草书存在的前提

　　我们通常说“技法”，其实可以分为技巧和法则两个方面，尤其对于草书，技巧不熟练或不守法度，都构成了对草书的消解。

　　从汉代到唐代的几百年间，草书发展出一套复杂但成体系的技巧。草书在流畅而迅疾的书写中，同时要处理好笔画、结构与章法，带有很强的随机性，不可设计、无法重现。篆书、隶书、楷书，甚至行书大都能依靠记忆来处理结构，但草书(特别是大草)无法依靠记忆，用笔、结构等都必须根据当下的情况随机处置。汉代赵壹在《非草书》里描写道：“夕惕不息，仄不暇食;十日一笔，月数丸墨。”这种情形从一个侧面反映了草书书写技巧获得的艰辛。草书要求的是对技巧运用的极端的熟练，在保持书写的流畅的同时，必须保证笔画的质量，单就这一点而言，令很多书家望而生畏。

　　通过近年全国书展中的草书作品来看，客观地说，当代草书取得的成绩令人欣慰和鼓舞，一些中青年作者对于草书创作技巧的驾驭可谓得心应手。当然，草书无论如何“草”，如何“狂”，都必须建立在法度的基础上。有些人于草书的笔法、结体全然不顾，一味就是画圈，这是很大的一个误区，而且像这种认为大草就是随意地画圈的人，其实连草书的门都还没有摸到。另外，当下草书还存在一个极严重的问题，就是“线条”的质量太差，很多获奖草书作品好像都是小草的放大，一放大就感觉用笔很弱，难以“杀锋入纸”，大都流于章法上的虚张声势，缠绕、映带成了草书的代名词。草书之大患，在于一味缭绕而“无骨”，除了深入研究前人的草法和锤炼笔力外好像别无他法。

　　草书没有娴熟的技巧不行，但草书不单纯是技巧的堆砌，我们甚至要避免技巧的滥用，毕竟所有的技巧都是为抒发情意服务的。当下草书的两难处境在于：一部分人只强调技巧，在作品中单纯表现技巧，于作品的“气韵”“精神”全然不顾;另一部分人刻意无视技法，纯粹以抒情为借口胡乱涂抹一气，看似激情飞扬，实则与草书无关，与书法无关。“技”与“法”犹如镜子的两面，缺少哪一方面都无法构成真正的草书，能熟练运用技巧而不炫技，知草法而不为法度所缚，如何把握这其中的分寸，是每一位有志于草书的书家必须花费很大的精力去揣摩和实践的。

　　四、抒情：书者必须“在场”

　　书法在“达其性情”这点来说，无疑草书首当其冲。草书因为是技巧与情性在瞬间的完美凝结，故于技法之外，尤其需要才情。唐代蔡希综《法书论》云：“(张旭)乘兴之后，方肆其笔，或施于壁，或札于屏，则群象自由，有若飞动，议者以为张公亦小王之再出。”张旭草书创作过程中的癫狂状态跃然纸上。可见，草书的创作，一方面需要作者具有熟练的技法和扎实的基本功做基础;另一方面还需要作者具有丰富的想象力并投入真情实感。今人作草书，大都为了入展获奖而书，与古人抒情达意的目的是不一样的。书家为冲击展览，不惜反复打小稿，甚至连章法的安排、涨墨的使用等一一精心设计，这已经不是书写作品，而是近乎“制作”了。这些作品虽然从技法和技术层面均无可挑剔，但恰恰缺少了最为重要的情感的抒发，缺少了那种纯粹的书写状态。草书只有心手双畅，才能真正体会到书写的快乐，那种没有感情投入的草书的大量存在的后果就是，看似研习草书者甚众，实则都是不走心、没知觉的“橡皮人”。

　　缺少了情感的投入，是不可能真正进入到草书创作的境界的。在草书创作中，不仅需要笔墨技法的锤炼，更需要作者具备诗人般的浪漫情怀，草书非兼有精熟之技法与浪漫之情怀不能为。草书，特别是大草，是一种需要性情和气质来支撑的艺术，同时也无法独立于时代的风气之外。东晋、唐代和明代是中国草书的三大高峰。东晋士人大都具有“解衣磐礴”的魏晋风度，故东晋草书萧散洒落;唐代盛事风华，诗歌、草书均体现出一种昂扬的姿态;明代士风“大坏”，思想空前解放，加之高堂大屋的出现，草书成了宣泄情绪的工具，作者真正地目空一切了。当下国运隆昌，思想也趋于多元，加之国人眼界大开，对于草书的发展我们还是持乐观的态度的。

　　当然，草书创作过程中的激情并不来自于人们普遍认为的张狂和不可一世，而是来自于内心的极度平静和高度的纯粹。今人在大草方面不能有所作为，或许在于错误地追逐草书创作过程中表象的狂态和醉态，笔不能纵横，墨无法淋漓，情不能无碍地宣泄，草书如何“草”得起来，如何“狂”得起来。社会生活的历练、浩然之气的修养是决定草书格调的更高一层的决定因素。我们通常说，古人重视境界，今人刻意于技法，在草书创作过程中，只有书者即“我”的在场，草书才能纵横驰骋，才能意气风发，才能动人心魄。

　　回望书法史，我们会发现，唐代张旭、怀素的书迹尽管曰“狂”，其实书者对笔法、结构是了然于胸的，理性贯穿了书写的整个过程，所以整幅作品显得秩序井然，当然格调和境界也是我们望尘莫及的;宋代黄庭坚，其用笔从容、不急不躁的草书也能表征那个时代的风貌，黄庭坚的草书极其理性，大量出其不意的长画短点骇人眼目;徐渭、傅山的草书，近乎无理性地连绵缠绕，使我们看到了一种目空一切。有这些草书史上的巅峰在，我们不能不时时拿他们做比照，以寻找我们这个时代草书的坐标。在技法尚未过关，各方面修养均尚不足以支撑自己的草书创作的情况下，便急于变通，急于创作出自己的面貌，这样的作品必然误入歧途，而且其所透露出的文化品位必然难臻高格。草书创作固然要求书家有先天的禀赋和气质，但同时也要求书家对技法的艰苦的锤炼，毕竟“意境”“气息”等都不是无本之木，他们必然通过书者的技法反映出来。动中寓静、狂而不乱，有气势、不逾矩，这些看似较低的要求，其实都是草书最高的标准。

　　杨勇：《书法》杂志社编辑

　　(责任编辑：杨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