知道《寻龙诀》是从《九层妖塔》开始的。
《九层妖塔》在立项之初就以其竞品《寻龙诀》的定档时间确定了上映档期,并由此倒逼制作。无论从制作周期、演员阵容,还是筹备的充分程度、完成度,《寻龙诀》都在《九层妖塔》之上。也正是基于这一竞争对手的预判,让我对《寻龙诀》产生了期待。
然盛名之下其实难副,期待愈高,现实也往往愈难成全。如果“电影是以叙事为主的艺术”这一判定标准不变的话,那么在我看来,《寻龙诀》并不比《九层妖塔》高出太多,这两部影片在创作上所暴露出来的问题也具有普遍性。
IP改编:营销体系与创作体系的对话和矛盾
如果说,《九层妖塔》前因导演对原著进行了“粉碎性改编”、后因特效表现突出而将影片定位调整为 “解放军打怪兽”的话,那么,《寻龙诀》的定位无疑就是它那一语双关的台词 “这才是正宗的摸金范儿”。这句话的潜台词自然是和原著《盗墓笔记》有关,也和《九层妖塔》的改编有关。
关于IP改编不是新鲜事,只不过过去被改编的是传统文学作品,现如今更多变成了网络文学作品,但似乎纠结和争议从未停止——IP改编该忠于书粉还是该忠于路人?李安导演曾对这一问题有过清晰的观点阐述:“在美国一般行内有个说法倒是蛮合我的想法:两条路,你可以选择毁掉原著拍部好电影,或是忠于原著拍部烂片。”“拍《冰风暴》时,我跟作者见过一面就直接明讲:‘这是我的电影,不是你的书。It's not your story anymore.’电影不只是书的影像化。”[1]好莱坞工业概念设计师朱峰在谈及好莱坞IP开发时也提到:“当购买IP后,原著作权人不能参与创作,不能每几个月过来看,嚷着要改回去。”[2]24岁写出剧本《巴顿将军》的导演弗朗西斯·福特·科波拉更认为“书压根儿就不该改编成电影,电影剧本应该是热腾腾、鲜嫩嫩的原创”,“如果非得改编”,“长篇小说人物众多、故事繁杂,不太好改,短篇小说人物简单、线性叙事,更适合改编成电影”。[3]回到《寻龙诀》和《九层妖塔》,尽管《寻龙诀》有原著作者、网络作家“天下霸唱”的力挺,也不能回避两位导演都坦承拿到小说后感觉无法改编的困境,这一创作困境在IP如此火热的当下具有普遍性。
事实上,购买IP是一种纯粹的经营行为,看重的自然是IP鲜明的可辨识度和庞大的受众人群,从购买行为本身自然是本着这群受众去的,也即项目定位,实与创作无关。一旦需要转化为另外一种独立的艺术形态,即进入创作系统,就存在是否应该忠实于原著的讨论,这从本质上其实是营销体系和创作体系两个系统层面的对话和矛盾。就《寻龙诀》和《九层妖塔》而言,从某种程度上说,两部作品导演拿到项目的起点是一样的,一如笔者所接触到的很多正在开发中的IP改编项目,都是项目公司购买了IP,然后物色合适的导演进行创作。但在改编过程中很快会走到一个极端,便是除了剩下片名几个字,故事已经面目全非,由此惹恼原著作者,项目方也再度反省:为什么当初会购买下IP?IP最初激发的兴趣点在哪里?在笔者看来,创作(无论是电影还是其他艺术形式)终究是一件由内心驱使才能迸发出创作激情和火焰的大脑皮层的物理行为,无论外部环境如何喧嚣、复杂,核心创作者还是越纯净越好。对于一个IP项目,只有当创作者自发地对IP产生强烈的创作欲望和表达欲望时,才有可能真正触及到IP项目最灵魂的部分,这一过程就像是有着无数触点的磁铁两极,只有触碰到那个对的点,才能相互深深吸引、融为一体。很大程度上,经典电影最初都源于深深的热爱和打动。换句话说,电影源于情感所赋予的生命力,而技巧是不具有生命力的。尽管笔者并非完全了解两部影片的创作过程,但从两位导演在创作初期都面临无法改编的困境这一现实来看,两位都是受邀创作而非被IP打动进行的自发创作,这两者有着本质区别。事实上,这一创作状态存在于绝大多数IP改编项目。具体到创作过程,《九层妖塔》导演陆川试图在原著中寻求打动自己的点,从而构造出了一个孑然独立于原著的魔幻世界;而《寻龙诀》导演乌尔善理性地整理原著中打动读者的点,并结合自己的兴趣来进行创作,从而相对完整地保留了原著的味道。显然,原著作者参不参与电影创作更多是一种营销行为,忠不忠实于原著也绝不会是一部影片好坏的评价标准。在笔者看来,就像莎士比亚所言“一千个人(读者)眼里就有一千个哈姆雷特”一样,转化为影像系统时,一千个导演也应该有一千部《盗墓笔记》电影。所以,从这个层面上看,《寻龙诀》和《九层妖塔》呈现了同一个IP丰富的影像表达可能。但在电影评价体系层面,两部影片又都以制作技术见长,而弱在由剧作和叙事所支撑起来的情感力量。
制作技术:场面营造与叙事情节的协调与取舍
说到技术,《寻龙诀》和《九层妖塔》所展现出来的特效制作技术着实让国人为之一振,也显示出了当下中国电影在这一领域的长足进步和中国电影制作资金实力的雄厚。强大的经济实力和技术力量让中国未来类型电影发展充满了无限可能,但“见景不见人”也是当下国产类型电影惯常出现的毛病,即宏观场面总是摄人心魄,而人物特写往往空洞无物;留着一瞬间的震憾,也总是在全片看完之后一场虚空。电影需要留下什么吗?很多人这样问,这也是笔者困惑和反思的问题。在当下一些国产电影作品中,很少能看到人物的两难困境并引发一些思考,戏剧转折和人物选择都变得轻巧容易,甚至看不到人物内心的痛苦挣扎,都是小儿科般的过关游戏、大量的旁白和过于直白的画面隐喻。具体到《寻龙诀》,无论是胡八一的金盆洗手,还是从美国回国重操旧业的转折都太容易,Shirley杨的反对、拒绝到顺从也像小孩子任性的把戏,人物内心的成长靠的不是一个个艰难的选择和蜕变,靠的是“彼岸花”[4]的隐喻。寻找“彼岸花”即为放下过去,珍惜现在,这过于直露和充满哲思的主题靠的也不是情节的层层推进和人物内心在矛盾斗争中的成长,靠的只是一朵佛花,这难免有些肤浅。这是剧作中显见的问题,但此类问题在很多项目中同样存在,意味着什么?
创作有理想状态,但更多是现实层面的问题。当下演员被视为项目成败的关键,签到演员项目才能落地,而剧本可以慢慢调整,甚至在拍摄完之后,依靠剪辑来完成叙事。剧本在很多时候成为不那么重要的。大量依靠拙劣旁白来代替叙事的电影获得高票房的现实扰乱了创作视听,有的创作者以为这就是正常的、甚至是“对”的电影语言,因为观众更替了,年轻的观众似乎喜欢这样简单甚至粗暴的影像表达。但实际上这未必是事实。悦人先悦己,迎合别人永远不如忠于自己的判断和感受。
喜剧元素: 类型创作与市场导向的融合与碰撞
《寻龙诀》的喜剧元素运用也颇具当下性和代表性。在当下的电影中,似乎各种类型都必须掺杂进喜剧元素方能搅动市场。对此,笔者既理解又始终无法认同。从经济学角度看,产业化的前提是市场化,而市场化在很大程度上就意味着让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尊重市场就要尊重受众、尊重需求。电影既然要产业化,那么针对市场需求进行创作生产就成为必然。而针对“90后”群体的调查数据显示,“‘90后’大学生主要的娱乐方式依次是看电影、上网、看电视、看书报杂志、体育活动;而在喜欢的电影类型中,排名则依次是喜剧、爱情、动作、剧情、奇幻、冒险”[5]。依据这一数据,再从当下主流市场的主体观众群为“90后”的逻辑推演,喜剧当道实则为国内电影创作开始尊重市场的表征,但是否所有类型都要强行搭上喜剧的顺风车?
事实上,从创作层面,喜剧是所有类型中最难把控和文化属性最强的一种。具体到《寻龙诀》这类魔幻题材,如何有效地融入喜剧元素而不破坏整体风格的冷峻和严肃,就像高空走钢丝。然而,一场惊艳的高空走钢丝表演往往建立在无数次失败的尝试基础上。在中国整体类型创作都不成熟的阶段,类型杂糅是容易做到的,这样做可以说是一种聪明的选择,但聪明未必高明。就笔者看来,《九层妖塔》存在着因喜剧元素的强行介入而使得影片整体类型风格不统一的问题,《寻龙诀》较之《九层妖塔》对于喜剧元素的处理要柔软、自然和内敛很多,也算是“软着陆”,但依然稚嫩。黄渤和夏雨在《寻龙诀》中的角色设定与吴军、赵又廷在《九层妖塔》中的角色设定一致,都属于插科打诨、调节气氛型,又都是具有很强烈标签意义的单一性格角色。黄渤的痴、夏雨的贪以及吴军的憨、赵又廷的傻,都过于平面,而其共同的、夸张的风格化舞台剧式表演又强化了其角色的单一性,使得影片中的喜感生硬而突兀。这固然是表演层面和剧作层面的问题,在笔者看来,更深层次还是创作意识的问题,过度以市场为导向会丧失创作本身最有价值的部分——精神生产。
喜剧及喜剧元素的滥用,在某种程度上是当下类型片发展不完全、不成熟的阶段性体现,也反映出整个国内电影市场一种焦灼、压抑的社会化情绪。
结语
说到底,电影还是太复杂了,尤其是类型电影创作。它一定不是个人的艺术作品,而是一个团队精诚协作的结果。它考验的是一个团队的创造力、执行力,以及市场判断力和运作能力。好莱坞电影工业是以卡梅隆为代表的商业类型大片。中国电影工业要强大,作为市场脊梁的也一定是有着高度技术含量和高密度商业资本支撑的昂贵的商业大片。因此,从中国电影事业与电影强国梦的层面出发,《九层妖塔》《寻龙诀》,一如此前的《捉妖记》,都在做着十分重要和有意义的尝试。尽管这两部影片目前的呈现都并不十分出色,但只要这两部作品在市场上没有溃败,就足以支撑后继者对这一类型继续尝试的勇气。而从两位导演的创作履历中也可以看到一种难能可贵的创新精神,不断去尝试、突破自我的冒险精神,这是比创作的作品本身更为宝贵的东西。
当下中国类型电影刚刚起步,各种资本带来了蓬勃发展的机会,也充满了更多利益诱惑,甚嚣尘上。中国电影创作需要电影人拥有高度的责任心、职业精神及专注、认真的做事态度,各就其位,各司其职,精诚协作,在喧嚣中全力以赴守住自己的那份责任,就能守住中国电影的未来。说到底,中国电影工业需要天才艺术家,更需要匠心、匠人,这或许才是《寻龙诀》带给我们的终极思考。
素心:北京电影学院影视管理学博士
(责任编辑:何美)
[1] 张靓蓓著、李安口述:《十年一觉电影梦》,北京:中信出版社,2013年4月,第282页。
[2] 朱峰:《IP的电影工业生产》,摘自《和谐共生:视觉艺术的跨界交流》,《电影艺术》2016年第1期,第14页。
[3] 转引自《〈教父〉导演科波拉论电影编剧》,http://site.douban.com/178720/widget/notes/10281080/note/482883546/。
[4] 彼岸花源自《佛经》。“彼岸花,开一千年,落一千年,花叶永不相见。情不为因果,缘注定生死。”
[5] 祝虹等著:《移动中的90后——90后大学生媒介接触行为、生活形态与价值观研究》,机械工业出版社,2014年6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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