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容摘要：“志怪”传统是中国文学的重要经验之一，中国当代网络小说的诸多叙事元素也受其影响，在小说类型、叙事观念、叙事模式等各个方面都有所体现。透过这些“志怪”成分，网络小说承袭了中国文学积淀下来的审美经验，在一定意义上呈现出“中国话语”的品格。倘若在“志怪”的传统下看待网络小说，后者对鬼神虚妄之事的津津乐道有其独特的价值，但与志怪文学相比，又暴露出思想底色不足的缺失。

　　关 键 词：志怪传统 网络小说 中国话语

　　中国当代的网络小说题材、类型繁多，而神仙鬼怪、奇闻异事则是其中较为常见的元素。《鬼吹灯》《盗墓笔记》《搜神记》《星辰变》《诛仙》《都市妖奇谈》等流行的网络小说，对神鬼奇谈的书写在不同程度上接通了当代网络小说与古代志怪文学之间的联系。倘若将这些网络小说放置在中国文学的“志怪”传统中，我们可以看到，其中所显现的故事原型、思想内蕴、写作笔法映照出民族文化的积淀和传承。同时，在“志怪”的传统下观照这一部分网络文学作品，也是对网络小说写作路径的再认识和再思考。

　　一、对“志怪”传统的认识

　　中国文学素有“志怪”的传统。所谓“志怪”，就是记叙“怪力乱神之事”，其内容不外乎与神灵精怪、方术异闻相关的各种超自然题材。先秦典籍已带有“志怪”的性质，如《山海经》《穆天子传》中所记载的上古神话传说，构成了最初的“志怪”叙事。汉代也出现了一些记录神仙方术和奇谈轶事的“志怪”之作，如《淮南子》《列仙传》等。以《搜神记》为代表的六朝志怪小说则确立了以文言短篇故事的形式来记述鬼神怪谈的“志怪”传统，而唐代以来的志怪文学如唐传奇中的《枕中记》《南柯太守传》、宋代的《稽神录》、明代的《庚巳编》、清代的《聊斋志异》《阅微草堂笔记》等作品则接续了这个传统。

　　“志怪”的文学传统起于中国，又随着中国文化的辐射而影响到整个儒家文化圈，日本、越南等国的文学都受到了中国志怪文学不同程度的影响。成书于公元8世纪的《日本国见在书目录》已辑有《搜神记》《搜神后记》《冥报记》等志怪小说[1]，而日本早期的志怪小说集《日本国现报善恶灵异记》则承认中国志怪文学对其产生的影响：“昔汉地造《冥报记》，大唐国作《般若验记》，何唯慎乎他国传录，弗信恐乎自土奇事，粤起自瞩之，不得忍寢，居心思之，不能点然故，聊注测闻，号曰《日本国现报善恶灵异记》”[2]。越南16世纪以来的汉文小说中也有不少来源于中国志怪文学的作品，如《传奇漫录》中的志怪小说与明代传奇小说集《剪灯新话》的志怪故事就有着比较明显的关联[3]。朝鲜的《新罗殊异传》等小说同样深受《搜神记》等中国古代志怪小说的影响[4]。由此可见，志怪文学不仅在中国古代文学的流脉中不断演进发展，而且催生了域外文学的神怪想象，其意义自然是不言而喻的。

　　对于这样一个影响深远的文学传统，我们自然不能轻视其在中国文学和文化史上的价值。从含有“志怪”内容的先秦典籍直至成熟的志怪小说，志怪文学构建和发展了以汉民族神话传说为主体的神话传说系统。作为“古今语怪之祖”[5]的《山海经》以方志的形式对上古神话传说做出了一次系统总结，“它记录了有关帝俊和黄帝(古代东西两大民族所奉祀的上帝)的神话……还记有颛顼使重、黎‘绝地天通’的神话，有鲧、禹治水的神话，禹攻共工、杀相繇的神话，有女娲、烛龙、西王母、夏耕尸的神话，有诸神子孙创造发明的神话”[6]，为中国的上古神话建立了一个比较完整的人物谱系和故事系列。六朝志怪小说发展了先秦典籍与汉代史志、子书中的“志怪”传统，又受到宗教思想的启发，其题材愈发多样化，《搜神记》《述异记》《续齐谐记》等作品所记叙的“董永织女”“蚕马”“干将莫邪”“阳羡鹅笼”等故事，既有先秦和汉代志怪文学中常见的上古神话和神仙方术题材，又有融入了宗教观念或取材于民间奇谈的灵异故事，进一步拓展了中国神话传说的内涵，也为后世文学提供了丰富的叙事资源。唐代以来的志怪文学不仅建立了一个更加芜杂丰富的神怪世界，而且在六朝志怪小说的基础上呈现出更加强烈的世俗性——将鬼神之事系于世俗生活之上，把世俗的情感、欲望注入神灵鬼怪的形象之中，使灵异、虚幻的世界也散发着浓重的人间气息，为中国神话传说创造了一种更具人性人情的面貌[7]。

　　“志怪”的文学传统承载了中国文化独特的鬼神观、自然观和生命观。即使作者意识到鬼神之事有虚妄之处，但他们依然热衷于记述超越生活经验的奇谈异闻，其叙事观念就是基于中国文化对天地鬼神、自然万物及生命存在的认识。鲁迅曾指出，六朝志怪小说所呈现出来的是“视一切东西，都可成妖怪”的“巫底思想”[8]，即崇尚“万物有灵”。不止如此，中国文化中的“天人合一”“善恶有报”“重人贵生”等思想，都在志怪文学中得到了不同程度的体现。例如，志怪文学常以“天人合一”的思维来表现人与鬼神、与自然万物的关系，不仅赋予神灵鬼怪、山川河岳、鸟兽草木以人格，还将人置于与异类相互纠葛往来的处境之中，甚至将人神化或异化，人与异类、与自然万物之间建立了既相互区别又贯通融合的关系，这恰恰反映了古人是如何看待鬼神与自然的。志怪文学对神怪灵异之事的记述也杂糅着中国人的生命意识，“重人贵生”“因果循环”等观念存在于历代志怪文本之中，形成了一系列的叙事母题：有凸显乐生恶死的“重生”故事，有寻求“生道合一”的“求仙”故事，有宣扬“好生而恶杀”“报应昭彰”的“精怪复仇”故事……由此返观志怪文学，尽管它所构造的是一个虚幻的神怪世界，但其背后却浮现出中国文化对大千世界的观照。

　　志怪文学也有其鲜明的审美特点。一是史志、纪传式的叙事风格。历代志怪文学大多遮蔽故事的虚构性，通过强调“言之有据”来凸显叙事的似真性，使虚幻的神怪故事在表面上呈现为有据可考、看似真实可靠的“实录”[9]。因此，志怪文学比较普遍地模仿史志、纪传等作品记人记事的特点，以相对简略的结构、速写式的白描笔法来叙述故事，文本自然呈现出短小、俭省、平易的文体特点，其中尤以笔记体的志怪小说最为典型。二是离奇、怪诞的审美趣味。志怪文学通过审美对象的荒诞化来建立一种超自然的、灵异的文学世界。在外部形态上，它要构建荒诞不经的空间和形象系统，如历代志怪故事对四海八荒、幽冥世界等“异空间”的构设，以及种种神灵精怪形象;在内部形态上，志怪文学更要以奇谲的想象来叙述荒诞离奇的故事，如《搜神记•宋定伯》中少年与鬼的斗智，《枕中记》《南柯太守传》对“人生若梦”的演绎，《聊斋志异》里人与异类的情感往来，而这些故事或以趣动人、或以奇动人、或以情动人，形成了自身独特的审美张力。

　　回顾“志怪”的文学传统，历代志怪文学所积淀下来的神话传说，蕴含着中国文化对已知世界的把握和对未知世界的想象，呈现了我们这个民族超越生活经验的心灵图景;同时也蕴含着丰富的文学资源和文学经验，“无论从内容还是艺术的角度讲，‘志怪’也是最符合后世小说的创作技法与要求的。……且不说元、明、清以来的志怪小说，即使是世情小说，‘志怪’的成分也是相当浓厚的。也许正是传统志怪笔法的运用与意象创造，才大大深化了后世小说的艺术创造与主题内涵”[10]，因而志怪文学所形成的叙事母题、叙事方式在后来的文学中得到继承和发展。

　　二、网络小说中的“志怪”传统

　　“志怪”传统是中国文学的重要组成部分，“从史前传说到当代文学，超自然因素在中国文学史上随处可见”[11]，而网络小说也概莫能外。网络小说的一个基本特性是“趣味”，唯有“有趣”的作品方能获得足够多的点击率、收藏数，这几乎成为网络写作的一条铁律。而在“志怪”的文学传统背后，则呈现了我们这个民族认识、把握大千世界的一种独特方式，其所创造出的超现实的意趣，恰恰契合了网络小说对趣味性的认同，接通了“志怪”传统与网络小说的内在联系。在故事原型、叙事观念、审美特征等方面，我们不难发现网络小说与古代志怪文学之间存在着比较深厚的渊源，甚至可以说，某些类型、题材的网络小说就是中国志怪文学的延续和发展。透过这些“志怪”成分，网络小说承袭了中国文学积淀下来的审美经验，在一定意义上呈现出“中国话语”的品格。

　　“志怪”传统对网络小说的影响是多方面的。倘若从小说类型的角度来看，传统意义上的志怪小说，是以笔记体小说和短篇小说的形式来记述鬼神传说和奇谈异闻，故事往往简洁短小，但又具有奇诡灵异的风格。网络小说兴起之后，一些作者有意模仿志怪小说的写法，所创作的作品符合或接近传统志怪小说的类型特点，如在商业性文学网站上连载的《东北灵异档案》《赶坟》《乡野鬼故事》等，以及在“豆瓣”“天涯”论坛等网络公共平台和自媒体平台上连载的《中国怪谭》等，多为集锦式的灵异故事，但情节更加集中连贯，与传统志怪文学有比较明显的联系。

　　“志怪”的成分也比较普遍地存在于其他类型和题材的网络小说中。对此，最明显的一个表现是，古代志怪文学中的神话传说、奇谈异闻，被网络小说所吸纳、借鉴和重新演绎，在志怪文学的蓝本上生发出新的故事。中国古代的志怪文学构建了一个庞杂丰富的神话传说系统，在时间、空间、自然、生命等各个层面来展开对世界的想象，而网络文学则从这些想象中获取了丰富的叙事资源。一些作者试图从中国文化中寻找写作的生长点，奇诡的东方神话世界逐渐在树下野狐的《搜神记》、萧鼎的《诛仙》等小说里出现，而历代志怪文学在其中发挥了重要的作用。树下野狐在《搜神记》的后记里明确提到故事的灵感来自《山海经》：“某一天，当我百般无聊地翻着《山海经》时，心里突然闪过一个念头：‘为什么不利用我业已编构成型的规则体系，写一部关于中国上古的神话传奇呢?’……我尽可能地收罗了一些上古的资料，厘清传说中的人物以及彼此间的关系，想象可能发生于他们之间的神奇故事”，其中对山川地理、异兽传说及神农、西王母、夸父、陆吾、蓐收等神话人物的描写，有相当一部分取材于《山海经》中的记述。唐七在谈及自己的小说《三生三世十里桃花》时也说：“看过这本书的读者大概都能在里边找到《山海经》的一些东西……《山海经》《中国的传统》这两本书倒是没事儿就翻翻”[12]，“青丘”“九尾狐”等情节设定显然是从《山海经》中脱胎而来。受“聊斋”故事启发的网络小说也为数不少，仅在起点中文网以“聊斋”作为关键词搜索，就可找到两百余部与之相关的作品，其中多为同人小说，如《穿入聊斋》《穿越在聊斋的世界里》等，都是对“聊斋”中某个或某些故事的改写和续写。

　　不仅如此，中国古代志怪文学所蕴含的某些叙事元素也嵌入到网络小说之中，使一部分小说在叙事层面呈现出“志怪”的性质。以《鬼吹灯》为代表的灵异小说，杂糅了志怪文学、悬疑小说、探险小说乃至好莱坞电影的多种叙事元素，“志怪”是其中一个重要的叙事成分。《鬼吹灯》以“白纸人和鼠友”的故事作为楔子，讲述了发生在“我”(胡八一)的爷爷胡国华身上的两桩异事：买来的白纸裱糊的纸女人被尸魔附体，突然变成“长得白白净净的，大脸盘子、大屁股小脚”的活人;与每日为自己叼来银元的老鼠“义结金兰”，甚至因为“鼠兄”遇害而行凶报仇。前者显然是志怪文学中鬼怪化形附身故事的翻版，鬼怪托身纸人——纸人化为美女——美女引诱年轻男子的叙事架构与《聊斋志异》里恶鬼“画皮”的故事何其相似;后者叙写人与异类之间的意气相投，实际上也是对志怪小说中比较常见的义犬、义鼠之类故事[13]的发展。而在后续的故事里，作者描述蛮荒异地、山野奇兽、珍奇异宝，以及尸变、迷冢、蛊术等情节，其荒诞不经之处颇有搜奇志异的“志怪”之风，如“南海归墟”卷中的“秦王照骨镜”“龙火”“吞舟之鱼”等章，以“讲古”的笔法记述异事异物，倘若单列出来，几乎都可看作是短篇的志怪故事。

　　网络仙侠小说同样隐含着“志怪”的叙事成分。从源头上看，其固然受到传统武侠小说、神魔小说的影响，但六朝志怪小说和唐传奇中的“遇仙/修仙”故事则是仙侠小说的滥觞。志怪文学的某些叙事特点在仙侠小说中有所体现。比如，志怪文学中的“遇仙/修仙”故事往往包含着“人仙偶遇”“仙人点化”“自觉求仙”等不同的叙事类型，《幽明录》中刘晨、阮肇误入仙境的故事就是一个典型的“人仙偶遇”故事。这种类型的故事在仙侠小说中不胜枚举。以忘语的《凡人修仙传》为代表，此类作品讲述凡人偶遇仙人(仙境)，在机缘巧合下获得修仙的可能——虽然情节更加丰富，但与志怪小说相比，其大致的叙事框架仍然是在“偶然”的前提下展示神秘力量(仙人和仙术)对世俗生活的干预和改变，在一定程度上可以看作是对志怪文学中“人仙偶遇”故事的扩展。从“人仙偶遇”故事到“凡人修仙”故事，其主要表现的依然是常人如何进入超自然世界并获得超自然力量，在此背后反映出的是：人们既艳羡超自然的世界，渴望超越现实世界的局限，但又不得不面对超自然世界的遥不可及，因而“机缘”“造化”也就成为解释这一矛盾的最佳答案，有效地建立了人与超自然世界、超自然力量的联系，这是志怪文学和仙侠小说共有的一个基本观念，也是历代超自然文学的一个重要叙事元素。

　　穿越题材的小说也在不同程度上受到“志怪”传统的影响。唐传奇中的《南柯太守传》《枕中记》等作品可以看作是穿越小说的鼻祖，其以“幻游”的方式来呈现光怪陆离的“异世界”，以及“幻游者”在“异世界”里的活动，而这样的“异世界”又分明是现实世界的投影，常常隐含着作者对现实世界的反映——“幻”与“真”在其中形成了相互统一的关系，也折射出我们这个民族以虚求实、虚实相生的思维方式。网络文学中的穿越小说，大体上没有脱离志怪文学中“幻游”故事的基本架构。通常来说，穿越小说的情节模式大致是：主人公因意外穿越，一入异世即有奇遇，又借奇遇而功成名就。这样的情节显然与《枕中记》里卢生入梦后“两窜荒徼，再登台铉，出入中外，徊翔台阁”的经历，以及《南柯太守传》里淳于棼在大槐安国娶公主、任太守的发迹史，都有所契合。

　　“志怪”传统与穿越小说之间的联系，还表现在“重生”的情节模式上。志怪文学以及受其影响的叙事作品中不乏“重生”故事，它们总将死亡看成是一个可逆的过程，甚至由人的“误死”产生出对死亡的戏谑，如《太平广记》里李俄的死后重生竟是因为“误为司命所召，到时得遣”[14]，何其荒唐!穿越小说中的“重生”情节，则与志怪文学中的“还魂”“借体重生”等故事有相似之处，其中比较普遍的模式如因阴司失误而获得重生、穿越的机会，或主人公死后灵魂附于他人躯体，这都是志怪文学常见的故事套路，也是“志怪”传统下人们对生与死、肉身与灵魂的怪诞想象。

　　除此之外，在其他类型、题材的网络小说中，与“志怪”相关的叙事元素同样屡见不鲜。比如，人和异类之间的情爱是志怪文学的一个重要主题，网络小说不仅直接改写、演绎其中的某些故事，而且在叙事观念上常常受其影响。如前所述，中国古代的志怪文学在“天人合一”“万物有灵”等思想的支配下，将人与异类放置在相互融通的处境之中，所以人和异类之间的爱恨纠葛往往寄寓着作者对妖精鬼怪的人性化人情化——这直接表现在异类的形象上，那些或天真明媚、或温婉可人的女鬼、狐女等形象俨然成为中国传统爱情叙事中理想女性的化身，人与异类的爱情活脱脱变成“才子佳人”故事的翻版。这一点在历代文学中均有所体现，网络小说也不例外。与志怪文学相似，网络小说往往将神鬼精怪作为具有完整人格的形象来加以描画，尽管这些形象各有不同，但总体上没有脱离聂小倩、婴宁等女鬼、狐女形象的窠臼，着重表现的也并非其作为异类的妖术异能，而是富于人性人情的情感关系。

　　由上述这些方面即可看到，“志怪”的文学传统早已渗透到网络小说的肌体之中。曾有学者称网络小说为“装神弄鬼”的文学[15]，倘若仅从字面意义上来理解这个评价，网络小说确有其“装神弄鬼”的性质，这与“志怪”传统的潜在影响是分不开的。历代志怪文学，以及由其衍生而来的各类叙事作品，如戏曲、口头文学、影视剧等，形成了中国读者比较普遍的审美经验——人们熟稔志怪文学中的“遇仙”“斗鬼(妖)”“人妖之恋”“人狐之恋”“鬼怪报恩(报仇)”等叙事类型，更津津乐道于“女娲补天”“南柯梦”“画皮”“聂小倩”等故事，因而对这些叙事类型及叙事方式容易产生情感、心理和审美感受上的认同，他们对超自然世界的想象也不可避免地受到这种审美经验的影响。所以，许多网络作者自觉或不自觉地运用“志怪”笔法也就不足为奇了，而这样的“志怪”笔法也充分地反映出网络小说与民族文化、传统文学之间无法割裂的联系。

　　三、“志怪”传统下对网络小说的再认识

　　网络小说所具有的离奇、荒诞的“志怪”成分，常为批评者诟病。但是，倘若将“志怪”的文学传统与网络小说联系起来，其离奇、荒诞之处也并非全无价值。

　　中国古代的志怪文学固然有彰明善恶、教化人心的功能，但“寓教于乐”“遣情娱世”也是其写作的宗旨之一。在《语怪四编》题识中，祝允明将“闲暇”“有兴”“热闹不落莫”作为撰写志怪小说的因素，“凡闲暇书之，有兴书之，事奇警热闹不落莫书之”[16]。纪昀在《阅微草堂笔记》中的《姑妄听之》序里也说道：“今老矣，无复当年之意兴，惟时拈纸墨。追录旧闻，姑以消遣岁月而已。”[17]作为一种文学经验，“志怪”的传统本身就意味着超现实的想象——《山海经》中的山川地理、上古神话、奇木异兽……大多无据可稽，六朝以来的志怪小说多是荒诞不经之作，其中所描述的许多故事也不过是作者的穿凿附会。人们能够接受志怪文学，一方面是因为它反映了中国传统文化对自然、鬼神及其他灵异之事的认识，另一方面则是因为它满足了人们借以“消遣岁月”的需求，其严谨与否、合理与否并不是评价志怪文学的主要标准。传统的志怪文学如此，网络小说也应作如是观。

　　在“志怪”的文学传统下，网络小说常有“装神弄鬼”之举。这种文学样态，虽然存在着模式化、平面化、媚俗等诸多问题，但从总体上看，它释放出巨大的想象力，营造了一个恢弘的虚幻世界。玄幻小说对上古神话的重述，构建了一个有别于历代典籍和志怪文学的“洪荒时代”;仙侠小说糅合佛道思想、神魔小说、志怪小说与武侠小说，形成了一整套当代的“求仙”“修真”的故事体系;灵异小说吸纳了爱情、侦探、悬疑等其他类型小说的诸多质素，不仅蕴涵着作者对日常生活、风俗和民间传说的变形想象，而且赋予这些灵异故事以更加丰富的叙事框架……这些小说虽有其自身的不足，但其中散发出的汪洋恣肆的想象却应当得到正视。不止如此，此类小说融入中国上古神话、民间传说和古典文学的“志怪”笔法等元素，在一定意义上呈现了具有民族文化特性的“中国话语”。比如，《鬼吹灯》《盗墓笔记》式的盗墓小说，通过“精绝古城”“昆仑神宫”“秦岭神树”等一系列奇诡的故事建立了纵贯民族历史、神话传说和风俗信仰的灵异图景，其中蕴含着中国文化对天地、生死、时空等问题的独特观念，以及中国文化传统所积淀下来的审美趣味，在想象力、情节、语言等各个方面都有着不同于西方式超自然文学的本土色彩。正因为这样，网络小说才显示出其独特的价值。换言之，既然人们可以接受历代志怪文学的谈鬼论神，并从中发掘更加深广的社会文化内容，为什么不能接受网络小说的谈鬼论神，并从中把握当代人的精神价值取向呢?

　　当然，我们也应承认网络小说尚未成熟，过分地依赖“猎奇”来营造趣味，确实在一定程度上降低了网络小说自身的品质。事实上，中国古代的志怪文学就存在着这样的问题。鲁迅在梳理志怪文学流脉时曾指出，“晚明志怪群书，大抵简略，又多荒诞，诞而不情”，又赞许《聊斋志异》“使花妖狐魅，多具人情，和易可亲”[18]。“诞而不情”既是鲁迅对晚明志怪文学的概括，又可作为我们认识中国古代志怪文学的参考——回顾历代志怪文学，流传后世的作品虽在故事构思上难免虚妄不经，但这些故事的背后总有现实生活的映照，如六朝志怪小说里影响较大的“董永织女”“蚕马”等故事、唐传奇中的《枕中记》等小说、明清志怪小说中的“聂小倩”“婴宁”等故事，其动人之处大多在于深具人情人性。

　　从这个角度来看，网络小说固然有其想象力丰沛的优点，但“诞而不情”的问题同样存在于其中。在基于点击率、推荐数等量化指标的盈利模式驱动下，许多小说过度地追求离奇、怪诞，缺少对故事的深度构思和对现实生活特别是内心世界的体察，情节结构往往陷入平面化、游戏化、模式化的窠臼，人物塑造也常有千人一面之嫌，因此也就难以产生足够的深度和温度来打动读者。例如，相当一部分仙侠小说在情节上受到网络游戏的影响，形成网游式的“打怪”“升级”“通关”模式，而人物则在外部形象、性格乃至语言上高度雷同，这种简单化的情节和人物自然不可能承载厚重的人性人情。同为网络仙侠小说的《从前有座灵剑山》曾对这种网络写作的方式予以戏仿、调侃：“要说故事主线倒也简单，无非是升级杀人，只是每过一段时间，小说中都会出现什么‘开放新资料片’，一下子就加强了故事的纵深。而到了资料片开无可开，他又设计服务器回档，总之就是让人物回到初始状态，情节从头再来……”可想而知，此类小说遭到“装神弄鬼”的非议，也在情理之中。

　　网络小说并不缺少想象力，其中一些优秀的作品也不缺乏写作的技巧。然而，它在总体上仍停留在“有趣”“刺激”的阶段，一味地寻求搜奇志异的趣味。网络小说常表现为一种类型化、模块化的写作，一些类型元素、模块必然存在而且一定会被重复——网络小说如此，中国古代的志怪文学也是如此。既然重复和模式化是不可避免的，网络小说如何提升自己的文学品格呢?中国古代的志怪文学同样有重复和模式化的现象，但其中那些优秀的作品可以为网络小说提供借鉴：它们均由写“志怪”故事发展到写“人”，在对虚幻世界的勾画中融入现实生活的影子，这也就意味着超自然题材的文学要具有人性上的、文化上的、现实关怀上的思想底色。

　　欠缺思想底色的文学往往显得苍白孱弱。以志怪文学中的“幻游”故事与网络小说中的穿越题材为例，前者往往强调“幻游”因“梦幻”而生，又因“梦醒”而止，如唐传奇中的《枕中记》《南柯太守传》等，以梦喻真但又在真实与虚幻之间形成清晰的界限;其思想底色则是蕴含着宗教意识的“浮生若梦”“富贵无常”等观念，直指对现实人生的体悟和解释，“入梦”和“梦醒”的情节也因此具有“坠入红尘”和“看破红尘”的象征意味。穿越小说恰好相反，人物的穿越是从一个真实的世界跨入另一个看似真实的世界，现实与“异世界”之间并无真与幻的明确区隔，也少有“梦醒”而回返现实世界的可能，不仅遮蔽了故事的虚幻性，而且以这种穿越异界的方式逃避了对现实人生的关切，“白日梦”或是对其最为恰当的描述。这种“白日梦”或许可以在阅读时给予读者一定的快感，但此类快感却难以持久，更不可能像《枕中记》《南柯太守传》等小说那样，成为历久不衰的原型文本，产生出持续的生命力。

　　在“志怪”的文学传统下重新审视网络小说，其叙事话语里隐含着古代志怪文学所积淀下来的文学经验，而这些经验在不同程度上标识出网络小说与传统文学之间的关联，标识出网络小说作为中国文学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所呈现的“中国话语”。从这个意义上看，网络小说有其自身的文学渊源和价值。而面对志怪文学这样一个参照系，我们也可以从中看到网络小说所存在的缺失和不足，需要进一步地梳理网络小说发展的内在理路。

　　*本文系上海市哲社规划项目“中国网络文学的发展现状、问题及对策研究”阶段性成果。

　　刘 畅:上海师范大学都市文化研究中心研究员，中国uedbet全球体育uedbet让所有玩家提款家协会会员

　　*责任编辑：王筱淇

      注释：

　　[1]藤原佐世：《日本国见在书目录》，《丛书集成新编》第1册，新文丰出版公司，1984年，第376页。

　　[2]景戒：《日本国现报善恶灵异记上卷序》，曹顺庆主编，《东方文论选》，四川人民出版社，1996年，第668页。

　　[3]于在照：《越南文学与中国文学之比较研究》，世界图书出版广东有限公司，2014年，第136-143页。

　　[4]金宽雄、李官福：《中朝古代小说比较研究(上)》，延边大学出版社，2009年，第213-224页。

　　[5][4] 胡应麟：《少室山房笔丛》，上海书店出版社，2001年，第314页。

　　[6]袁珂：《袁珂神话论集》，四川大学出版社，1996年，第22页。

　　[7]例如《柳毅传》对龙女不幸婚姻的描写映照了现实生活中女性的婚姻和家庭悲剧，而钱塘君的形象则表现出浓烈的人情;《聊斋志异》里的《席方平》显然脱胎于作者对世俗生活的观察，阴司地府正是现实社会的投影。

　　[8]鲁迅：《中国小说的历史的变迁》，《鲁迅全集》第9卷，人民文学出版社，1995年，第307页。

　　[9]例如，《柳毅传》的结尾暗示整个故事源于柳毅表弟薛嘏的讲述，使得整个故事看上去并非作者的虚构;蒲松龄在《聊斋志异》里自称“异史氏”，隐含着将志怪小说作为“别史”“杂史”的立场，实质上表达了对志怪文学“纪实”性质的认同;《阅微草堂笔记》中的《姑妄听之跋》则宣称：“小说既述见闻，即属叙事，不比戏场关目，随意装点”，同样指出了志怪文学有记述见闻的一面。

　　[10]王连儒：《志怪小说与人文宗教》，山东大学出版社，2002年，第9页。

　　[11]梅维恒主编：《哥伦比亚中国文学史》上卷，马小悟等译，新星出版社，2016年，第594页。

　　[12]师文静：《唐七公子：网络写作不应给自己设界》，《齐鲁晚报》2012年6月2日。

　　[13]《搜神记》里记载有多个动物报恩的故事，如第二十卷中的“苏易救虎”“义犬黑龙”“蝼蛄救人”等，《聊斋志异》《新齐谐》里也有《义犬》《义犬附魂》等故事，其主题多为劝善，同时呈现了动物身具灵性、人性的一面。《鬼吹灯》中的“鼠友”故事同样有劝善的主题，这在本章结尾叙述者的议论中即可看出，但与以往的故事不同，这个故事里人和鼠的关系更具平等的意义：不仅人与鼠结为兄弟，而且主人公为鼠报仇而不惜以身试法。

　　[14]李昉等编：《太平广记》第8册第375卷，中华书局，1961年，第2979页。

　　[15]陶东风：《玄幻文学：时代的犬儒主义》，《中华读书报》2006年6月21日。

　　[16]丁锡根：《中国历代小说跋集》上册，人民文学出版社，1996年，第124页。

　　[17]纪昀：《阅微草堂笔记》，新疆人民出版社，1996年，第250页。

　　[18]鲁迅：《中国小说史略》，《鲁迅全集》第9卷，人民文学出版社，1995年，第209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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