守一不移。我这辈子只干了一件事，就是保护莫高窟。

　　两个多月前，作为百名“改革先锋”之一，我现场聆听了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改革开放40周年大会上的重要讲话。

　　我深深体会到，习近平总书记的讲话，不仅是对过去四十年的回顾和总结，更是对我国下一个四十年，甚至下下个四十年的动员、再动员。“两个一百年”的奋斗目标和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尚未实现，我们要站在改革开放40周年的新起点上再出发。

　　党和国家给了我很高的荣誉，表彰我是“文物有效保护的探索者”，但我自认做的都是应该做的事，从没想过要得到什么。我领这个奖，实际上是代表敦煌研究院去领的。没有党和政府对文物保护的重视，没有研究院前辈们的指引，没有后来每一位同事的支持，就没有我的今天。

　　今年的政府工作报告提出，加强文物保护利用和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对此，我深有感受。

　　改革开放后不久，1981年8月，邓小平同志来敦煌文物研究所（敦煌研究院前身）视察，当时我是副所长。邓小平同志很关心地询问当时主持工作的段文杰所长有什么困难，听完汇报后他说，敦煌的保护是件事，还是件大事。当场指示有关部门解决莫高窟的困难。没过多长时间，中央财政拨给所里300万元专款，解决莫高窟存在的问题。1984年，敦煌文物研究所又被甘肃省委、省政府扩建为敦煌研究院。

　　党中央的重视，为敦煌研究院开启了对外开放的思路，也为研究院的发展创造了条件。

　　1985年12月，我国申请加入《保护世界文化与自然遗产公约》，成为公约的缔约国。1987年，莫高窟成为我国首批世界文化遗产之一。由此，敦煌研究院开始越来越多地了解世界、走向世界。

　　改革开放之前，敦煌研究院相对封闭，文物保护工作水平和能力有限。比如壁画保护，缺乏科学手段，缺乏人才和经费。我们国家对外敞开大门后，研究院开始与国外文物保护研究机构合作，学习和吸取了国际上先进的文物保护理念、保护技术和保护经验，合作中同时培养自己的年轻专家，逐渐提升自身的科学保护水平，通过对壁画的材料、颜料以及病害机理研究分析，对修复材料的筛选和修复工艺的探讨，研究出不同的保护修复技术，不同的修复材料和工艺，抢救保护了大量珍贵壁画。接着，我们以风险管理理论为指导，初步建立了莫高窟预防性保护的科学技术体系，也开始对壁画进行预防性保护研究。

　　敦煌研究院保护和修复的科学技术，不仅保护自己保管的敦煌莫高窟，而且为我国西北地区乃至全国的石窟寺和土遗址保护作出了积极贡献；研究院还在全国率先运用数字技术去做石窟档案，使石窟文物的历史信息可以永久保存、永续利用。此外，敦煌研究院也是世界上最大的敦煌学研究实体。

　　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高度重视文物保护工作，身体力行推动文物保护工作，重视文物保护的理念逐渐深入人心。

　　这四十年来，与国际同行相比，敦煌研究院开始是跟着走，后来是并着走，现在有些领域已逐渐走到了前面。

　　当下的敦煌研究院承担着保护、研究、弘扬、管理敦煌莫高窟的繁重任务。所有的工作决策不是靠拍脑袋，而是靠科学研究。比如，向社会开放的莫高窟，为了保护文物，老办法是简单地限制参观人数，但这不够科学。研究院在进行莫高窟日游客承载量的研究后，实行了先预约、后参观的模式，这都是经过科学试验的。研究院为了既保护好文物、又让游客参观好，想办法扩大空间，使洞里的文物可从洞外看。我们的最终目的，是要在保护好文物的基础上，“让文物活起来”，让更多的民众看到敦煌艺术。

　　一年一度的全国两会正在举行，我之前担任过25年政协委员，提案大多是关于文物保护方面的内容。之前研究院和自己的工作都已成为过去。从现在开始，要在新起点上再出发。敦煌莫高窟的保护任重而道远，要继续前进，继续探索。我虽已退休，但也会为敦煌石窟发挥余热。

　　（作者：樊锦诗，系敦煌研究院名誉院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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