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城乡原本是割裂的，但随着时代的发展，二者之间的联系越来越紧密，正所谓“你中有我，我中有你”。通过梳理一系列统计数据以及呈现出来的一般现象可知，在信息共享上，农村和城镇实际处于同一平台。从这里面能提炼出来的人生观、价值观和理想预期，从大的方面来说，大体属于同一范畴。作为单独的个体，很难从这种错综复杂的文化语境中弄明白，自己到底是现代的还是传统的，也很难搞清楚自己究竟倾向于现代还是后现代。因此，当我们介入农村题材写作的时候，面对的不是纯粹的农村、封闭的农村，而是与城镇相杂糅的农村。

我们在阅读一些关于城乡关系的叙事作品时，可以粗略得出一些显而易见的结论：“二元对立”思维以及套路化的叙事模式，并没有从根本上被消除，而是转化得更深更隐秘了。在一些故事中，有的人想方设法摆脱农村的背景，以进入城市既定生活流水线为成功。相反地，有的人生活在城市里，感受到城市生活的速度和压力，于是在脑海中将乡村无限诗意化。在这样的视野中，城乡之间是对立的、割裂的。这样写出来的城与乡，是想象意义上的，而非真实的、可信的。

当前，乡村振兴战略不断推进，乡村世界发生了巨大的变化。我们需要写出真实的农村，描绘出农村世界的复杂性，呈现城乡之间的紧密关联。在此背景下，作为一种价值和思想叙事，当前农村题材创作究竟应该如何推进？我们应该怎样理解以往典型农村题材文学叙事及其理论批评标准呢？这都是我们必须要深思的问题。

《最美中国》剧照

二

要判断去往哪里，首先必须了解来时的路。改革开放40余年，农村题材文学创作也伴随着农村政策的变化、农村现实的发展而自我调整了40余年。作家们以各自的笔墨记录了当代中国农村社会发生的一轮又一轮变迁：由公社化大集体、“大跃进”，再逐渐走向联产承包责任制、新农合、新农村以及美丽乡村建设道路。农民的命运在这个过程中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农村题材文学作品，正是如此忠实于此段农村历史，它的镜鉴价值就更值得重视。无论当今的学者对它有着怎样不同的理解和评价，它都早已镶嵌进文学史中的重要位置，从不同侧面、不同角度反映了农村社会的发展变迁。

在十七年阶段，作家们有着令人感佩的写作态度，他们把自己定位成时代的书记员。不管在什么时候，这种写作姿态都值得我们后人反复琢磨。他们以自己的作品反映农村世界的深刻变化，塑造出一个个具有时代性特征的人物形象。从这些人物身上，我们能够感知到前辈公而忘私、以身作则、顾全大局、任劳任怨、勇于牺牲的精神。当然，站在今天的视角上，我们也要深刻地意识到，在这一阶段的农村题材创作中，有一些作品与农村政策走得太近了，成为了国家政策的简单图解。此外，有些人物的刻画过于刻板化，缺乏人情人性的维度。有些作品的社会学、史学价值超过了审美价值。因此，对于这一阶段的创作，我们不能满足于向后看的“知识梳理”，还要深思它对当下农村题材创作的或正向或反向的借鉴意义。

随着1978年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思想解放被全面推开，农村题材文学也就不止一种声音了。其中特别耀眼的是同思想文化界“新启蒙”一起兴起的致力于描述社会转型与农村改革的叙事取向，底色多有“启蒙”气质。新时期以来，作家们以文学的形式关注“三农”问题，其中既有对共同奋进新生活的歌颂，也有对贫富差距等现实困境的描摹，触及了农村改革中出现的多种问题和复杂矛盾。强调真实，强调人情人性，强调反思性，成为这一时期农村题材写作的重要特征。当然，其中有些作品的反思，是有限度的。这体现为：更多地是对社会的反思，缺乏对自我的反思，特别是对自我与社会关系的反思。

进入1990年代，诗意浪漫的农村，构成了很多农村题材作品的主题。在这些作品中，虽然也不免旁敲侧击地论及城乡的差距和农村社会的凋敝与艰辛，但其建构农民主体性的主旨却是不变的主线。这时候，农村自然物质的主体化、功能化和诗意化，农村动植物的主体化、功能化和诗意化，农村日常生产生活用具的主体化、功能化和诗意化，以及农民与庄稼从肉体到精神的同一性，以及“主客不分”的哲学观、“天人合一”的道德观、“物无贵贱”的平等观，是支撑起关于农村社会诗意想象的基本框架。彭维锋的《“故乡”镜像的文学建构：当代农村题材文学中的家园书写》、江胜清的《论当代农村题材文学中“新农村”的书写》等文都对此有精彩论述。

真正的农村题材文学，必须先把自己浸泡在世俗的农村现实酱缸里，方能比别人更多地看到物质现代化背后人的现代化程度。按照文学的诗意浪漫叙事，那样的农村当然高度契合我们对“美丽乡村”的表述。问题在于，勾勒美丽蓝图并不难，不就几行文字吗！然而，“三农”问题的中心乃农民主体性的生长，而且是一个个具体个体的成长。这并非那种整体化的诗意想象所能呈现出来的。

作家们并不像有人指责的那样，不了解一拨一拨的农村政策，而是太了解了。非但如此，对政策的了解，远胜于其对切实现实社会运行纹理的熟悉。他们都知道也都在践行写农村政治、经济、文化、教育，最终是为了写农民的现代化这一命意。但他们普遍忽略了在现代社会机制中，写农民如何缓慢成长为具有主体性的自我这一关键环节。所以，有些作家图省事，他们笔下的“现代农民”，不是吃苦耐劳的带头人、能人、乡绅，就是严格执行上级政策的基层党员干部。这些人物当然也非常重要，但我们在很多作品中看不到人物（特别是普通人物）的自然成长，看不到主人公在现实境遇中的真实挣扎，更多是一种脸谱化的描写。这道理正像1963年严家炎对《创业史》中人物形象塑造的判断：“梁生宝在作品中处于思想最先进的地位，但思想上的最先进并不等于艺术上的最成功；人物政治上的重要性，也并不就能决定形象本身的艺术价值。”（《关于梁生宝形象》）

三

结合我本人在基层农村无数次的调研实际，我认为，在农村题材文学写作中，最需要的并不是简单的解构，也不是省事的建构，亦不是作家懂多少政治学和经济学知识的问题，而是要有一种自觉的文化现代性思想。

其一，急需用文化现代性思想重建故事题材。经典人类学和社会学分析指出，只有积极干预人的不自觉状态，才能把人从浑蒙世界中解放出来。在脱贫攻坚、美丽乡村、城乡融合发展迅速推进的当下，大多数故事仍然以传统农耕文化秩序的超稳定性来嘲讽流动城市人生的欲望与灰暗，这显然是视野局限所致。引入现代性思想，就是希望文学叙事摆脱对宗法宗族文化程式的依赖，从更自觉的层面反观、审视传统农耕文化惰性，推进审美模式、情感结构、形象体系整体完成现代性转型。

其二，急需用文化现代性视角调整故事的讲法。文学故事的确有诗意浪漫的人文情怀，然而当情节、细节仅仅属于特殊个体所独有、所独信，就很难上升到时代的高度。因此，只有把讲好故事认同为一种知识分子的公共参与行为，内化为一种特殊形式的思想言说，才能从主体性本身避免把客观主观化。

其三，急需用文化现代性思维打破故事的二元价值模式。农村题材文学作品之所以多含二元思维模式，是因为它们只是在农耕文化内部看待农耕文化，在城镇文化内部看待城镇文化，或者以传统农耕文化看待新型城镇文化、以新型城镇文化看待传统农耕文化，在价值取向上尚未走出非此即彼的循环惯性。引入文化现代性价值，是希望农村故事从根本上扭转这种审美惯性，以整体的成熟的视野来看待现实，从而建构新时代农村题材的新型叙事模式。

（作者：牛学智，中国uedbet全球体育uedbet让所有玩家提款家协会会员，宁夏社会科学院文化研究所研究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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