费孝通先生是立足全球化背景与国内文化形势，最先提出“文化自觉”并系统论述的学者之一。他着眼于21世纪及人类在21世纪怎样才能和平地一起住在促进相互理解、宽容和共存的教育体系;“一国两制”及“冷战意识”下资本主义与社会主义不再是对立的、左右分明的，而可以并存，中国文化的包容性继续发展，理应是西方文化形成的体制机制弊端的互补和参照。费老特意提出的“多元一体”理论，以及“各美其美，美人之美，美美与共，天下大同”，所要着重解决的正是生活在一定文化中的人对其文化的“自知之明”。他格外强调：“自知之明”不是“文化回归”，更不是“全盘西化”或“坚守传统”，其核心为“增强对文化转型的自主能力，取得为适应新环境、新时代而进行文化选择时的自主地位”。

　　《全球化与文化自觉：费孝通晚年文选》中的另一批文章，可视为他对“文化自觉”的再思考和补充，大的思想框架自然也不会超出以上两个基本背景，都是为全球化大家庭和中华民族自家文化份额的争取，如何适应新环境、新时代，以及如何在新环境、新时代中自主选择，是其不变的观点。自主选择、自主地位、自主能力等，也就成了“文化自觉”的关键词。

　　以中国为单位，尤其以中西方宏观对比为框架，无可厚非，我们也确实无不处在世界及国内如此的文化结构关系之中。特别是对于世界文化格局来说，中国文化的确不能丢掉自己的特色而存在。王富仁先生近年对此有精到论述，他从“化”的实践意义和实际效果指出，进入中国文化内部的永远是“西方话语”，而不是“西方文化”。“西方文化”吞不下“中国文化”，“中国文化”也吞不下“西方文化”，但“中国话语”(像“忠”“孝”“节”“义”)和“西方话语”(像“科学”“民主”“现代主义”“后现代主义”)是可以在不同的文化圈之间穿行的，是可以进入到其他民族的语言中并成为这种语言的一种外来的话语形式的。王富仁的这一研究，推近了“文化自觉”的镜头焦距，启示我们应该在更微观、更具体的个体的生活观念、行为取舍中去看待“文化自觉”现实价值的得与失。

　　从现有的相关文论、艺术创作，包括流行影视中，可以得出初步判断，我们所使用的“文化自觉”概念与实践的文本创作，往往延续着“存在的就是合理的”的逻辑。所谓“身份危机”“文化危机”“信仰危机”等，丢失了的就是好的、老祖宗留下来的便是宝贝的一种大同小异的乡恋，本质上属于对传统社会及其宗法秩序的复归。若再加上年轻知识人“精致的利己主义”的无限度放大与蛊惑，文化自觉指向政治经济话语的思想能量就容易被消解。本来以个体为单位的文化自觉，其价值诉求理应内在于当前政治经济话语并发力于这个逻辑。但是，现在它只好退而求其次，铭写或记忆已经发生过的，而不是创造尚未发生但一定是最值得期待的新的个体、社会和文化。

　　由此观之，要解决这个症结，只有回到既有的社会结构中去，而不是片面谴责某个个体的道德水准或价值取向。要从根本上解决个体道德滑坡、价值失重的问题，只有从切近个体日常生活机制开始，否则，再多的提倡“各美其美，美人之美，美美与共，天下大同”，也可能会变得虚饰和浮夸，反而制造人为的隔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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