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常听到这样的说法，湖北上世纪50年代出生的那批作家成名后一直雄踞文坛，至今依然活力不减、佳作迭出，其光芒遮蔽了60、70年代出生的作家;而随着80后作家的强劲崛起，60、70后作家更是陷入历史“中间物”的尴尬境地。这种说法未必准确，但透露出一种强烈的群体性焦虑情绪。其实，湖北60后、70后作家目前十分活跃，每年都有相当数量的出版作品或在各大刊物发表，其中不乏引起反响的优秀之作。当然，如果要以全国性影响力来论的话，他们中间堪与50后作家比肩的确还屈指可数，与外省同龄作家相比也存在一定差距。我们知道，影响力的产生受制于多种因素，譬如社会环境、文学生态、写作时间长短、是否进入课堂传播等等，更重要的还是在于作家本身——是否创作出了足够数量的、具有独特风格和持续吸引力的作品。所谓的“遮蔽”，从表面看是话语权之争;从实质看，仍是文学品质和实力的较量。

　　代际命名的方式自有其局限，但为了便于从宏观层面把握问题，我还是想借用它来讨论写作的差异性。新中国成立后独特的政治主导型社会结构造就了不同的时代社会情景和精神背景，出生于不同年代的作家自然烙上特定时代的印记，这就整体性地影响着他们的价值观和美学观，因此，代际命名在某种程度上仍不失为一种有效的阐释方式。

　　从总体来看，50年代出生的作家惯于在宏阔的视野中对历史和现实进行整体性观照和反思，将个体生命纳入社会历史进程中去表现，凸显历史、社会对个体命运的影响和心灵的塑造，以直面现实的姿态来表达自己的文化立场和价值判断，具有强烈的社会担当意识;从美学层面来看，主要继承了现实主义文学传统，也吸收现代主义手法，对历史和现实多采取“正面强攻”的方式，追求故事情节的饱满和生活细节的丰盈，注重思想张力和审美意蕴。从新时期开始，他们的写作面貌就与前辈作家拉开了差距，很快凸显出属于这一代人的鲜明特征，从而征服了几代读者。当然，一个作家的成功，除了得到诸如被“归类”到文学思潮中、被纳入文学史叙述框架等文学秩序认可，更重要的还在于他是否提供了创新性文本，并赢得一代又一代读者的喜爱。湖北的50后作家，如方方、池莉早期的新写实以及方方的知识分子写作、池莉的市民书写，刘醒龙的新乡土文学和“现实主义冲击波”、陈应松的神农架系列和底层书写，都以横空出世的姿态耸立于文坛，既因与时代主流写作“共名”而被聚光灯照耀，又以个性迥异、不可复制的独特面目从喧哗的群体中脱颖而出，并且以源源不断的高质量新作吸引着一波又一波读者，从而成就了今天的赫赫声名。他们的成功，固然有着时代的推波助澜，更重要的还是因为他们持续的个性化艺术创造。

　　尽管60后、70后作家的成长环境略有差别，但是他们的思想、美学和生活资源的来源大体相同，因而在文学观念上表现出较多的相似性。从创作伊始，他们就接受了“纯文学”观念，强调回到个体，回到人的内部，表现个体生命的存在际遇，偏重从小的、向内的角度切入生活，在比较单纯的或者封闭的空间中摹写个体生命情状，表现个体的欲望、生命的孤独与虚无，揭示复杂的人性，而较少理性批判和终极意义追寻;从美学追求来看，他们基本放弃了宏大叙事，偏爱以个人化、私语化、欲望化的叙事展现碎片化、扁平化的生活，能比较自如地融合现实主义、现代主义表现手法。当然，这里只能以简化的方式进行类群特征概括，未必适宜每一位写作者;而且，湖北总有少数作家逸出代际风格，呈现出“逆主流”的个人化写作面貌，譬如60后中成名较早的刘继明就是典型的例子。但是就总体而言，60、70后作家与50后作家之间的写作差异还是比较明显的。这种差异，在一定程度上也影响到了作品的传播和接受。

　　文学的本质是追求自由而多样的表达，因此我们很难简单地评判某种美学观念、文学思潮的高低优劣。无论是列夫·托尔斯泰、巴尔扎克式的现实主义，还是雨果、拜伦式的浪漫主义，或是卡夫卡、乔伊斯式的现代主义，还是贝克特、博尔赫斯式的后现代主义，他们都在不同的向度上丰富着人类对于世界和自身的认识，也滋养着人类的心灵，均具有不可替代的艺术魅力。当然，如果一个作家希望自己的作品获得更广泛的社会影响，或者说，希望文学能够更有效地介入时代，更有力地影响世道人心的话，那么，60、70后作家则需要以更大的勇气将自己“打开”，不仅要直面来自前辈作家的“遮蔽”，更要直面来自文学史和当下现实的全新挑战。

　　首先，需要建立新的文学视野。这里所说的文学视野，包含着时空两个维度的立体观照。曾有学者指出，新文学具有“宏大叙事”的传统，体现了中国作家的“大历史视野”和社会担当精神。从鲁迅、茅盾、老舍到柳青、赵树理、孙犁、姚雪垠等人，不论其作品呈现何种美学风格，他们对历史和现实的观照无不具有大视域、大景深，往往能够以强烈的历史使命感切近时代本质，并敏锐把握其发展趋势，通过写作深刻地回应现实的召唤，甚而超越他所处的时代，体现出强烈的担当精神，故能赢得一代又一代读者的喜爱。我们现在强调创造性地继承传统，多指的是继承西方文化传统和古代文化传统，而对于五四新文学传统常常是有所忽略的。中国当下的社会发展，仍然处在近百年来中华民族追求现代性的整体脉络之中，60、70后作家重新审视并吸取新文学的这种人文传统，对于拓展和深化创作视野不无裨益。不惟如此。当世界被全球化浪潮裹胁前行时，金融资本和以信息技术为标志的高科技实际已成为历史的主宰，推动着世界变得越来越像一个“地球村”，但又矛盾丛生、冲突不断、分崩离析，这一切其实都或深或浅、或远或近地影响着人们具体而微的生活，只是我们常常不自觉而已。处在当代社会中的人，既不可能是原子人，也不可能是封闭的人，他只能是“世界的”人。写作者倘若没有一种“世界眼光”来审视生活，恐怕无从把握微渺个体在历史巨澜中的位置，也难以深刻理解当代人的生存状况和精神困境。这种“世界眼光”与“人类眼光”有所不同，它更强调将个体命运置于世界整体与分裂的结构性矛盾中来审视，更强调人性在世界性政治、经济、技术等因素作用下的多维审视，而不只重视文化对人的作用，这有利于写作者自我去蔽、反观自身、打开自己、直面时代。在新的时空维度中建构新的文学视野，写作者在重新定位个人与历史、与现实的关系之时，也就会建立起文学与生活、与世界、与读者更加紧密而有效的联系。

　　其次是要重新理解文学的“真实性”。我们都知道，生活是创作的唯一源泉;文学必须“真实”地表现生活，这也是现实主义文学的基本原则。从这个角度来理解，“真实”包含两层意思：一是书写本事之真，即真相的再现，以合实度为标准;二是书写常理之真，即逼真的表现，以可信度为标准。如果我们深入到现代主义和后现代主义文学内部，会发现还有一种“真实”——超然之真，以否合乎心灵度为标准，它往往以超越现实本相的书写，创造出充满自由精神和无羁想象的“神奇现实”。前两个层面的“真实”与读者的日常经验和阅读期待常常是重合的，而在当下这个信息爆炸的时代，这样“真实”生活已然丧失新意和魅力，那么，文学还能凭借什么吸引读者?作家之异于常人最重要的一点就是具有丰富的想象力，他可以凭借想象创造别一种“真实生活”。而从当代文学的整体状况来看，随着先锋小说的式微和现实主义的回潮，文学的写实性特征越来越突出，作家的想象力在整体上呈退化趋势，这在60、70后作家身上表现得尤其明显。新一代作家必须充分释放想象力，超越日常生活经验和心灵经验，努力创造“神奇”的“真实生活”，方有可能征服浸淫在发达资讯中的当代读者。

　　三是重新定位自我角色。文学发展到新世纪的今天，百科全书式的作家已不再是理想形象，但这并不意味着作家不需要深刻的识见和渊博的知识;而事实上，写作者的日益专业化、技术化，已经导致了这个群体严重的思维局限和知识缺陷。首先是思想能力的退化。自上世纪90年代以来，与思想文化界如出一辙，当代文学的突出特征之一就是审美性凸显而思想性淡化，这使得文学日益失去“泼辣的思想力量”，而沦为中产阶层的把玩物和底层人们的迷幻剂，不再葆有批判的精神和超越的光芒。其次是细节描写能力的退化。当下文学中很少见到栩栩如生的环境描写和细致入微的心理刻画，一切都揉在如水流一般的叙述之中，构成多彩生活的丰富而密实的生活细节被简化和忽略了，这种叙事方式自有其美学价值，但是也反映出作家知识和经验的极度匮乏。也许，重提乾嘉学派的“考据”精神，对于年轻一代写作者来说并非无稽之谈。作为一个有追求的作家，必须还原其应有的思想者和研究者的角色。

　　我们讨论代际差异，目的是为了寻找突破的罅隙。倘若一个作家只把同时代的作家作为标杆，那将注定没有出息。卡尔维诺说过，一个优秀的作家必须“从一个不同的角度看待世界，用一种不同的逻辑，用一种面目一新的认知和检验方式”进入社会和历史，对人类的精神生活进行新的勘探，还要像刘勰所言以“通变”精神对中西、古今文化遗产进行创造性转换，不断激活自己的创造力，以新的话语和文本，回应时代和读者的挑战。唯有如此，湖北的60、70后作家方可能迎来属于自己的灿烂未来!

　　（作者：蔡家园，中国uedbet全球体育uedbet让所有玩家提款家协会理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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