看见生活中被忽视的诗意——纪录电影的文化价值

　　近些年，纪录片电影也尝试进入院线，如2015年有两部纪录片走进院线，一是讲述邓小平70年代末期访美的《旋风九日》，二是讲述喜马拉雅登山者的《喜马拉雅天梯》。2016年则有四部纪录电影挤进院线，分别是《舌尖上的新年》《我们诞生在中国》《我在故宫修文物》和《生门》，2017年也已上映一部纪录电影《我的诗篇》，它们虽然票房不如商业电影，但极大地提升了院线电影的文化品质。

　　《我们诞生在中国》海报

　　这些年最有名的电视纪录片就是《舌尖上的中国》，2016年春节档“舌尖”系列推出电影版《舌尖上的新年》，这部以年夜饭来讲述天南地北中国人过年的影片，依然用熟悉的镜头语言、画外音和背景音乐呈现中国美食文化的多样性，尤其是年夜饭作为中国人春节期间最重要的一顿饭，代表着家族兴旺、家庭团圆的丰富内涵。“舌尖”系列有意规避更为讲究、更有文化底蕴的宫廷菜、私家菜和饕餮盛筵，反而不惜跋山涉水寻找穷乡僻壤的野味，或走街串巷访求市井乡里的味道。正是这最稀松平常的农家饭、家常菜、家乡味，成为现代都市的“异乡客”们念兹在兹、终难释怀的味觉乡愁。

　　这种舌尖上的味道，不只是一种食物本身所传递的酸甜苦辣，更有食物的种植者、采摘者以及烹饪者所付出的劳作与智慧，这种从食物到人物的转换，就是舌尖上的秘密所在。在香甜浓郁、咸淡适宜的美食世界中，占据主角的是掌握特殊技艺的手艺人、从事特殊职业的苦力人以及千千万万普普通通的劳动者。这种美食作为文化软实力，既显示了中国文化的差异性和包容性，又显示出对中国文化的认同感。这种对农耕、农业文明的展现也满足了城市人、现代人的文化乡愁。

　　2016年上映了一部中国与迪斯尼联合制作的动物题材纪录片《我们诞生在中国》，由著名导演陆川执导，由来自法国、英国、美国、德国的摄影师进行18个月的跟踪拍摄，在卧龙、神农架、可可西里等多个自然保护区捕捉雪豹、熊猫、金丝猴、藏羚羊等几类中国珍贵动物的影像。影片呈现了不同动物族群的生存方式和生活习性，用拟人化的方式展现小动物的成长，这些不同地域的动物也表现了一个多元的、多样的中国。动物题材的纪录电影在中国并不多见，这部影片凭借精良的品质获得6000万元的高票房。

　　从这两部纪录片中可以看出纪录电影在表现和传播中国文化方面的优势，这种多元共存的文化主题也容易被国外观众所接受。

　　《我在故宫修文物》海报

　　2016年初有一部电视纪录片《我在故宫修文物》意外走红，成为豆瓣电影评分最高的作品之一。借助这部纪录片的口碑效应，年底又推出同名纪录电影。这部纪录片继承了90年代纪录片的平民视角，从对故宫、文物等事物的“恋物”式拍摄转向对普普通通的文物修复师的呈现。纪录片除了呈现这些文物修复师们高超的技艺以及对待文物修复工作发自内心的认同和热爱之外，并没有把这份特殊的职业“神圣化和崇高化”，反而呈现了这份文物修复工作的枯燥、繁琐、单调和漫长。对于刚毕业的年轻大学生来说，在师傅手把手指点下学艺的同时，也享受着一份单调工作之余的快乐。这尤为体现在这份工作的自然环境和人文环境上。首先，在独一无二的紫禁城上班，办公室是古色古香的小院，而不是白领职场中常见的被格子间所阻断的、拥挤的、模式化的办公室空间;其次，每个修复组都是由师傅和徒弟组成，师徒的关系并非等级分明的上下级或管理者与被管理者，而是关系融洽的亦师亦友。

　　这种被纪录片捕捉下来的劳动是一种特殊的劳动，带有两个鲜明的特色：一是带有美感或哲理性的劳动;二是尽管修复师借助很多现代器材和现代文物修复方法，但修复师带有前现代的、手工业工匠的职业特征，如师徒制等。只有这种带有前现代精神(工匠或农业)的劳动，才能被消费主义时代、后工业社会的人们所欣然接受，而那些支撑现代社会和工业文明的工业劳动只能是流水线上的“摩登时代”，无法转化为“文物修复师的诗意”。

　　相比《我在故宫修文物》所呈现的静谧、踏实和平凡的工作状态，另一部同时上映的医疗题材纪录片《生门》则表现了妇产医院的忙碌、紧张和揪心。纪录电影《生门》把镜头对准了医院这一特殊的空间，呈现了产科医生与命悬一线的产妇之间患难与共的真情。这部纪录片由导演陈为军的团队在武汉大学中南医院妇产部拍摄了两年，最终只选自了四位不同的产妇作为个案。四个家庭都有各自的困境：有的是做手术需要筹钱，有的是陷入保留还是放弃孩子的抉择，有的是能否生男孩的焦虑，有的是产妇大出血陷入生命危机。这种生孩子所经历的诸种苦难与窗口外生生不息的长江形成了鲜明的呼应，这些从现场拍摄的带有真实感的影像让观众感受到“生门”的惊心动魄的同时，也有助于理解医生的敬业和母亲的伟大。尽管纪录电影的市场空间还有待提升，但纪录片在表现普通人的工作伦理、生命价值等主题上有文化优势。

　　2017年初，由财经作家吴晓波策划、70后诗人秦晓宇导演的纪录电影《我的诗篇》正式公映，这部获得上海国际电影节最佳纪录片金爵奖的纪录片曾经以众筹的方式在全国各地进行了几百场放映，影片讲述了六位工人诗人的生活、工作和创作，用影像来呈现他们的诗歌写作与工业生产之间的密切关系，让这些当下中国从事工业生产的劳动者进入公共文化视野。

　　从这些丰富多彩的纪录电影中可以看出纪录片的文化潜能。相比越来越奇观化、游戏化的商业电影，纪录片更像打开一扇社会之窗，让人们看见生活中被忽视的诗意。

　　(文/张慧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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