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艺术人生》到《吐槽大会》：

我们对待明星的方式，就是我们对待时代的方式

　　最近，多档综艺节目接连引发热议，成为值得品评的“现象级文本”。有趣的是，综观当下引发热议的这些节目，从话语姿态和文化风格上几乎处于光谱的两极：一极风雅自矜，追求的是渐趋失落的经典文化韵致，比如《中国诗词大会》和《见字如面》;另一极则癫狂喧闹，崇尚的是莫衷一是的后现代文化碰撞，比如《奇葩大会》和《吐槽大会》。而这种分裂，在很大程度上可以看作是当前社会审美文化多元张力的缩影。

　　在引发热议的综艺节目中，非常值得一提的是《吐槽大会》——我觉得其在当下中国的出现，可以被看作是一个颇有意味的文化现象。这是因为，虽然从美学角度观察，它其实算不上一档出色的综艺节目，但是从文化视角审视，它却透露出时代语境变迁的微妙讯码。甚至可以说，对于当下中国而言，它堪称是阐释社会与媒介关系的上佳样本。

　　《吐槽大会》的节目形式并不复杂。对此，首期主持人王自健(现在已经换成了张绍刚)的概括很简洁：节目每期会请到一位比较具有话题性的、比较有争议的、比较容易被人骂的明星，来到现场，然后大家一起骂他。所以，这是一档以“吐槽”为核心内容的脱口秀：根据节目设计，“主咖”(也就是“被吐槽的主要对象”)端坐现场，耐着性子听大伙儿用各种段子对自己进行“人身攻击”。

　　《吐槽大会》的节目模板来自于美国的热门综艺节目“Comedy Centel Roast”(喜剧中心吐槽大会)，美国现任总统唐纳德·川普和当红加拿大歌手贾斯汀·比伯都到节目现场做过“主咖”。在“Comedy Centel Roast”的场子上，主持人和吐槽者们几乎抛掉所有“政治正确”的禁忌，对“主咖”进行肆无忌惮的重口味调侃。这也是美国特有的喜剧文化——喜剧脱口秀的场子成为约定俗成的、可以脱离日常言语伦理规范的法外之地。而对于在人际交往中向来崇尚含蓄温和的中国人来说，美国的这种喜剧文化未免显得太过不留情面，所以彼时似乎并不适合中国国情。但是近年来，我们却不难发现，这种以当面吐槽为乐趣的文化却在中国的媒介场域中日渐风行。许多综艺节目都非常倚重“吐槽”所制造出的娱乐效果，例如《奇葩说》《偶滴歌神啊》《火星情报局》《非正式会谈》都是如此。这其间折射出的文化生态，与十余年前有了深层的不同。

　　十余年前，最流行的综艺节目是《艺术人生》的类型。事实上，从节目的基本叙事材料来看，《艺术人生》与《吐槽大会》其实是共通的：即聚焦明星，通过明星的自叙述加上亲友的副叙述来完成节目文本。但是，从深层文化逻辑上来看，《艺术人生》与《吐槽大会》又是截然不同的：

　　在《艺术人生》中，主持人是温和的、煽情的、充满仪式感和掌控力的;而在《吐槽大会》中，主持人是尖刻的、戏谑的、丧失了威严感和公信力的。

　　在《艺术人生》中，被采访明星是迷人的、美好的、精英化的、闪耀着卡里斯马光晕的;而在《吐槽大会》中，被采访明星是滑稽的、虚张声势的、丑角化的、被当作取笑乃至讥讽对象的。

　　在《艺术人生》中，叙事是连贯的、整饬的、友善且可溶于历史的;而在《吐槽大会》中，叙事是零散的、多声部的、莫衷一是且罅隙丛生的。

　　在《艺术人生》中，作为观众，我们落泪，我们感动，我们成为米兰•昆德拉意义上的“刻奇者”;而在《吐槽大会》中，作为观众，我们讪笑，我们旁观，我们成为阿尔贝•加缪意义上的“局外人”。

　　《艺术人生》是自我赋权的;而《吐槽大会》是自我解构的。

　　对比这两档节目，我想说，我们对待明星的方式，其实就是我们对待时代的方式;我们与综艺节目之间的关系;其实就是社会与媒介之间的关系。对于时代也好，对于媒介也罢，“真爱粉”也许会继续狂热，但是大多数人已经开始习惯于隔岸观火，自黑度日;在确认足以明哲保身之余，盯准仅有的可吐槽对象，抓紧消耗掉在日常荒诞中积累起来的所有戾气。我认为，这才是《艺术人生》沉寂，《吐槽大会》火爆的深层文化原因。

　　（文/盖琪 首都师范大学文化研究院副研究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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