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84年，安迪·沃霍尔。图片来源：Mario De Biasi/Mondadori/Getty

　　如今，艺术作品的数量和类型都达到了高峰。画廊的数量有所增加，甚至在一些国家人们可以免费参观。重要作品的价格以及重要的画家都更受媒体重视。在这样的前提下，提出“艺术已经终结”的理论似乎是荒诞的。而且这一理论似乎也没有意义，怎样算是艺术的终结?

　　但是这一理论并非毫无道理。尽管才华横溢的艺术哲学家们承认，艺术作品仍然会保持大数量的产出，且会以更新、更令人激动的方式出现，但他们仍然一直严肃看待这一问题。哲学家称艺术已经终结，他们并不是说新的艺术作品不会再出现，而是说，艺术的目标或发展线已经完成。很多事将在艺术领域发生，但艺术已经没有什么可实现的目的了。法兰西斯·福山(Francis Fukuyama)在1989年就认为，历史已经终结，并不意味着什么都不会发生，只是“西方自由主义的所有的系统性选择”都已经全部解决了。这也就是为什么部分哲学家认为艺术作为一种实践还会前进，但不再会有任何取得进步的方式。两位较为著名的坚持这一理论的哲学家，分别是19世纪早期的黑格尔，和20世纪晚期的阿瑟·丹托(Arthur Danto)。

哲学家阿瑟·丹托(Arthur Danto)

　　从多个角度来说，黑格尔是我们现在所称的“艺术史之父”，他提供了艺术发展中最早也最有野心的记录，反映并且深远地改变了我们的大众文化。他将大众文化的开端追溯到了早期文化及其宗教艺术的“标志艺术”时期，他欣赏希腊经典文化的清晰和一致性，并一直追溯到了现代“浪漫”艺术，认为它的最佳体现存在于诗歌中。艺术经历的一系列变化并不是随机的，在他看来，艺术一直在发展。从多种角度来说，艺术让人类改善了对自由、对人类与世界关系的看法。但这并不是好消息，艺术已经走到了发展尽头，停滞不前，根据黑格尔的《美学讲演论》(Lectures on Aesthetics，1835年)，艺术无法再取得任何进步：

　　“我们所处时代的情况对艺术发展没有任何好处……艺术是，并将一直是过去的事物。”

　　1835年，黑格尔声称艺术已经终结。在近乎整整10年后，德国作曲家理查德·瓦格纳(Richard Wagner)在德累斯顿市首演《汤豪舍》，这是瓦格纳著名歌剧中的第一部，也是瓦格纳永久改变音乐作曲的职业生涯的开始。在黑格尔发表理论不到一世纪后，视觉艺术见证了印象派、立体派、超现实派、野兽派等各派别的出现，文学、诗歌和建筑也深受现代主义的影响。

　　1964年，阿瑟·丹托在纽约斯特堡画廊参加了一场展览，他看到了安迪·沃霍尔的《布里洛盒子》(Brillo Boxes，1964)，一幅在视觉上最不着痕迹、最现实的作品，将人们日常生活中被广泛使用的布里洛牌厨房清洁剂的包装盒直接放到了展示空间中。这幅画让丹托深受触动，并且成功说服他——艺术已经终结了。人们无法区分艺术产品中的产品与现实中使用的产品，人们需要除了艺术作品之外的东西，来解释为什么安迪·沃霍尔的《布里洛盒子》是艺术，而现实中的布里洛盒子不是艺术。丹托认为，艺术本身的进展已经结束了，艺术理论的时代已经开始。

安迪·沃霍尔站在他的艺术品《布里洛盒子》之前

　　我们可以问问自己，这些理论真的是完全错误的吗?不过一个更好的问题应该是，如果这些理论是真的，这会意味着什么?当哲学家认为艺术已经终结，或是行将终结，这意味着什么?这只是夸张的手法吗?为什么哲学家们一直认为艺术即将终结，而我们却亲眼看到艺术在往全新的方向发展?

　　在《历史的分析哲学》(Analytical Philosophy of History，1965)一书中，丹托提到了两种不同的结局。我们可以说一种叙述方式已经终结，也可以说一种时间顺序已经终结，二者有着显著的区别。叙述方式具有结构感，比如，如果我要描述我如何学会了正确理财，我要先开始讲我的债务、我寻求的建议、我从某些书里学到的策略、我记录自己支出的方法，这会是关于我如何解决特定问题的故事，一旦问题解决，我的故事就讲完了。

　　相反，时间顺序只是一系列事件，没有任何结构。如果要按照时间顺序讲述我的生活，这将包含我生活中的每一件事，无论是多小的事，只有在我死后，讲述才会结束。时间顺序的讲述以我们所描述事物的结束为终。

　　对黑格尔和丹托来说，终结的是艺术的叙述方式，艺术的发展在其解决了给自己设定的任务时，就已结束。但在时间顺序上，艺术永远不会终结，只要人类不停地创作，艺术作品就会不停地出现。从这种角度来说，艺术的终结是一件好事。艺术不用再费力地去完成一个任务，一个由其叙述方式所决定的任务，现在艺术拥有了发展的自由。对黑格尔来说，艺术史发展过程中出现的所有工具和技巧，都是可以再现、重新利用、重新结合的：

　　“现在，艺术家们不再需要拘泥于某一种具体的艺术形式，而是可以利用和要求艺术的每种形式与每种材料。”

　　对丹托来说也是如此，艺术家应该为艺术的终结感到欣喜，而不是因此感到沮丧。在《艺术的终结》(The Philosophical Disenfranchisement of Art，1986)中，他写道：

　　“正如马克思也许会说的那样，你可能早晨是一位抽象主义者，下午是一位现实主义者，晚上成了极简的极简主义者。或者你可以剪纸人，做任何你喜欢透顶的事。多元主义的时代来临了。你做什么都已无关紧要，多元主义的意思就是如此。当一个方向与另一个方向一样行得通时，方向的概念就不再适用。”

　　那么如此来说，艺术的终结正代表着艺术的开放。艺术不用再受要解决某个任务的折磨。但这仍然不能解决一个无法解答的问题：艺术的任务到底是什么?

　　黑格尔对这个问题给出的答案是复杂的。答案的核心在于自我意识的集体原则——也就是“精神”(Geist)，保证了人类生活和人类社会的存在。在世界历史的发展进程中，“精神”的任务是改善和完成意识到自由和自我的过程，这一改善的过程进步越大，精神会变得更为抽象和概念化。在黑格尔粗略地定义为"古希腊"的一段历史时期，这种自我意识在“古典艺术”中完美的体现了出来。用黑格尔的话来说，艺术可以达到一种“以这种方式来自由和准确地体现想法”的状态。

　　不过随着这种自我意识变得越来越复杂抽象，已经超出了艺术的表达能力。因此，艺术已经不能再推动精神的发展，这一任务转移到了宗教和哲学这样更散漫、概念更复杂的范围(最合适的例子，正是黑格尔自己的哲学)。作为一种表达精神及其自我意识的任务的方式，艺术的作用被取代，不再承担完成这一任务的角色。

　　黑格尔的历史观有一种叙述性的结构，旨在完成自己的目标。但这样的历史观对我们来说，远没有他的同代哲学家认为能够理解艺术的观点来得吸引人。但艺术作为一种展示有趣想法的叙述方式实践，我们不用学会黑格尔关于艺术和精神的抽象概念，也可以欣赏艺术。

　　丹托对于艺术的终结也给出了相似的理论，尽管他的想法的灵感来源于黑格尔，但却不是基于黑格尔的世界史观和精神观点，而是把重点放在了近年艺术史的发展。丹托认为艺术的首要任务是完全真实，也就是说，艺术作品需要完全呈现出其描绘物品的相似性。从希腊雕像的解剖性优势(如《执矛者》、米隆的《掷铁饼者》)，到uedbet全球体育复兴时对视觉和透视的运用(如马萨乔在《三位一体》中的一点透视手法)，艺术一直改善着用栩栩如生的手法描绘物体的方式。

米隆《掷铁饼者》

　　这些元素限制了后来的艺术家，比如，马萨乔吸收了菲利波·布鲁内列斯基为其他画家设定的透视原则，后来的画家们利用这些技巧发展了他们自己的技艺和技巧。“暗箱”后来成为一种重要的技巧，成为基本的摄影原则(也正如艺术家大卫·霍克尼所说，照片的发展是基于维米尔的《音乐课》的特点而来的)。

　　暗箱随之发展为摄影，能够更加栩栩如生的反映物体的真实性。艺术最为重要的任务——完美地描绘其物体——已经被篡夺了。丹托认为，这时艺术的主要问题是回答一个新的问题：“什么是艺术?”

　　丹托认为，艺术史上发生的大多数事情，都可以被整齐排列起来。艺术的上一个任务已经完成，转而完成一个新的任务：调查艺术本身究竟是什么，以及艺术的限制是什么。视觉艺术的外在限制开始得到探索，在艺术作品本身之外，去寻求一种代表、体现和启发。我们也可以在现代流派和各种“主义”、以及帕布洛·毕加索的《斗牛士》、瓦西里·康定斯基的《华丽的水彩》中看到这种方式的成果。但艺术的界限不是无限的，最终它会走向无意义。到1953年，罗伯特·劳森伯格(Robert Rauschenberg)展出了一幅威廉·德·库宁(Willem de Kooning)的画作，但画作的内容已经被他抹去，只留下空白的画布，没有内在的美学价值可言。在我看来，这意味着这种新的叙述方式走向了自然灭亡。

威廉·德·库宁(Willem de Kooning)

　　追求完全真实的任务逐渐被各学派和运动的创新方式所取代，直到劳森伯格标志性地抹除了另一位画家的作品。我们可以发现为什么丹托找到了第二个叙述方式，即对艺术的限制、意义及其自身内涵的探索。支撑现代视觉艺术中各流派和主义的基础，正是对艺术核心的理解而推动的。正是沃霍尔的《布里洛盒子》，提醒丹托第二个叙述方式的完成。

　　丹托认为，沃霍尔的《布里洛盒子》极为重要，因为画面中的物体原本并不是艺术作品。它们只是普通的盒子，其外表无法解释为什么它可以成为艺术。艺术一直在寻找该如何定义自己的答案，现在只有概念和艺术理论能够完成这样的任务，因为物品本身已经无法独立完成这个任务了。就像艺术把对真实的追求移交给了摄影一样，现在艺术对自我定义的追求也要移交给艺术理论来完成了。这样，艺术的第二个、也是最后一个叙述方式才得以完成。

　　黑格尔和丹托认为，在非常特定的情况下，艺术才算终结。他们的理论要求我们把艺术当做一种叙述方式和一种目标，一种我们可以看到艺术家们共同努力所要达到的结果。当我们无法看到这种目标的实现时，在黑格尔和丹托看来，这就是艺术终结的时刻，艺术不可能再取得任何进步了。

　　黑格尔的艺术理论背景是我们现在很难接受的，而丹托则向我们展示了，对艺术史的认真研究让艺术的内在叙述方式更为细致，同时也能体现艺术史的价值。如果艺术有着自己的叙述方式和目标，那么它就有可能实现这个目标，完成这个叙述方式，从而走向终结。所以，我们很难反驳“艺术即将终结”这一广泛的概念。但也许我们应该更仔细地想象这个问题。即使我们可以接受，个人的叙述方式可以走向终结，但为什么所有的叙述方式本身都必须要结束呢?毕竟，丹托见证了艺术的第二个叙述方式取代了第一个，那么为什么不会有第三个叙述方式的出现呢?即使我们同意丹托的观点，认为艺术在探寻其自身意义方面已经走向死路，但为什么要否认艺术也许可以找到一个新的叙述方式和目标呢?

　　黑格尔和丹托都没有把其后出现的艺术当作是艺术发展进程中的一个新方向，而是将其看作艺术终结的症状。黑格尔经历了德国浪漫主义时期创作的喷发时期，他预测概念性的艺术作品数量会增加，这种数量上的增加让依靠美感的艺术转变成了完全不一样的东西。这一过程描绘了许多在黑格尔之后发生的伟大的艺术运动的特点，它们不再着墨于精确地去描绘世界、概念性的想法，而是去反映艺术表达自身的界限。比如立体主义不再体现完美的透视角度，而是将其进行重塑，企图告诉我们艺术意义的局限。在立体主义发展的“分析”阶段，这一特征尤为明显，具体可参考毕加索《渥拉的画像》。

　　同样，丹托当时也处在现代主义和后现代主义交界的时期。他对艺术终结的描绘，抓住了后来被称之“后现代主义”时代艺术的精华(不过丹托更喜欢称之为“后历史”时代)。黑格尔和丹托都看清了各自时代的艺术发展趋势，并有着令人称赞的预测能力，甚至影响了之后才会出现的艺术发展形式。但两位哲学家却都认为，当时无法避免的“发展”，是所有叙述方式的终结，而不是新叙述方式的开始。对黑格尔和丹托来说，他们各自描述的艺术终结，只是无穷尽的，按时间顺序发展的艺术的一部分。

　　也许对二人来说，艺术的概念、该完成的任务已经不复存在了。也许对于像黑格尔和丹托这样的哲学家来说，艺术一直在终结，因为艺术本是一种不断变化的、无限追求完美的一种实践，而他们却执意用历史文脉主义来解释艺术的定义。我们都容易相信这种关于艺术错位的实用派理论。受到我们所处的文化和争论环境的影响，我们坚信艺术有必要回答这些问题——我们提出的问题，却在这些问题得到解决、或是走入死路、不再具有相关性后，忘了关注其自身发展。当艺术有了全新的变化时，在黑格尔和丹托的时代皆是如此，我们却坚持认为这代表着艺术将要终结。实际上，这只是说明我们起初的原则都与我们自己的时代和文化有关，而艺术不该被总结为任意一种简单的叙述方式，而是其自身多种叙述方式的重合。

　　这可以很好的回应艺术是否即将终结的问题，但这个答案是正确的吗?

　　黑格尔和丹托对于艺术终结的讨论显然都是以欧洲和美国为中心的，这篇文章也是一样。有了这些限制，如果我们想要证明黑格尔和丹托的结论是错的，如果我们相信艺术仍然在进步和发展，我们需要找到新的叙述方式和目标来构建艺术。我们能否识别将要出现，或已经出现的艺术目标的形式，是否能再次将艺术创作的自由发展趋势与有着清晰目标的实践结合起来?我觉得很难，至少现阶段很难做到。也许这正是在告诉我们，艺术某种程度上的终结确实已经发生了。也许我们只是在等待下一个艺术叙述方式的出现，那时，艺术的目标和目的，又会发生我们无法预测的改变。

（文/Owen Hulat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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