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世英教授在《境界与文化》一书中,按照人的自我发展历程、实现人生价值和精神自由的高低程度,把人生境界分为四个层次,即欲求境界、求知境界、道德境界和审美境界。他认为,四种境界中,只有进入审美境界,人生才进入完全自由的境界。他还提出:“不同民族、不同时代的文化,其中占主导地位的境界也各不相同。”根据上述四境界说,其著《觉醒的历程:中华精神现象学大纲》,将中华民族自我觉醒的历程分为六个阶段。
中华民族自我觉醒六阶段
六阶段分别对应六篇内容。其中,第一篇“光辉灿烂的童年”,论述了先秦孔子、孟子、老子、庄子、墨子、荀子、屈原的思想,张先生把这一时期比作中华文化的童年时期。这一时期的“学在官府”和官学结合,限制了学术自由和科学发展。从孔墨之学开始有了私学,然孔子重人伦道德而轻自然,使得这一时期的主体文化尚未进入求知境界。该篇对老子、荀子、庄子、屈原着墨较多,认为他们的思想有对自由的审美境界的追求,特别对屈原坚持个性、张扬自我的觉醒意识给予充分肯定。
第二篇“思想的一元化”,论述了秦汉贾谊、董仲舒、司马迁、王充、张衡等人的思想。这一时期,“秦始皇统一六国,用李斯之言,废‘私学’立‘官学’,学术官守,先秦百家争鸣的辉煌局面从此基本结束……思想一元化之大势已成”。经董仲舒对孔子思想的变调,思想一元化使得“东方巨人终成睡狮”。在这罢黜百家之世,贾谊、司马迁等人张扬了个体性自我,为后世留下宝贵的精神财富。
第三篇“中华思想文化史上自我的朦胧觉醒”,论述了魏晋南北朝时期竹林七贤和郭象、陶渊明等人的思想。书中指出,虽然魏晋南北朝时期“审美意识突破了审美服务于儒家名教的框架,从而使自我作为审美主体而从封建社会群体中脱颖而出”。但是“无我的审美境界,美则美矣,其哲学意味,玄则玄矣,伴随它的却是求知境界之相对落后,是自我觉醒和个性解放之远远不足”。
第四篇“自我觉醒历程中的另一番景象”,专门论述了佛教思想传入对中华民族自我觉醒的影响。认为在人的自我尚未从自然整体的湮没和束缚中获得解放和独立以前,以追求无我之境的方式达到对儒家名教纲常的超越,达到从封建社会群体的湮没与束缚中求得解放的思潮,除中华本土的魏晋玄学之外,外来的佛教思想曾在南北朝和隋唐时期蔚为大观。
第五篇“从‘天理’到‘人欲’,从‘理学’到‘实学’”,特别强调王守仁张扬自我,敢于向权威挑战的精神。
第六篇“西方的‘船坚炮利’对‘东方睡狮’的震撼”,分析了鸦片战争后第二次西学输入对中华民族自我觉醒的影响。强调了龚自珍、魏源、洪秀全、康有为、谭嗣同等先贤思想对中华民族自我觉醒起到的推动作用。同时,认为五四运动提出的科学民主精神的实质,是“主体性哲学”在中国的明确建立。
使中华思想文化光耀全球
全书具有以下几个特点:第一,以自我觉醒为主线,讲述中华民族思想发展历程;第二,用四境界说,对中华民族各个历史阶段的思想发展状态进行分析,力图找到推动中华民族文化复兴的思想动力;第三,将儒家思想中“为己之学,为仁由己”、“民为贵”等有利于自我觉醒的思想,与等级制思想区别开来;第四,论述了自我觉醒对科学、文化、艺术乃至整个社会发展的推动作用,反对用皇权、天理压制自我成长。强调一个社会若缺失了自我个性的觉醒,就会成为一潭死水,停滞不前。
这些观点是作者多年来对中西文化研究思考的结果,字里行间,寄托着无限期待。他对我说:“完成了《觉醒的历程》一书的写作,当天晚上却失眠了,我感到理论是灰色的,我一生握着一支秃笔,面面俱到地讲理论,不能直抒胸臆,深深地遗憾。夜里两点,我起床写了本书的余论。”余论最后他写道:“同黑格尔所描述的西方人的自我实现历程相比,我们的自我实现历程,则一直还处于为自我的独立自主而奋力挣扎的阶段。如果说西方人的自我实现历程显得神采飞扬,那么,中华儿女自我实现的历程则显得坚凝悲壮……我们若能在中国传统的思想基础上,认真吸收西方思想文化之所长,批判其‘自我专制主义’,走出一条新路,则中华思想文化必能光耀全球。”当时,我感到,他虽然年近九旬,内心仍然存着一团火,他希望用这团火为中华思想文化光耀全球贡献热量。
找寻服务中华民族发展的哲学
张世英教授的学术研究分为两个阶段:第一阶段是65岁以前对西方哲学,特别是黑格尔哲学的研究。在这个阶段,他提出了西方哲学史是人的主体性和自由本质萌生和发展的历史的新观点。重点阐述了黑格尔哲学中关于人的主体性和自由本质的思想,突出了黑格尔对西方现当代哲学的先驱意义。其对西方哲学的研究成果受到国内外哲学界的高度评价。比如,加拿大麦吉尔大学教授彼得·巴腾在美国《东西哲学》杂志发表的《否定性与辩证唯物主义:张世英对黑格尔辩证逻辑的解读》一文中指出,“以张世英为例,中国人对辩证逻辑的探讨清楚地表明,就方法而言,我们起码必须认真学习张世英对黑格尔的解读,让他带领我们领会(他所理解的)黑格尔。做出这些努力之前,我们几乎没有权利评判中国人对(西方)哲学的研究所达到的水平。”著名法国哲学家巴迪欧和法国学者白乐桑早在1978年就出版了《论黑格尔辩证法的合理内核——根据张世英的一本书》。他们发现,与法国片面强调黑格尔《精神现象学》不同,中国的黑格尔研究重视《逻辑学》。更重要的是,中国的研究没有将黑格尔思想从马克思主义中删除掉,而是将其分解为唯心主义和辩证法,肯定了黑格尔辩证法的功绩。
第二阶段是改革开放以后,张世英教授开始了新的学术研究之路。他融汇中西哲学与文化,创立了“新的万物一体”的哲学观——“万有相通的哲学”,初步奠定了“美在自由”的美学思想基础。在其万有相通的哲学中,人类对世界的认识是由混沌的“天人合一”,经过“天人二分”的洗礼,达到高层次“天人合一”的过程。我理解,所谓混沌的“天人合一”,就是在人类对自然现象浑然不知的时期,出于对自然现象的畏惧,产生的“天主宰人”的“天人合一”观。所谓高层次的“天人合一”,是指经过“天人二分”的洗礼,科学技术、人类社会高度发展以后,人类能够主宰自己命运的“天人合一”观。目前,他反复论述的这些观点,已经得到国内哲学界的认同并被广泛引用。
书中有这样一段话:“在此不同而相通的整体中,一方面因承认‘不同’而肯定了每一自我的独特性(个性);另一方面又因承认彼此‘相通’而肯定了人我间的相互支持,从而对他人负有责任感。这样,所谓‘尊重他人’,也就是尊重他人各自的‘自我’,具体一点说,亦即尊重他人之‘自我’的独特性。”我体会,这段话正是张世英教授哲学思想的总结。如今,从教七十余年,年过九旬有六的他还在与时间赛跑,用自己对中西哲学研究的理解,寻找一条为中华民族发展服务的哲学之路。
(作者:张晓岚,中投汇沣置业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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