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朱自强:我不认为“诗人死在批评家里面”

2017-06-30 阅读: 来源:腾讯文化 作者:朱自强 收藏

  [摘要]不论是此前还是今后的人生,儿童文学是命运给予我的馈赠。因为在学术研究、翻译和创作这三个领域从事着儿童文学事业,我不断实现着自我价值,有效地以儿童文学为方法,思考着人类的根本问题。

朱自强:我不认为“诗人死在批评家里面”

朱自强

  不论是此前还是今后的人生,儿童文学是命运给予我的最大馈赠。因为在学术研究、翻译和创作这三个领域从事着儿童文学事业,我不断实现着自我价值,有效地以儿童文学为方法,解决着自身的问题,思考着人类的根本问题。毫不夸张地说,我所言说的儿童文学,对于我而言,既是世界观,也是方法论。

  Q:在儿童文学领域,您不仅始终坚持在场的批评,及时关注新人、新作,同时也对儿童文学史的研究有浓厚兴趣,出版过《中国儿童文学与现代化进程》《现代儿童文学文论解说》等著作,可以说,从史料发现、出版到现场uedbet让所有玩家提款,您的研究涵盖了儿童文学研究的两个重要方面,您是如何认识这两者之间的关系的?

  朱自强:如果把儿童文学作为一个学科来看,它像成人文学一样,拥有自身的文学理论、文学史、文学批评这三个领域。我本人对这三个领域的研究都有浓厚的兴趣,我的十卷本《朱自强学术文集》就汇集了这三个领域的学术成果(还包括语文教育和儿童教育)。

朱自强:我不认为“诗人死在批评家里面”

《朱自强学术文集》

  我认为,儿童文学史研究与儿童文学批评两者是相互补充、相互促进的。历史目光与当代意识结合在一起,才有学术的广度和思想的深度,才有价值判断的定力。对一个当代作家,对一部当下新作,如果将其放在一个历史的时空维度来考察,会作出更为合适乃至准确的价值估量。另一方面,儿童文学批评的见识也会影响到对儿童文学史上作家作品的评价,比如,对冰心的《寄小读者》,我会充分肯定它的文学史意义,但是,不会像有些研究者那样,在当代还将其视为儿童散文创作的艺术范型,也不会像有的研究者那样,在1990年代还将其视为“深沉博大”的儿童文学的样本。

  Q:如果说创作和批评是文学的两翼,那么您可以说是两翼齐飞。在从事uedbet让所有玩家提款和学术研究的同时,您还推出了《会说话的手》《花田小学的属鼠班》等原创作品。有人认为理论批评的理性思维与创作所要求的自由、想象力之间存在某种矛盾,您怎么看待这个问题?

  朱自强:批评和创作属于不同的领域,正像你说的那样,这两项工作可能会发生矛盾,席勒就曾经说,在他自己那里,“时常碰到想象干涉抽象思维,冷静的理智干涉我的诗”。不过,我的感受也告诉我,理性和想象力并不总是必然矛盾、对立的,来自丰富的艺术体验的理论,对于创作是有帮助的。在《中国儿童文学的困境和出路》一文中,我曾说:“我认为,文学理论和批评也应该是一种理想、一种预言,文学理论和批评应该运用‘心’的想象力,揭示出当下还不是显在,但是不久将成为巨大问题的隐含状态。”这句话表达的是我对批评家这一身份的理解。我的《新时期少年小说的误区》和《新时期儿童文学理论的误区》,在“儿童文学热热闹闹,莺歌燕舞,形势一天比一天好”的情势下,指出“新潮”潜藏的“误区”。《中国儿童文学的困境和出路》中,对“困境”和“出路”的阐述,以及我在其他文章中提出的“分化期”观点,都是我作为批评家,试图运用“‘心’的想象力”的一种努力。

  我的理论批评来自我的艺术感觉。我不希望人们所说的“诗人死在批评家里面”这一情形发生在我的身上,我想证明批评家的思想也可以是鲜活的。我想追求那种“落霞与孤鹜齐飞,秋水共长天一色”的境界。

朱自强:我不认为“诗人死在批评家里面”

《花田小学的属鼠班》

  虽然文学艺术在发生之初,可能是感性的,但是,随着人类心智的发展,今天的文学创作已经不可能排除理性的介入,特别是在作品的谋篇布局这一艺术结构的营造方面。举我自身的创作为例作一下解释。《花田小学的属鼠班》里的《夏老师叫什么名字》这个故事,写小学一年级男孩属鼠灰对夏老师油然而生的情感。最初,属鼠灰只是与夏老师去开玩笑,第一次下课,他跑到夏老师身边问,“老师,你是不是姓夏?”“我是姓夏。”“你是不是叫夏天?”“是,我是叫夏天,要不,今天怎么这么热呢。”第二次, “老师,你是不是姓夏?”“我是姓夏。”“你是不是叫夏(下)雨?”“是,我是叫夏(下)雨,一会下大雨,一会下小雨,有时还下冰雹呢。”属鼠灰和同学们捂着脑袋,“快跑,老师下冰雹了!”第三次,属鼠灰让夏老师“下”了雪。第四次,属鼠灰对夏老师说,“老师,今天你叫什么,你猜不到。”他突然把背在身后的右手举到夏老师面前,手里是一只癞蛤蟆。夏老师吓得往后一跳,“今天你叫夏(吓)一跳。”夏老师老老实实承认:“我是吓(夏)一跳。”第五次,要下课时,夏老师对大家说,“你们猜猜今天我叫什么?我叫夏(下)课。你们老师来上班了,明天起我就不给你们代课了,但欢迎你们有事到办公室找我。”说完,下课铃声响起,夏老师走出了教室。接下来结尾的情节设计就与理性、逻辑思维有关了。按照故事的逻辑,属鼠灰肯定会对夏老师依依不舍,但是,他会怎么做呢?我们为此费了心思。最后想到,开了那么多次玩笑,属鼠灰并不知道夏老师叫什么名字,于是写下了这样的结尾——“属鼠灰看着夏老师的背影,心里一阵恋恋不舍。他突然想到,到现在,自己还不知道夏老师到底叫什么名字呢。属鼠灰站起来,飞快地朝夏老师的背影追了过去。”这个结尾的处理,就有理性思维在起着重要作用。逻辑不清、逻辑混乱的人,也许就想不到属鼠灰问来问去,就是没有问夏老师的真实名字这件事。另外,这个结尾的构思,也与我和左伟想把故事写得既有趣、又有益这一创作理念有直接关系,与我们对某些浅薄搞笑的写作的不满有关系。

  绘本《会说话的手》的创作灵感来自旅途。我在飞机上看到从椅背前面伸到过道里打斗的两个孩子的手。我一下子就意识到这是一个绘本的创作素材,因为作为绘本研究者,我知道绘本创作必须是“视觉的”!而在这本表现“身体”的绘本的背后,也有我的儿童教育理念支撑。我在2005年撰写的一篇儿童教育哲学的论文中就提出,身体实践的生活对于儿童教育是第一位的。

朱自强:我不认为“诗人死在批评家里面”

《会说话的手》

  在《会说话的手》中,情感、想象与理念结合的最有力的一个例子是结尾的画面:小狗虎头用手对“我”说,“抱抱我”。梅子涵教授曾说,因为有这一情景设定,《会说话的手》“大”了起来。我理解他所说的“大”是“厚重”的意思。我在我校的行远书院所上的核心通识课《大学之道》,有一讲是“人与环境”,就涉及到人与自然沟通的思想。我也知道在儿童的成长中,小动物的陪伴具有重要的意义。但是,仅靠这些“观念”未必能生出“虎头也会用手说话”这一创意。就在我写《会说话的手》的前几个月,我儿子捡回来一只三个月大的流浪猫,我们给它取名叫克洛伊。那时,克洛伊每天在我怀里,我用“手”爱抚它,它会扬起脸回头看着我,像小羊一样,“咩”的叫一声,我感到就像叫“妈妈”一样。克洛伊要我陪它玩儿,或是要我给它拿好吃的,也会走到在电脑前正在写作的我的身边,站起来用左前爪搭住我的右手臂,我一转头看它,它就走开,意思是说,“来呀,来玩啊”。如果没有我与克洛伊这样用“手”进行交流和表达的情感生活,我很难想象我会凭空想出绘本中虎头用“手”说话的这一情节。

  Q:我注意到,近年来您多次提到关于图画书的相关问题。在当下儿童文学出版领域,图画书的主体是引进外国作品,原创的图画书缺乏市场竞争力。您认为,应该如何提高原创图画书的整体水平?

  朱自强:原创图画书刚刚兴起,我认为,图画书uedbet让所有玩家提款界发挥的作用很重要。图画书研究者、uedbet让所有玩家提款者的鉴赏能力也有一个需要提高的问题。从目前的某些图画书评奖包括uedbet让所有玩家提款中所体现的图画书艺术评价标准来看,我认为,有两个问题值得重视。

  第一点,对图画书的创作而言,必须重视创意性。我感到,目前的某些图画书评奖中包括uedbet让所有玩家提款中所体现的图画书艺术评价标准,对创意性是有所忽视的。

  第二点,对给幼儿的图画书关注得不够。创作给幼儿的图画书,是对儿童图画书艺术创作能力的严苛考验。衡量今后中国原创绘本的发展水平,幼儿绘本的创作水平是一个重要的指标。

  Q:多年前,您曾提出“快乐语文”的概念,并且主编过“快乐语文读本”,强调语文阅读的趣味性、艺术性和教育价值相结合。在当下,“趣味性”是目前语文教育的一大缺失。您认为当下语文教育还存在哪些问题?应该怎样解决?

  朱自强:当下的语文教育存在着许多需要解决的问题,可谓一言难尽。不过,首要问题是要树立健全而有效的语文观、文章观。目前,被普遍奉行的是“工具论”语文观,语文教学的许多“少慢差费”的情况,其实与“工具论”语文观有直接或间接的关系。我在《小学语文儿童文学教学法》一书中,反思“工具论”语文观的局限,在其对立面上,提出了“建构论”语文观。我所谓的“建构论”语文观,不是像“工具论”语文观那样,只是把语言看作“是人类最重要的交际工具”,而是把语言看作是人类心智世界的建构物、创造物。“建构论”语文观对语言的功能有着更为全面、完整的认识,认为语言在实践过程中,发挥着传达信息(含“工具论”所说的“交际”功能)、认识世界、表现心灵这三个功能。持着“建构论”语文观,我认为,语文课程的目的是使学习者获得用语言建构、创造意义,进而发展健全心智世界的能力,获得用语言来传达信息、认识世界、表现心灵的能力。语文教育就是通过对具有建构性、创造性的语言的学习,发展学生个人心智的一种教育,培养的是具有创造性的人。

朱自强:我不认为“诗人死在批评家里面”

《小学语文儿童文学教学法》

  我认为,中国的语文教育要想健康发展,必得离开“工具论”这条坑洼小路,走到“建构论”这条康庄大道上来。

  Q:从上世纪80年代到现在,您从事儿童文学工作已经有30余年,这当中心态有什么变化?当下关注的重点是什么?

  朱自强:不论是此前还是今后的人生,儿童文学是命运给予我的最大馈赠。因为在学术研究、翻译和创作这三个领域从事着儿童文学事业,我不断实现着自我价值,有效地以儿童文学为方法,解决着自身的问题,思考着人类的根本问题。毫不夸张地说,我所言说的儿童文学,对于我而言,既是世界观,也是方法论。此前如此,今后亦如此。

  如果说心态有什么变化,那就是更加重视儿童文学的实践性了。对儿童文学学科的性质,我提出了两大属性,即学术上的跨学科性和实践上的应用性。今天,儿童文学越来越成为家庭教育、幼儿园教育、小学语文教育的需求,我相信,儿童文学在中国社会的发展中,一定会发挥越来越重要的作用,而我本人,今后虽不能至,但心向往之的,就是要做视野广阔、根基深厚的有格局的学者,就是争取成为立足于肥沃而广袤的儿童文学土地上的教育家。

  *本文发表于《uedbet全球体育报》2017年6月19日7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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