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代文学对文化传统的接续（刘大先）

2018-07-05

阅读：来源：人民日报海外版作者：刘大先收藏

　　伴随着新世纪以来现实主义文学的复归与更新，中华文化传统的复兴也日益出现于文学创作之中。所谓传统，当然不仅体现于古典的元素、修辞手法、叙述技巧，更重要的是包孕在这些表象底部的价值观、认识论和精神意涵。传统有其流动性。传统总是因应社会的变迁做出自己的调适，经过大浪淘沙不断流传下来的有活力的东西，它边界相对模糊而核心比较恒定，在经过近现代的启蒙理性、革命斗争、经济功利主义的持续性冲击下，依然瓜瓞连绵，赓续不绝。

　　“善于继承才能更好创新”，任何一种传统都是现实感照耀下的传统。只有活跃在当下文化建设当中，参与到当代文学与文化的对话里，才是一个“活的传统”，而不是被博物馆化的、仅供展示的存在。

以写中国故事为旨归

　　文化传统的继承，在文学上首先体现为涌现出了大批以“中国故事”为旨归的写作。近年来，除了曾经着力于形式探索的先锋小说作家的回归之外，年轻作家也开始向讲故事传统回归。比如石一枫的《世间已无陈金芳》《地球之眼》等小说，显示出绵密的结构和结实的描写能力，从个人与日常生活转入到更为宏阔的议题，带有古典和浪漫色彩。我们可以注意到他的叙述者即便是“我”，在限知叙事中也时常会通过人物回忆、叙述或者第三方的解释，使得情节具有全知色彩，并且总是会清晰地展现出一个起承转合的脉络，给出一个“结局”式的结尾。他更愿意讲述以一个有头有尾有明确主旨的完整故事，这些主旨包括道德、信仰、责任等已经被同时代很多小说作者放弃或者隐匿的宏大话题，这也使他带有了素朴的传统小说特质。

　　编剧出身的陈彦的长篇小说《主角》，试图以个人性的遭际透视总体性的时代转型，体量巨大、人物繁复、意蕴丰富、潜藏着多种解读与阐释可能，但根底里则回到了对于人的命运的塑造与探讨。小说主人公是一个从农村底层放羊娃成长为一代秦腔名角的忆秦娥，从易招弟到易青娥再到忆秦娥，她的名字的更改也伴随着改革开放40年来的社会大变革。语言接地气又化用古典，雅俗并呈，方法上则吸收中国戏曲说部的传统，文本包容了叙述、白描，镶嵌戏词，融入了戏剧编剧的技巧。一方面接续了19世纪现实主义的遗产，另一方面试图对传统曲艺和说部的叙事形式与语言进行创新性改造，这与小说中戏曲革新的副线相得益彰。小说的内在隐形结构是戏曲的，不停地通过留扣子、埋伏笔、设悬念、解谜题，使得情节如同崎岖不平的山路跌宕起伏，人物命运的浮沉颠簸与时代的起伏转合彼此映照影响。忆秦娥是故事的“主角”，其他人物无论是她的4位师父“忠孝仁义”、3个爱人封潇潇、刘红兵和石怀玉，还是对手楚嘉禾等人，都是戏曲化的配角，他们的存在都是为了烘托主角的个性特征。那些有缺陷但又各有其合理性的人物可爱、可怜、可恨复可悯，体现出众生皆苦的有情传统。尤其是忆秦娥，葆有了自然未泯的勃勃生气，未曾被世故所污染的初心，因而能够在人与社会、时代的复杂关系中守正传承。

将本土写意方式引入小说

　　尽管同样书写爱情或官场题材叙事，某些文本尝试以复古求革新，从语体到格调都汲取了中华美学传统中意象与意境的手法。比如孙志保《黄花吟》中的黄花市、黄花居、黄花酒、黄花诗……不仅是地理空间与具体事象，更是生存的处境、情感的能指、心理的隐喻与精神的象征。棋社、鼓场、书剑亭之类也属于现实中少见的异质空间，属于心灵的投影和胸中之竹。小说中的人物，无论是具有文人气质的王一翔，还是他的朋友开棋社的闫强大、说鼓书的江松，还是地方家族势力刘千年父子、官场油子老万，都属于高度符号化与抽象化的人物，而不是具有变化与纵深的成长型人物。王妹英的《得城记》则将贾平凹的“废都”改写为“旧都”，从语体上来说也是一部堪称异类的作品，小说所设置的3个女性形象凌霄、艳红和九米都是类型化的，分别代表了不同的精神境界，而礼财与红脸汉子代表了不同的人格。因而这些人物性格没有多少变化，情节也较少转折，而带有了百喻经式的寓言色彩。

　　这些作品将传统的写意手法引入了现代小说的创作之中，不失为一种新鲜的尝试。因为在叙事中掺杂了大量的诗词，化用融入了很多典故，使得小说具有某种当代“文人小说”的风貌。主人公是在既有价值倾覆、道德失序、情感变迁中载浮载沉的个体，叙述者同样也没有确立某种一以贯之的价值观，无论是人物还是叙述者都是软弱的普通人视角，显示出时代变革语境里的价值犹疑。如何在错综复杂的时代语境中建立主体性的独立人格。这些作品以恢复传统笔法的书写，提出了问题，做出了自己的探索。这种探索的成功与否尚需要时间的检验，但问题无疑是客观存在的。

对传统价值观的提炼与萃取

　　对于传统价值观的提炼与萃取，是接续传统的重要表现。赵本夫的《天漏邑》对于《周易》卦象的化用就是鲜明的例子。雷是贯穿于小说始终的意象，小说以雷作为背景介绍天漏村的源起，又以暴雨闪电惊雷阵阵做结。小说用《周易》“天下雷行，物与无妄”点题，惊雷让人惊惧而充满敬畏之心，从而反躬自省，抛弃人为的虚妄之后获得长久的顺达。所以，天漏村人没有被浪漫化为“高贵的野蛮人”，也没有被贬低为有待启蒙者，而是作为民族性格中厚德载物、刚健有为的历史承载者与参与者的面目出现。正是在天雷翻滚的天漏村，人的物质生存与精神世界达成了统一，从《周易》到《列子》这些古典传统所型构的神话原型在当代叙事中获得了复活。

　　李云雷的《富贵不能淫》同样试图从古典传统中寻找出理想性价值。小说将现实中的“舅舅”、梦中的白胡子老头以及历史中的孟子关联起来，其实是把民间德性与传统文化中的精髓嫁接在一起，作为中国的精神底气。

民间文化中“小传统”被发掘

　　叶炜的《福地》《富矿》《后土》所构成的“乡土中国三部曲”，其重要价值就在于激活了民间文化中的小传统。这个三部曲有着明确的原型结构，几乎每一部里都设置了对现代理性来说不可理喻的神秘现象，比如麻姑、土地神、托梦，等等。这个现象饶有趣味之处在于，我们知道现代性世界是一个祛魅的世界，但祛魅的可能只是在“大传统”层面，在世界的犄角旮旯和人心的幽微细处，总有难以祛除的暗角。叶炜笔下着力书写的苏北鲁南地域，属于儒家思想为主导的齐鲁文化，即便在那样一个“子不语怪力乱神”的巨大传统中，还隐隐约约有着一个不能被科学话语和消费主义所扫除的“小传统”。这里显示出传统自身的多层面性。

　　传统总是精华内蕴与藏污纳垢并存，继承传统也并不是全盘吸收，而总是需要以批判的眼光进行扬弃，只有在文学遗产的基础上，将现代以来的新文学、社会主义文学、改革开放以来的不同文学传统中的不同书写重新加以整合、提炼，才有可能创造出我们时代的乡土中国、城市中国与转型中国的形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