很多时候，我们在批判世界，其实世界就是我们的一部分。所以，我宁可视批评为一种自我世界的建构，是为己的，而不是为他的。

一

　　孔子曾言，吾道一以贯之。很多人便以为，孔子的思想一直未变。这怎么可能呢?孔子又言，十五向学，三十而立，四十不惑，五十而知天命，六十耳顺，七十随心所欲而不逾矩。很简单，每个人生阶段对道的理解都不同，都在发生变化。研究孔子的思想，你会发现他五十岁之前对《易经》几乎没发表过任何看法。庄子认为，孔子是五十一岁时学的 《易经》。《春秋》是他五十六岁之后的作品，对《易经》的研究大概也到了五十六岁之后了，所以他才会说，如果多借他几年，五十而学易，就没有大过了。《春秋》是一部批判之书，直而不曲。《易经》则不然，使他看到了事物的另一面，所以才有中庸之道，这才是真正的恕道。

　　我在写《鸠摩罗什》时，阅读了一部佛经，讲的是佛陀的生母摩耶夫人在佛陀灭度时与佛陀的对话。摩耶夫人悲伤地说，告诉我，佛法会灭吗?佛陀告诉她说，佛法会在传播的过程中经历一千五百年后逐渐失去，然后再经过千万亿劫后会重新来到人世间。我当时非常诧异，连真理都如此，还有什么不变的东西呢?

　　这大概就是东方人的思维。西方人的思维则不然，一切都要证得永恒不变的真理。四十岁之前，我觉得那个永恒不变的东西可能是存在的，四十岁之后发现，这也许是东西方思想的不同之处，要证得那个永恒不变的真理简直是妄想。你的智慧越多，你对真理的认识越不一样。

　　我说的不止世界观、人生观，包括文学观和批评观。

二

　　每个人都有自己的文学观，这是其本心、性情与人生的经历所决定的，各有千秋，不可统一。有些人是向着未来的，我则慢慢地走向传统。

　　二十岁左右时，文学就是一切，是宗教，将生活硬生生地要变成艺术，崇尚的是艺术家的生活。那时，课堂上尽管学的是中国语言文学，可手里捧的却是西方经典。考试的时候背诵的是中国文学，但心中满满的是西方文学。写文章几乎不举中国古典的例子，自然也不会用中国古代文论中的思想与语句，一定要列举西方哲学家、诗人、小说家和批评家的“名言警句”，用他们的话来评判一切。海德格尔的书肯定是看不懂的，但硬生生地能将其翻完，最终还是生硬地记住了那句“人，诗意地栖居在大地之上”。似乎这一句就足矣。尼采的书是太好读了，很多语句能背诵下来。

　　人性在这个时候成为判断文学是非的标准。凡是写出了过去未曾写出的人性存在的一面，哪怕是黑暗的那部分，也成了伟大的文学。过去禁忌的，现在成了伟大的人性。过去伟大的神性，现在成了要被解构、批判和否定的。文学向着幽暗、欲望、渺小的方向行进着，不时伴随着“发现”的尖叫声。“文学是人学”这样的观念我也曾深信过，只是当我目睹人性向着反面滑翔时，便觉得有些珍贵的东西在崩溃、失去，但似乎无可奈何。这样的写作和文学观念持续了很久，至少有十年。

　　否定了人身上的神性——即伟大精神的一面，在现代派那里成了伟大的胜利。所幸的是我所在的地区和城市处于中国的边缘，经济不发达和城市化进程的缓慢使我们总有一些闲时间，同时，古老的传统也或明或暗地存在着，使我们总是回到传统文化的身边。

　　尤其是从2005年开始我在学校里教授一门名叫 《中国传统文化》的课时，它使我开始重新思考中国传统文化的现代化问题。有意味的是，因为不得已，我在2008年又开设了一门《西方文化概论》的课程。是因为没有人上这门课，我是系主任，只好自己硬着头皮去上。结果，倒是把我曾经喜欢的西方文化粗线条地梳理了一番。2012年之后，我的文化观基本上从原来的西方文化为主转向中国传统文化为主，也开始能够把中西两种文化对比着来看了。2015年是我彻底转向中国传统文化的一个时期。在我看来，这是回答“我是谁”的问题，终于第一次清楚自己是一个中国人，是一个中国古老文化养育大的汉语作家，但同时我们也是天下人，所以不能拒绝西方与世界，不过，这与过去单纯地崇拜西方有着本质的区别。我终于也理解鲁迅先生的“拿来主义”是一种骨气与立场，决非方法那么简单。

　　在写《荒原问道》时，我还曾经一度想写一部类似于 《尤利西斯》或《洛丽塔》的小说，想在文体上进行多种实验，但托尔斯泰、罗曼·罗兰、陀思妥耶夫斯基式的思想的探讨是重中之重，我的文学观念非常复杂、混乱。归根结底，还是在与西方文学家较劲。写《鸠摩罗什》时，大概写的是一位中国古代的思想家，又是一位佛教中的大人物，所以自然就顺着古代文学传统与佛教的一些精神去写作，结果，它改变了我的文学观。它使我第一次意识到，中国文化教会我们要在天地自然的整体性中确立自我，甚至尽可能地把自己融入天地之中，并且消除自己与他人和世界的对立。某种意义上说，就是放下主体意识和强烈的个性观念，尽可能地去理解世界与他人，道法自然，与这个世界和谐相处。

　　文学是要承担这个世界的意义，才会有价值。从另一个角度来讲，文学只有拥有教育功能，它才会真正伟大。它使我两次改变写作的方法，同时也帮助我理解了鸠摩罗什这位大乘佛教的伟大人物。

　　故而，对我来讲，文学的观念一直是倒着走的，从现当代文学的小传统到西方现代主义文学传统和整个西方文学的大传统，再从西方文学回到中国传统文学，最后回到文化的大传统中。现在，我已经很难说清文学是什么了，它是语言的艺术，同时也是道的承载者;它是灵魂的河流，同时也是生命的风向;它是历史，也是哲学，更是宗教，它是统一体。

作者徐兆寿

三

　　批评是我的业余活动，但在大学里待久了，它就会慢慢地成为你的职业，至少表面上应当是这样。在我看来，作家应当同时是一位学者。这一点，古代东西方文学史都可以证明。反过来讲，我觉得批评家也应当是一位作家，哪怕是二流或三流的也行，因为它一方面可以让批评家深刻体会创作的理路，另一方面也使作家与批评家在他身上成为命运共同体。

　　但在今天这又成了难题，因为你如果成为共同体时，也就既是运动员，又成了裁判员。似乎有些不妥。现在的风气是评奖成了批评家的荣耀，写作不是作家们评判的事情了。这种现象被定义为职业，而问题可能也恰恰在这里。当它成为职业的时候，天才的作家就很难被天才的大作家所提携。成名的作家很少去看别的青年作家的东西。

　　常常会有人问我：你同时也做批评，你有没有批评观。我想了想，说，我的批评观便是文学观，而文学观又是我一切观念的总和。

　　至于我为什么一直批评电影，原因很简单，一是因为电影是被资本与娱乐裹挟，它已经不是纯粹的艺术，或者说有时候它在教坏我们，同时在以娱乐的方式改变着我们的灵魂，使我们变得庸俗、麻木，我必须说出真实的感受，否则我也就被裹挟而去;二是因为传播媒介的变化，原来的印刷媒体已然式微，而电子或视听媒体已经崛起，电影正在取代文学过去的影响力，那么，电影也就成为“文以载道”的继承者，也就自然担负着教育民众的责任。当我第一次看过《芳华》时，首先对这部电影的成功表示祝贺，但同时对电影的结尾表示极大的不满，在微信上发出批评的声音时，好几位学者和影视界的朋友发出微信批评我。为了印证我的观点，我又第二次、第三次走进了影院，重新看了电影，但我对自己的批判更为坚定了。我们不能把电影简单地看成娱乐，它是传道的方式之一。我从来就不相信不带任何价值观和意识形态的文字、影像，只要你在表达，它就是你的价值观的反映。

　　但我真正的批评不是文学，也不是电影，这些都太具体、太小众了，它也不能真正表达我的观点。我的批评更多地在文化生活中，一是批评现代生活，我宁可视这些批评是对我的自我批判，是一种自我反省，以此完成我个人的精神世界，使传统与现代和解，而不是对立;二是批评西方中心主义，使我能回到中国的传统，完成中西文化的和解与融合。很多时候，我们在批判世界，其实世界就是我们的一部分。所以，我宁可视批评为一种自我世界的建构，是为己的，而不是为他的。

(作者：徐兆寿，中国uedbet全球体育uedbet让所有玩家提款家协会理事，西北师范大学传媒学院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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