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题美术创作的当代问题（陈履生）

2018-12-13

阅读：来源：陈履生美术馆作者：陈履生收藏

　　12月5日至6日，由《美术》杂志社和上海美术学院共同主办的“中国当代美术建设专题研讨会系列：主题性美术创作的当代性（第二回）”学术研讨会在上海大学美术学院召开。本次研讨会是“中国当代美术建设专题系列”的延续。

2018年12月6日，陈履生在上海美术学院“主题性美术创作的当代性专题研讨会”上发言

　　何为主题美术创作？何为主题性美术创作？这是必须要厘清的基础问题。因为经常有人质疑：难道山水、梅兰竹菊就不是绘画的主题？画山水、画梅兰竹菊就不是主题美术创作？所以，有必要回应关于“主题美术创作”的问题，必须明确这是区别于一般美术创作而专用于20世纪中期以来中国美术创作的一个概念。只有这样才能摆脱不断质疑的纷扰。

　　从主题美术创作的一般概念而言，楚国的楚先王庙和公卿祠堂中的壁画，汉代图绘屡建战功的烈士以及标榜忠、孝、节、义的历史故事，南朝墓葬中的荣启期与七贤模印砖画以及顾恺之的《女史箴图》，五代顾闳中的《韩熙载夜宴图》，宋代张择端的《清明上河图》，明代的《抗倭图卷》，清代《康熙南巡图》《乾隆南巡图》等等，都是历代著名的主题创作。但是，中国历史上并没有主题美术创作这个概念，而中国古代画论和品评中关系到主题的论述与今天在核心问题上也是全然不同。今天所论并加以强调的主题美术创作，是在新文化运动影响下、在现代社会制度中关于美术创作以及组织和uedbet让所有玩家提款中一个现代绘画理论中的概念，它是前苏联社会主义现实主义艺术理论影响中国的产物。主题美术创作有着强烈的社会功用，是中国现代uedbet全球体育发展中的国家意志和需求，是国家意识形态和主流价值观的直接表现，因此，它有着传统的“成教化，助人伦”的功用目的，但又不同于唐代张彦远所论中的传统的“教化”和“人伦”。主题美术创作是新中国美术的创造与传统，因此，革命历史题材，包括反映现代社会需求的中华文明历史题材；不同时期的反映和表现社会现实的题材，都是现代美术史论中所表述的“主题美术创作”。至于“主题性美术创作”的表述，突出了“主题性”中的“性”可能是更加强化了“主题”美术创作的本质，更加凸显了“主题”的重要性。而在业内平常所说中，人们常常把“主题美术创作”简化为“创作”。因为举凡谈论“创作”都有别于一般的表现自我的画画；表现自我的画画不同于“创作”的根本，是“创作”连接了社会责任和负担，以及与“创作”相关的展览等公共性的内容。

　　关于主题性美术创作的“当代性”的问题，如果强调了“主题性美术创作”这个当代概念，那可能就没有“当代性”的问题；如果有，可能也就是21世纪的今天与上个世纪50年代以来的其他历史时期的差异。如果将主题性美术创作放到历史传统中考察，那么，当代性在每一个时期都有各自的特点，并有着各不相同的表现，实际上是每个时代都面临着“当代性”的问题。

　　显然，就主题美术创作而言，我们今天所遇到的问题比过去要复杂得多。艺术的本体决定了美术创作的实质性问题。那么，当代性的核心问题是什么？在历史的发展过程当中，我们已经脱离了上世纪50年代那种质朴的表现现实的方法，对于题材的过度装饰已经成为“当代性”的特点，并表现出与时俱变的中国特色。以黎冰鸿的《南昌起义》为例，藏于国家博物馆和中国人民革命军事博物馆的1959年和1960年的第一稿，与藏于中国美术馆的第二稿的差别在于画面中的红旗，第二稿改变了第一稿中自然垂下的红旗而变成的飘扬的红旗，到了1977年的南昌八一起义纪念馆和上海龙美术馆的第三稿，不仅是红旗飘扬，红旗的数量也由原来的4面增加到7面，还不包括远处的。不同的版本分别代表了不同的时区，其中的变化是画面上的红旗越来越多，色调越来越明亮，越偏红。或许这就是“当代性”。发生在同一位画家、同一主题、同一构图的不同时期的作品，以增加红旗，改变画面明度和色调的办法，在不同的时期诠释了对题材的不同的理解和认识，这种对题材的装饰正是1949年以来，特别是那十年中的美术所表现出的“当代性”的特色。而在21世纪以来的主题创作中，这种极度装饰题材的问题或倾向，以无差别的对“主题”和“创作”的理解，则在一定程度上消解了主题美术创作的艺术特质。

黎冰鸿南昌起义 200×260cm 1959年中国国家博物馆

黎冰鸿南昌起义油画 77×100.5cm 中国美术馆藏

黎冰鸿八一南昌起义 160×125cm 1977年八一南昌起义纪念馆藏

　　当下主题美术创作中的过度装饰，在一定程度上掩盖了画家对主题理解的问题，以装饰的方法遮蔽了主题创中的叙事与表现的关系，也消减了语言表现的力度和画家表现主题的能力，因此，过度装饰就像现在普通人家的装修一样，在过度装修的过程中，往往是一些装饰内容的叠加，往往是手法的重复利用，从而形成了一种缺少个性和艺术表现力的新八股。表现主题失去了对主题理解和认知的深度和广度，就只能依靠一些概念和符合来点明主题或装饰主题。比如，在历史画创作中，红旗的运用几乎是常规的手段，可是，看看石鲁1959年创作的《转战陕北》中就没有红旗，但这一题材在今天的创作中出现红旗则显得很常规。无疑，这种常规的“当代性”不仅违背了历史的真实，也破坏了画面所应该表现出的历史氛围。《转战陕北》之所以成为新中国美术创作的经典，就是因为它有着不同于常规的艺术特色，就在于它没有出现红旗而能够让人想象到“红旗漫卷西风”的主题内容。而我们今天看黎冰鸿的《南昌起义》的三个版本，显然，最初的红旗少的那个版本是最好的。

　　由此看主题美术创作如果缺少对于主题认识的深度和广度，不管是如何装饰、如何美化，实际上最终暴露的是作品表现主题的贫弱。因此，看近年来的全国美展等重大展览中的作品，能够留存在人们记忆中并成为“当代性”代表的优秀作品寥寥无几。因为几乎是千篇一律的创作方法所造就的新八股，正成为影响今天美术创作品质的重要问题。对主题理解和表现的概念化，不仅是关系到当代主题美术创作的质量问题，还影响到人们对于主题创作的兴趣，因为艺术性的缺憾而消减了其功能性的表达。表现历史或反映现实的主题创作，如果失去了基本的源于生活、源于历史的真实性，艺术家再怎么努力利用其语言去表现，再怎么强化装饰性的方法去修饰主题，其结果都是苍白乏力，都经不起推敲。这需要警惕和觉醒。

石鲁转战陕北 1959年中国国家博物馆藏

　　主题美术创作的表现与装饰成为当代美术创作中的主要问题。在这样一个突出的“当代性”的问题中，一方面是画家忽视了对特定历史时期中相关历史问题的认知，尤其是缺少对历史的深入研究，对历史资料的充分把握，而其核心是缺少对历史题材美术创作的热情和基本的兴趣，往往是为了接应工程或为课题相关的名利所诱惑。另一方面，画家在创作时再也没有像上世纪50年代至70年代的画家那样深入到具体的生活场景中去体验生活，所谓的三同——“同吃”“同住”“同劳动”，今天已不复存在。今天所谓的“上山下乡”，基本上都是采风式的蜻蜓点水，缺少对生活本质问题的关注，更缺少深入的体验和发现。因此，今天的这些创作中的多数缺少自觉的创作行为，实际上是应付差事，是为了获得某种机会，很多画家画的时候既没有热情也没有感觉，更没有创作的冲动。

　　如此，“当代性”问题的提出，实际上用“当代问题”更为恰当。主题美术创作在近20年的发展过程中正日渐衰减，问题也越来越明显。因此，有人提出振兴的口号，显然，如果不是出现问题的话，根本不需要花那么大的气力去振兴，也不需要花那么多的纳税人的钱。主题美术创作的当代问题，正成为考验我们未来主题美术创作发展的一个重要关隘。如何突破这个关隘所形成的若干问题，正在考验我们的当代美术创作，包括考验主题美术创作的组织者。从几近70年的主题创作来看，不管是如何随着时代的变化，但是，作为艺术创作，主题美术创作以及当代性都应该有着如下的基本认知：

　　“当代性”不能偏离艺术的原则和规律：

　　“当代性”在表现主题方面不能违背历史或现实的真实：

　　“当代性”依然应该是以艺术性为品评的标准，依然应该有艺术家的个性和真情实感的表达；

　　“当代性”如果过度的装饰题材和内容，将成为审视当代美术创作中的一个贬义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