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贵州世居少数民族文学史·苗族卷》：一部迈向民族精神生态高峰的力作（侯仰军李晶）

2019-04-02

阅读：来源：中国艺术报作者：侯仰军李晶收藏

　　贵州是一个多民族共居的省份，仅世居民族就有18个。在这些世居民族中，苗族人口仅次于汉族，达400万人，即全国近半数的苗族人口居住在贵州。因此，对贵州苗族的民族文学进行认真梳理，揭示其独特的美学价值、情感表达、文化内涵，探索其历史、发展的脉络，很有价值。新中国成立后，党和政府十分关心、支持苗族文学史的编写。1958年，国家民族事务委员会将编写《苗族文学史》的任务交予了贵州，一大批文化学者投身其中。经过几十年的努力，先后有两个版本的《苗族文学史》问世，其中之一就是2003年出版的苏晓星编著的《苗族文学史》。

　　时光荏苒，转眼十几年又过去了，随着学术界对苗族文学研究的进一步深入和新的苗族文学资料的发现，编写一本新的苗族文学史势在必行。民间uedbet全球体育家、苗学专家李雯不负众望，经过4年的辛勤努力，终于推出了这套《贵州世居少数民族文学史·苗族卷》（以下简称《苗族卷》），并获得贵州省省长基金重大课题专项资助，使贵州的苗族文学得到了更全面、更系统、更深刻的展示。

　　由于苗族历史上没有本民族文字，文化主要靠口耳相传，口传文化在苗族文化中占有极其重要的地位。在丰富的苗族口传文化中，尤以苗族史诗最具有代表性和影响力。据初步考证，至迟在唐代以前，苗族史诗主体部分业已定型，但一直未为外界所知。直到1896年前后，英国传教士和当地苗族布道员才在贵州省黄平、凯里等地开始零星记录和译介了一些散文体篇章。抗日战争期间，随着部分大学内迁贵州，一些经过专业训练的民族学者也用散文体记录了某些内容。比较全面、系统的搜集、记录工作开始于上世纪50年代。当时中央民族学院苗语黔东方言专业的师生为创制苗文作准备，在著名民族语言文学家马学良先生带领下，在贵州省台江、黄平、凯里等地开展苗族语言调查，并记录了上百万字的民间文学资料，其中包括大量苗族史诗。1957年贵州省文联等单位又组织专家学者搜集、翻译、整理了不少史诗资料，译编成资料集。1979年以后，相继出版田兵的《苗族古歌》，马学良、今旦的《苗族史诗》，燕宝的《苗族古歌》，今旦的《苗族古歌歌花》和涉及大量史诗内容的吴德坤、吴德杰的《苗族理辞》等，引起学术界的极大关注。但直到21世纪初期，仍有不少苗族史诗不为外人所知，2009年，中国民协在紫云县发现苗族长篇英雄史诗《亚鲁王》就是一例。

　　在苏晓星《苗族文学史》中，《亚鲁王》没有被收录，《苗族卷》里将这部苗族创世史、征战史、迁徙史融合而成的史诗做了单独的、全方位的收录，不仅阐述了苗族史诗产生的社会历史背景，还将这部史诗的地位加以肯定，并从史诗的自然分布区域图中，将《亚鲁王》定位在西部方言史诗的位置，与《苗族史诗》（东部方言史诗）、《苗族古歌》（中部方言史诗）并列。《亚鲁王》的出现是山地苗民对山地文化的独特认知，更是山地苗民生存智慧和文明形态的完整体现。《苗族卷》将亚鲁王进行了一个整体的、全方位的介绍，弥补了之前版本中无法界定的苗族的民族精神问题。

苏晓星《苗族文学史》

　　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需要中华文化繁荣兴盛。中华文化的百花园里自然少不了苗族同胞的文化。一个民族文化的强大感召力是这个民族精神的重要方面，一直以来，贵州的苗族文学史中，始终缺少一部能展示整个苗族精神面貌、历史文化、家族记忆的东西，《亚鲁王》的发现与挖掘，可以看作是苗族不断证明自身和回归自身的一个显著例证。

　　任何一个民族的文学最终指向的都是人性问题。文学审美意向缤纷多样，没有统一，但细加审阅不难发现，其中相当一部分作品，力图穿越时间和民族的界限，从地域、文化的角度，对整个民族精神进行多方位的探究和解读。富有情怀的专家学者们往往会有新的美学追求，他们更多站在时代变革的浪潮中发现和寻找民族记忆与精神冲突。《苗族卷》割开了现实浮华的外衣，把生存在大时代背景下苗族人的集体无奈与底层展望显示出来，既关注个人精神成长，又体现个人与时代的冲突与和解。人类普世价值的情感诉求超越了民族的界限，那么文学如何能体现出一个民族的独特性，这是很多当代作家不断思考的问题。既要追寻属于自己民族的独特艺术表现，又要不失时代的烙印，于是在《苗族卷》下卷中，用了整整一编的篇幅收录了现当代作家书面文学的内容，涉及各个时期的本土苗族作家，涵盖小说、诗歌、散文、文学理论、文学uedbet让所有玩家提款、影视文学、戏剧文学、母语文学创作等方面，让读者了解到山地的苗族作家们在当代如何用一种全新的方式阐释这个民族的与众不同。

　　中国艺术包含了自然、心灵和文化，苗族文学同样具有这三个方面的特征。提升人的精神境界，就需要从探入人的心灵深处着手。就像品茶一样，一般人喝茶解渴即可，而有精神境界的人喝茶还能从茶里喝出诗意来，就有了美。文学作品这杯茶谁来喝，如何喝，喝出什么滋味来的确是有讲究的，这与编撰者密切相关。如果一个编撰者的精神品位不高，进入历史视野的作品就会打折扣，所以如何超越自己的局限完成史学和文学的结合就是一个很考验人的问题。一部文学史一定要摈弃贪大求全和急功近利的心态，避免不切实际和想短期见成效的浮躁操作，同时又要调节好编撰者个人的喜好所带来的孤芳自赏和忘却世界的自我膨胀。过于求大就会让一部文学史缺少内核的链接，过于沉溺于个人又会让文学史少了大雅之堂的见地。正如习近平总书记2014年3月27日在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总部发表演讲时所说的，对待不同文明，我们需要比天空更宽阔的胸怀。《苗族卷》正是在“宽阔的胸怀”中实现的。这个“宽阔的胸怀”既包括近些年来国家对文化的高度重视，也得益于贵州“多彩贵州民族特色文化强省”战略的实施。个人的研究视野与精神向度在如此大时代的感召下，必然会自觉迈向民族精神生态的高峰，所以这部抢救贵州民族文化遗产、提高贵州少数民族文化地位、增强贵州少数民族文化自信心的作品是历史的选择，也是历史的必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