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我写《我心归处是敦煌——樊锦诗自述》这部传记的过程中，始终有几个问题萦绕心头：为什么在戈壁荒漠里能够产生如此灿烂的人类文明？为什么在只有咸水和碱水的地方能够生长出“李广杏”这样人间最甘美的水果？为什么在西北荒漠里有常书鸿、段文杰、樊锦诗这样一群坚守大漠的“打不走的莫高窟人”？

樊锦诗 口述 / 顾春芳 撰写《我心归处是敦煌——樊锦诗自述》 译林出版社（图片来源：豆瓣）

　　在敦煌研究院工作的人常常让我想起出家人。他们把自己的生命完全交付给敦煌的流沙和千佛洞方圆百里上匆匆消逝的光影，在一种貌似荒寒的人生景致中等待一个又一个莫高窟的春天。他们虽然不念经、不拜佛，但是临摹壁画、修复洞窟、保护遗址、宣传讲解，这些日常生活在我看来无异于出家人的修行。

　　莫高窟是一种考验，只有那些最终经受住考验的人才能修得正果。

　　这么多人来到敦煌，守护莫高窟，每天都要和佛经、佛像照面，他们的精神来自对敦煌石窟艺术的热爱和对这份事业的执着追求。这个追求的过程在某种程度上和佛教徒的信仰非常相似，因为这也是一个需要“布施、持戒、忍辱、精进、禅定、智慧”，需要不断超越，获得智慧的过程。如果从佛教“布施”角度来看的话，那么敦煌石窟的保护事业，也是一种“法布施”和“无畏施”。

　　凡是见过常书鸿先生故居的人，都会感到震撼。那时候敦煌的生活条件实在太艰苦了，莫高窟几乎与世隔绝。敦煌就是一个小镇，半个小时就能走完，城里头总共有两个百货商店，还有一个糖盐局。老一辈莫高窟人住的房子，有些是马厩改造的土坯平房。土地、土墙、土灶，土炕、土桌、土凳，因为土质干燥疏松，地上永远是扫不完的尘土。屋子里没有像样的家具，连床都是土制的，书架也是用土砌起来的。大家住土房，喝咸水，还要在莫高窟洞窟里临摹壁画，保护修复，研究文献。敦煌的冬天气温极低，一般在零下20摄氏度左右，老一辈研究院的人要凿开宕泉河厚厚的冰层，才能取冰烧水。水的碱性很大，不适应的人喝完就拉肚子。平时吃饭，基本上没有什么菜。最痛苦的是夫妻长期两地分居，敦煌人命运都非常相似，只要你选择莫高窟就不得不骨肉分离。常书鸿、段文杰、樊锦诗和王旭东等几任院长都有相似的经历。

　　宕泉河边安葬着包括常书鸿、段文杰在内的27人，他们是第一代坚守敦煌的莫高窟人。保护区是不允许有墓地的，这个墓地很隐蔽，在远处几乎看不见。这些人来自五湖四海，最终心归敦煌……

常书鸿（图片来源：搜狐）

　　第一个落葬于宕泉河畔的是李仁章（1932—1964），他是一位年轻的雕塑家，曾经在延安鲁迅艺术学院任教，他是借调到敦煌临摹莫高窟唐代洞窟雕塑的。1964年，原子弹爆炸，大家听到这个消息都非常兴奋。那个时候莫高窟南区崖体和洞窟正在进行加固，因加固工程搭起了高高的脚手架。李仁章听到原子弹爆炸的消息后因为太激动，踩着脚手架一层一层往下跳着走，没想到部分脚手架没有绑好，他一不小心踩空就摔了下去。当时从外面看什么伤口都没有，大家马上把他扶起来送往敦煌医院，路上他还一直说自己没事。但没想到是内出血，当时敦煌医疗条件很差，他一直出血，几个小时后人就去世了。去世的时候只有32岁。

　　第二个安葬于宕泉河畔的是许安（1936—1976），她原本在铁路系统工作，上世纪60年代调到敦煌文物研究所当会计。她是两个孩子的母亲，同样是因为敦煌医疗条件的落后，她两次剖腹产引发肠粘连，最后死于肠梗阻。敦煌研究院前任书记刘鍱也在宕泉河畔落葬，他为人正直真诚，非常尊重知识分子。他有心脏病，但他平时没注意心脏的问题。敦煌的冬天非常寒冷，刘书记心脏病发作，救护车一个多小时才赶到，可是人已经救不回来了……

　　这些人都死于落后的医疗条件，令人惋惜。常书鸿和段文杰两位院长也都安葬在宕泉河畔。在宕泉河畔长眠的人中，既有钻研业务的学者，比如霍熙亮先生，他同段文杰先生是1946年同一批到的敦煌；贺世哲，1930年生人，80岁去世，一生治学严谨，对经变画有深入的研究；孙修身，1935年出生，2000年因为心脏病去世，始终致力于佛教史经画和中外文化交流研究。也有手工技艺突出的工匠前辈，比如窦占彪和李复。宕泉河畔的老先生也有特别高寿的，很多人感到不解，为什么生活条件这么艰苦还能如此高寿？其实原因非常简单，他们的心都很静。一辈子心里只想着一件事，那就是守护好莫高窟735个洞窟。

　　曾经的莫高窟人，有的是杰出的艺术家、有的是敦煌学的专家，他们却曾经被下放农村劳动。段文杰先生下放农村后一度为生产队养猪。没想到，段先生在农村劳动时，不但与乡邻相处和睦，还自给自足，成为远近闻名的养猪专家。据说当地的县委书记为此专程去拜访他。在那样艰苦的境遇下，段文杰依然保持着乐观的心态。该做学问做学问，该养猪养猪，从容不迫。段先生有句名言：“一画入眼中，万事离心中。”这句话是对莫高窟人安贫乐道的人生境界很好的写照。现实名闻利养的诉求和欲望都涤除干净了，也就进入海德格尔所说的“澄明之境”了。

　　一些人把壁画临摹看得很简单，误认为临摹不就是“依样画葫芦”吗？那有什么难的啊？其实不然，要真正把千年敦煌壁画原作的精、气、神画好，是极其艰难、极其不易的！为了保护壁画，是绝对不允许上墙拓画稿，临摹者除了用现成的稿子，都采取打格对临的办法。用中心线找构图关系、研究人物比例，吃准人物特征，对临的难度极大。临摹者的艺术修养、技术水平都可以在临本中得到呈现，不同的人临摹同一幅画绝对不会完全一样。

　　每一个临摹壁画的莫高窟人，都有一种心定神闲的气质，这大概和他们常年的“修行”不无关系。艺术家收藏起自己的个性，忘我地体悟1000年前画师们落笔时的心灵节奏。在排除一切杂念和我执之后，通过日复一日的练习，将古人技法运用自如，最后把古人的东西变为自己的。临摹需要达到的是无我之境。

莫高窟第249窟内景（复制）（图片来源：敦煌研究院官网）

　　临摹，其实是一种去掉执着和妄念的修行。

　　《楞伽师资记》载述五祖弘忍说：“四仪皆是道场，三业咸成佛事。”常书鸿先生忍受家庭离散的痛苦坚守大漠，段文杰先生下放喂猪的从容淡定，樊锦诗近60年守护莫高窟，就是圆融无碍、应物无方的修为，他们用自己的生命诠释了知识分子的高贵。壁画临摹和修复是一个极其缓慢的过程，生命在一寸一寸的壁画修复中逝去；石窟考古研究也是一个极为复杂和艰难的过程，樊锦诗用40年才完成了《莫高窟第266—275窟考古报告》，一代又一代莫高窟人在最艰难困苦的条件下依然淡泊明志，守一不移，心归敦煌。

　　心灵没有归处，人生就没有希望。在这个快速变化的时代里，每个人的心灵都在寻找归处，这就是我要为樊锦诗先生的传记注入的灵魂。一个人如果心灵找不到安顿之所是最可悲的，“我心归处是敦煌”，几代莫高窟人心归敦煌，以他们的青春和生命诠释的正是“坚守大漠、勇于担当、甘于奉献、开拓进取”的“莫高精神”。

　　敦煌莫高窟的保护、研究和弘扬工作，是一个漫长的过程，需要不断地开拓、探索。这不是几代人、几十年所能完成的事情，需要多少代人不断地为它付出，不断地努力。这个事业是艰巨的、复杂的、带有挑战性的，也是没有止境的事业。莫高窟人在艰苦奋斗中凝成的“莫高精神”是令人肃然起敬的时代之光。为了保护莫高窟这座人类绝无仅有的文化遗产，多少莫高窟人甘愿献出了自己的一生，这是莫高窟人留给民族和国家最宝贵的精神财富。

　　（作者：顾春芳，中国uedbet全球体育uedbet让所有玩家提款家协会会员，北京大学艺术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北京大学美学与美育研究中心研究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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