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0月16日，我正在贵阳参加孔学堂国学图书博览会，接到木文同志夫人翟大姐的电话，说木文同志让我到医院去一趟。会议结束后，我即于19日下午赶到北京医院。当时，他正在昏沉中，大姐对我说，从昨晚开始，老宋就有时不认得人了，不知还能不能认出你来。当大姐将他唤醒后问道：“下午有什么事要做吗?”木文同志十分肯定地说：“王涛要来。”听罢，我赶紧俯身到他的病榻前，他侧过身来，给我交代了几件事情，都是关于出版的一些人和事，竟无一件是私事。他曾把自己最后的一部著作命名为《出版是我一生的事业》，他做到了，真地做到了，直至生命的最后时刻。

　　木文同志是1972年调入原国家出版局工作的，他戏称做出版工作是半路出家，但在《八十后出版文存》中又说：“我以出版人作为我的人生定位，自勉‘出版是我一生的事业’，且行且思。”木文同志能够把出版作为他一生的事业，得益于他向我国出版界的先贤看齐而形成的出版价值观。

　　我国近代出版界有两位先贤，即商务印书馆的创始人张元济和中华书局的创始人陆费逵，都留下了弥足珍贵的出版价值观。张元济先生有诗云：“昌明教育平生愿，故向书林努力来。”陆费逵先生曾说过“我们希望国家社会进步，不能不希望教育进步;我们希望教育进步，不能不希望书业进步。我书业虽然是较小的行业，但是与国家社会的关系，却比任何行业大些。”从一个小行业看到大责任，承续大担当，做出大事业，这是我国从古至今从未中断的出版业价值观。木文同志对出版的价值有着深刻的领悟和认知。他曾写过一篇《论出版》的短文，发表在《人民日报》上，文中指出：“英国哲学家波普在他的《客观知识》一书中，曾经做过两个很能拓展人们思路的‘思想实验’。在第一个思想实验中，波普假设在一次灾难中，人类所有的创造手段和主观知识全部毁于一旦，然而图书馆和人类的学习能力尚且存在。那么，他的结论是：世界将很快从废墟中重新站立起来。在第二个思想实验中，波普假设，人类在遭到毁灭性灾难的时候，图书馆也一道化为灰烬，只剩下学习能力。他的结论是：人类将一蹶不振。复兴之时宛如漫漫长夜。这两个‘思想实验’的结论是能够为广大有识之士认同的。”这就是木文同志的出版价值观。我国古代先哲王阳明在阐发他的“知行合一”学说时，特别强调以良知为标准，按照自己的良知去行动，也就是知之愈深，行之愈远，行之不远，亦因知之不深。木文同志的出版价值观是支撑他以出版为一生事业的精神源泉。

　　从1982年出任文化部出版局副局长、代局长到1993年离开原新闻出版署署长岗位，木文同志在我国出版业的领导岗位上工作长达十余年的时间，经历了出版业从计划经济向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转型的重要历史阶段。在此期间，他以对事业高度负责的精神，将中央的精神与出版业改革发展的实际紧密地结合，勤于学习，了解实际，独立思考，在一些事关出版业发展的重大节点上，都能敏锐地观察到问题症结所在，提出具有重要指导作用的思想和见解。

　　1988年，他针对出版业向市场经济体制转型出现的诸多问题，敏锐地观察到两个效益的关系将是我们要面临的长期性、全局性的矛盾，提出了出版工作“既要重视社会效益，又要重视经济效益，以社会效益为最高准则”、“作为自负盈亏的出版社，如果不讲经济效益，也难以实现社会效益;在具体问题的处理上，如果经济效益与社会效益发生矛盾，经济效益要服从社会效益”的深刻见解。27年过去了，他的见解不仅经受住了历史的检验，至今仍然完全符合中央的要求和出版业改革发展的实际。

　　在原新闻出版署刚成立就进入机关工作的年轻人中，我是得到木文同志关心和爱护最多的人之一。我2008年从原新闻出版总署调商务印书馆工作前，专程到木文同志家中向他报告并请教。当听完我有关到商务以后的工作设想后，我以为他会对我讲一大番话，嘱咐今后如何开展工作，谁知他就只讲了一句话：“无论怎样改，商务的品位不能变。”然后，就把话题转向别处了。现在回想起来，虽然仅是短短的一句话，却饱含了老一辈出版家对后辈的殷切希望。

　　出版工作最重要的就是品位，没有了对品位的追求，就既无工作伦理，也无精神魂灵。我在商务印书馆工作只有短短的两年，每当要作决策时，木文同志的话就在耳边响起，丝毫不敢轻率和莽撞。“汉译世界学术名著丛书”是商务最著名的品牌，影响了改革开放以来一代又一代各行各业的精英。1982年，“丛书”出版时，确定的范围是十九世纪与马克思主义三个来源相关的西方学术名著。这在当时是很大胆的举措了。时隔二十多年，“丛书”已经出版了近500种，应该怎样承续先辈们的事业?我了解到，商务历史上最重要的领导人之一陈翰伯同志曾作过调研，日本在明治维新期间一共引进了西方学术名著3000种，根据我国文化建设的需要，他曾主持制定过一个2000种的“汉译名著”出版计划。受此启发，我与馆务会的同志反复研究，提出把“汉译名著”的范围进一步拓展，时限也不再局限于十九世纪，以期把对我国文明提升、社会进步有裨益的西方学术名著借着“汉译名著”这个平台成系统、大规模地向社会推出。经过全国上百位著名专家学者共同论证，我们重新制定了2000种“汉译名著”的出版计划。2009年10月，馆里决定对“汉译名著”进行整理性出版，也就是后来的《汉译世界学术名著(珍藏本)》。为此，我专程去向木文同志汇报。他听了之后，对我们的设想给予了充分的肯定，并要求我提供一些这方面的资料，计划为此专门写一篇文章。他说，这也算对你们继续做好丛书出版工作的一种支持。他在文中这样写道：“应该说，《汉译世界学术名著丛书》取得今日之辉煌，是数以千计的相关学者和出版人对我国思想理论文化建设的重大贡献，也是对已经辞世的胡乔木、陈翰伯、陈原等前辈最好的纪念。”

　　出版界的同志都知道，木文同志退出领导岗位后著述甚丰，有《宋木文出版文集》《中国的出版改革》《亲历出版30年》《八十后出版文存》《思念与思考》和《出版是我一生的事业》等。他写作、编辑这些著作历时近二十年，从古稀之年到杖朝之年，再到耄耋之年。他自己不会使用电脑，全靠一笔一画来写作。据统计，他退出领导岗位后出版的著作，达数百万字，仅《八十后出版文存》就有四十万字。我曾看过他的许多篇手稿，白纸黑字上还有不少红蓝色笔增删修改的内容，真是一丝不苟，精益求精。即使在住院期间，他的脑子也高速运转，有时凌晨起来，和衣而坐，提笔记下思考的心得。为了核对一件史实或数据，他自己多次到原总署的资料室查找档案。我曾经帮他复印过很多的档案材料，那些材料，字号小，墨迹斑斑，让我自己阅读，都是一件很受罪的事，但他为了写出一部信史，硬是一篇篇认真阅读。没有把出版作为自己一生的事业的境界，是不可能做到的。木文同志曾多次对我说过，“我是出版业这三十多年发展的亲历者，又在那样一个特殊的岗位上工作过，有必要给今天的年轻人留下一个真实的历史，至于他们从中能得到什么，就不是我要操心的了。”正如他最好的朋友之一、前《人民日报》总编辑范敬宜同志在看到《八十后出版文存》所写的贺诗所言：“步入书林岁月长，迎来时雨郁苍苍。两鬓飞雪无暇顾，惟欲人间翰墨香。”这确实是木文同志老年著书的真实写照。

　　木文同志退出领导岗位后，用自己参加出版工作的亲身实践，开辟了一个新的境界。他先后主持了《毛泽东评点二十四史(线装本)》《续修四库全书》《中国图书大辞典》和影印文津阁本《四库全书》等具有重大价值的出版工程。记得当年，影印文津阁《四库全书》的策划人卢仁龙同志与我谈起希望有一个德高望重的领导同志来主持这项工程时，我立即想到木文同志。在征得木文同志同意后，我与卢仁龙同志到木文同志家中汇报。他听了详细工作方案后，欣然表示愿意做工作。木文同志并不是虚以应承，而是以他丰富的出版工作阅历、经验和人脉，发挥了别人难以替代的作用。今年5月16日至18日，他专程从海南飞扬州去察看商务印书馆出版的文津阁《四库全书》原大、原色、原样仿制的样品，由于天气的原因，路途上竟花了他11个小时的时间，凌晨5点才到达。他为什么以86岁高龄仍然这样奔波呢?因为他要兑现一个承诺。2012年，这个项目的鉴评会在扬州举行，他不仅参与主持会议，而且在会上表示，等全套原大仿制本出齐之后，“你们一定要通知我，我一定来参加”。当时的情景至今历历在目。

　　康德曾经讲过一段话，大意是：人都在追求荣誉和幸福，这是无可厚非的，但很少有向自己提出是否配享荣誉和幸福的诘问。“配享”在康德的语境中，是成圣的必由之路，也是很少有人能够做到的。在中国出版界，木文同志得到了广泛的尊敬和爱戴，既来自他的同事朋友，也来自后辈学生，既来自体制内，也来自体制外，并且都是发自内心的。我在想，木文同志是“配享”大家对他的尊敬和爱戴的，这完全是因为他把出版真正地融入了自己的生命之中，直至最后一刻。

　　(作者为中国出版集团公司党组书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