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下已越来越没有人愿意沉下心来认真校勘整理古籍，这个危机当然值得关注。同时，中国的典籍虽然浩如烟海，但整个社会阅读古籍的风气却令人担忧。

　　这些年，古籍整理和出版的速度很快、出版数量很大，但真正适合大众阅读的古籍并不多。近年来随着政府提倡中国传统文化进入基础教育，许多出版社都在选编传统文化的普及性读本，据不完全统计，市场上这类读本目前有一千多种。一些匆忙推出的读本装帧设计虽然非常漂亮，但内容却未加斟酌：有的把《弟子规》《三字经》等古代的童蒙读物全盘拿来，直接编入，连宣扬封建糟粕的内容都赫赫在目，完全不考虑儿童阅读的“三观”门槛;有的把长篇巨著进行盲目的删减，支离破碎地拿来以飨中小学生;有的该注的不注、该说的不说，任意“发挥”个人对原文的理解;有的图文不搭配，只求足够花哨以吸引眼球……更多的则是内容上互相重复，千书一面，新意极少。

　　儿童古籍普及出版市场看起来“热热闹闹，红红火火”，其实乏善可陈。成人古籍的普及出版，则连表面的热闹都没有，显得极端冷清。这是为什么?成人的职业、爱好颇为多样、复杂，读者群的口味难以统一把握，这就需要古籍出版物能够满足不同文化层次、不同职业读者的需求。对古籍出版者来说， 满足成年人对传统文化学习的渴求，挖掘传统典籍中篇幅不长、专业性不强的适合大多数成年人阅读的普及本或优秀古籍的节选本，将这一工作做好颇为不易。

　　在全民文言文阅读能力普遍较低、“浅阅读”盛行的当下，古籍整理与出版工作不仅要做好学术层面的专业出版，还需要担负起在大众阅读领域中引导人们重拾古籍、帮助人们读懂古籍的使命，这就需要出版者在浩如烟海的古籍中发掘菁华，防止“深废浅售”的孤陋。做到这一点，不但需要出版方去掉浮躁，不以追求经济效益为惟一的要务，还需要不断培养出既有解读古籍的能力，又有辨识古籍当代出版价值的专业人才。同时，若有民间资本助力优质的古籍普及出版，则将有助于吸引更多有识之士投入到这一事业中。

　　南朝的颜延之说：“观书贵要，观要贵博，博而知要，万流可一。”读书要在大量知识积累中获得“精要”。若要实现这一点，除了需要出版界和教育界的努力，还需要整个社会逐渐形成好学常读的风气，需要人们走出“过盛”的娱乐，沉静下来。当繁忙中“偷得浮生半日闲”时，安静地坐在窗前灯下，拿起一本意趣盎然的古书，在阅读中和先贤对话，在阅读中扩大眼界，体验精神的高拔，那么渐渐地，民族传统文化的菁华便能润物无声地陶冶和修养我们的民族。相信到那个时候，古籍整理专家和古籍出版行家也将获得更多的社会认可，并吸引更多的后来者加入其间。

　　但是，必须意识到，这个阅读风气的到来并不容易，它需要社会合力尤其是有识之士的提倡。在此之前，我们文化出版界一定要多一些眼光、多一些耐心，把文化出版包括古籍出版做精做好。